晏绍祥 芬利与古典世界历史研究

    生平与主要著述

     芬利（Moses Finley，1912-1986）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古史学家之一，初名芬克斯坦因（Moses Israel Finkelstein），1946年才改名芬利。作为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他接受过非常正规的教育。1927年，在他刚过15岁生日后不到一个月时，便以优异成绩从叙拉古大学心理学专业毕业。他最初的意图是从事法律，因此大学毕业当年就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习公法，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当他发现法律并非自己所喜后，放弃了一个大公司法律部的工作，转而参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后转向研究社会学、经济学，吸收了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64-1920）、布彻尔（Karl Bücher，1854-1943）等的理论。在此期间，他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业，在著名古史学家威斯特尔曼（William Linn Westermann，1873-1954）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古典时代雅典土地和信用研究》，并陆续发表书评和论文，同时开始在纽约城市学院任教。在30年代为数不多的著述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芬利对导师威斯特尔曼有关古代奴隶制著作的评论。威斯特尔曼以研究纸草文献起家，专长是希腊化和罗马时代的埃及，主张详尽研究古代有关史料，从中爬梳出有用的史实。芬利则认为，虽然这样做确实可以发现众多的史实，但缺乏真正的理论思考，而且对众多基本问题缺少综合。或许因为两人理论和方法上的差异，当芬利亟需帮助时，尽管威斯特尔曼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地位（一度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而且颇为欣赏学生的才华，却并未施以援手。而芬利在自己后来的著述中，也不免对导师的著作施以恶评，甚至称后者的《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为“学术上的灾难”。
     30年代德国法西斯上台，美国法西斯运动兴起，芬利协助人类学家博阿斯（Franz Boas，1858-1942）等著名学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争取学术自由运动，可能还参与了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在此期间，他研习马克思主义，并与左派知识分子接触密切。二战期间，他在援助苏联部工作。战后，他一度入拉格斯大学任教。但因为他30年代的活动，在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高潮中，芬利和他的众多同学、同事一道受到调查，妻子玛丽也受到牵连。指控他的人中，包括《东方专制主义》的作者魏特夫（Karl Wittfogel，1896-1988）。此人1938年曾受芬利夫妇招待，在芬利家中长期逗留，此时却倒戈一击，指控芬利组织共产主义活动。1952年12月，芬利被拉格斯大学解聘。1954年，在经历近20个月的失业后，芬利接到了英国剑桥大学伸出的橄榄枝，与妻子玛丽愤而移居英国，行前卖掉了他们心爱的福特车，而且明确向朋友表示不大可能再回美国。此后，他一直在学术氛围友好的剑桥大学任教，而且确实很少回美国。1962年，芬利正式成为英国公民；1970年，他接替著名史学家琼斯任剑桥大学古代史讲席教授；1979年，他因为自己杰出的学术贡献，受封为爵士（在英国古史学家中，这是少有的殊荣）。值得一提的是，芬利堪称婚姻生活的典范。他与妻子玛丽相识于哥伦比亚大学，1932年结为连理。移居英国后，玛丽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但芬利一直不弃不离地照顾她。1986年6月22日，在料理完妻子丧事后，芬利回到寓所，4小时后因脑出血陷入昏迷，次日去世。
     芬利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古代希腊史，但他的著作更多的是以整个古典世界为研究对象。自1953年出版《古代雅典土地与信用研究》以来，他写了大批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奥德修斯的世界》、《古代与现代的民主》、《历史的使用与滥用》、《古代经济》、《古代奴隶制与近现代意识形态》、《古代世界的政治》、《古代史》、《古代希腊人》以及一批高质量的论文，还主编了《古代社会研究》、《罗马财产研究》、《古典世界的奴隶制》等著作，成为战后最有影响的古史学家之一，许多观点至今仍被西方学者奉为正统。

     古代世界的政治
        
    芬利对古代世界政治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古代的民主与罗马共和政治上。从60年代初他发表“雅典人民领袖”，经《古代与现代的民主》，再到晚年的《古代世界的政治》，几乎所有的论证，都围绕着古代世界的民主与共和，用芬利自己的话说，是“城邦政治”，就地域范围论，“我唯一关注的是自主统治的城邦，或者有时也关注自称的城邦（不包括君主政治和希腊僭主政治）。这意味着从古风时代晚期——大体上从公元前7世纪中期开始——至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或者稍后的希腊世界，以及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晚期共和国的罗马世界。”从《古代世界的政治》实际论述看，他关注最多的，仍然是古典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和罗马共和政体，几乎所有内容，都围绕着雅典与共和时代罗马的政治生活展开。其他城邦，包括他提到的埃特鲁里亚人城市以及希腊其他重要城邦如科林斯等，则很少涉及。其原因一因为资料限制，我们对它们的内部政治所知甚少，而芬利对古代流传到今天的资料，又抱着比较批判的态度。另外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这些城邦在后来历史的发展中，影响并不是那么显著，且大多可能为寡头统治，不对芬利的胃口。对于希腊化世界的君主国、罗马帝国，以及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各类由君主统治的政治机体，他抱着近乎鄙视的拒斥态度，直接将它们从自己的讨论中剔除：“在‘皇帝之决定即具有法律之效力’（Quod principi placuit legis habet vigorem）的原则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即使只是精神上的，那也只是候见厅的管理而非议院的管理，因而在我的意义上没有政治可言。也就是说，尽管元首政治期间存在议事，但最终的而且实际上不受约束的政策决定权在于一个人，而不在于投票者（甚至不在于组成元老院的区区几百人）。”
    芬利相当推崇古典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其《古代与近现代的民主》就利用雅典直接民主的实例，反驳当今政治学界流行的所谓寡头统治铁律和精英政治理论。他明确指出，雅典人居住在一个大约1000平方英里的地区，其面积和今天英国的德比郡或者卢森堡差不多。而雅典的成年男性公民，在公元前5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从来没有超过4万到4.5万。“这些数量如此之少、且居住集中在小的居民群体中的人，过着一种典型的地中海式户外生活，所以古代雅典是面对面社会的典型，这种类型的生活，也许对我们这些生活在一个大学共同体中的人来说熟悉，但在一个城市的范围内是闻所未闻，更不用说是在国家范围内了。”所有公民居住在一个狭小的地区，而且相互熟悉，是雅典民主不同于近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这种面对面社会所产生的第一个结果，是这些小共同体组成的社会主要使用口头而非书面语言，领袖和群众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主要由使者、公告栏、闲谈和谣言、不同委员会和集会——它们组成了政府机构——上的口头报告和讨论发布。这样一个世界不仅仅是缺乏大众媒体，而是根本就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媒体。政治领袖们因为缺乏能够保密的文件（偶尔的例外除外），也缺少他们能够控制的媒体，因此必然是和他们的选民保持着直接而紧密的关系，所以也就处在选民直接而紧密的控制下。”
    面对面社会所产生的第二个后果，也是更重要的后果，是公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首先，除了几个职员外，古代的民主根本没有官僚机构，国家真正的主权机构，是所有公民都可参与的公民大会。这是雅典民主政治下真正的无冕之王，“对有关战争与和平、媾和、财政、立法、公共工程，总之，有关政府活动的各个方面，享有最后的决定权，它是一个数千人的户外集会，是那些年满18岁、且在规定日子里选择出席的公民的集会。”在公民大会之外，议事会是公民参与的另一个重要渠道。这个由500人组成、每年抽签当选的机构，在雅典国家中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任务，举其大者，包括为公民大会准备决议草案，提出初步的处理意见；主持公民大会，可能还有清点投票和公布通过的决议；接待外来使节并将他们介绍给公民大会；监督公民大会决议的实施；负责官员日常的监督，判决某些司法案件。按照雅典法律的规定，一个公民一生中最多两次可出任议事会议员。尽管它不是雅典全体公民组成，而是每个部落通过抽签选举50人组成，看起来更像全体雅典公民的代表大会，但它并非现代人心目中的代表机构，“雅典人遵循的不是代表原则，而是轮换原则，所以进一步强化了公民大会的直接民主。”由于议事会由500人组成，且抽签选举，极少连任，“在任何一个10年中，30岁以上的公民中，大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曾出任议事会议员，（原则上）服务一整年，而且在该年十分之一的时间里作为所谓的主席团全面履行职责。”议事会担任主席团期间，会每天通过抽签，选举产生一名主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荣誉。“绝对真实的是，每个雅典男孩出生之后，担任公民大会主席的机会，要超过赌徒掷出某个点的机会。”另外，我们不应忘记陪审团。雅典陪审法庭每年会产生6000名陪审员，只要是雅典公民，都有机会当选为陪审员。陪审团负责雅典以及雅典帝国（公元前5世纪提洛同盟存在期间）大小案件的审理；到公元前4世纪，陪审法庭还获得了对公民大会决议的审议权。它在雅典的重要性，在阿里斯托芬的一个喜剧中以搞笑的方式表现出来。当有人向一个雅典公民展示世界地图时，这位公民觉得不可信，理由只有两个：一是雅典在地图上太小，与他心目中雅典国家的地位不相称，另一个，则是他没有看到那里有陪审法庭开庭。如果议事会和公民大会让雅典公民熟悉了国家的日常事务，陪审法庭则把裁决公民以及公民与外人纠纷的权利，交给了全体雅典公民。另外，雅典成百上千的官员，除将军等少数外，绝大多数都以抽签形式选举产生，并且对几乎所有公民开放。这些官职数量不大，地位也并不显赫，但每年数百人轮换，让雅典公民熟悉了国家的日常管理。我们或许还可以补充的一点，是雅典国家绝大多数职位都有津贴，也就是说，一个智力和体力都能够胜任公职的公民，不会遭遇因参与政治而忽视个人事务以至于影响养家糊口。对于以农业为基础、绝大多数公民不过家资中等的雅典社会来说，津贴制确保了公民、特别是贫穷公民对政治的参与。因此，对芬利而言，如此众多的参与渠道，既鼓励了公民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消除了所谓的政治冷淡，也让公民有能力、有资格管理国家。
    所以，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面对面社会中雅典人的文化水平和参政能力。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绝大多数雅典人可能连半文盲都算不上。柏拉图和修昔底德在批评雅典民主时，正是以此为依据的。但是，芬利通过对西西里远征的分析，认为这种观点事实上没有多少根据，因为在公民大会召开之前，公民们已经就相关问题在各种场合进行过讨论和争论；在公民大会中，也不缺少了解相关情况的专家。他们会向雅典公民提出恰当的建议。所以，声称公民大会受到群体无理性的影响，或者指责雅典公民缺乏治理国家的能力，是不了解雅典民主机构运作的实际：正是那些在公民大会中进行辩论和投票的人，将承担相关决议的执行及其产生的后果，他们几乎从出生开始，直到生命的终点，都不断接触国家的管理和政治，对国家事务的了解，远超现代人的想象。这些人肯定既不是暴徒，也不是群氓，而是具有治理国家能力的公民，并且正是在民主政治时代，雅典人击败了波斯的入侵，建立了提洛同盟并长期保持了在希腊世界的领导地位。尽管在与斯巴达进行的大战中遭遇失败，雅典人迅速从战争失败中恢复，公元前4世纪再度成为希腊世界的一流强国。所以，“在我刚刚简单描述的政府体制下，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雅典是希腊世界最繁荣、最强大、最稳定、内部最为和平、文化上最有成就的国家。就关于政体的有效判断来说，这种制度是成功的。”
    以面对面社会理论为基础，芬利对有关雅典人民领袖的看法进行了清理。修昔底德和柏拉图等古典作家给我们描绘的人民领袖，就个人形象论是缺乏教养，就治理国家论缺乏能力，从而导致了国家的衰败，特别应当为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负责。他们的存在，曾经让不少雅典民主政治的辩护人感到难堪。格罗特（George Grote，1794-1871）致力于将他们塑造成民主国家中合法而有能力的反对派，毕竟过于现代化；德国学者霍麦（Adolf Holm，1830-1900）和英国学者琼斯都避开了这个问题，前者强调雅典公元前4世纪的强大和道德的仍然高尚，后者力图证明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仍然稳定和有教养。可是，人民领袖的产生及其功能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芬利则以他对雅典历史和制度的把握，从雅典民主政治的内部运作机制、特别是雅典公民大会的权力、组成、议事程序和决议的通过等方面论证。在他的笔下，人民领袖的存在、内部的派别之争，并非雅典民主制度的痼疾，恰恰是该制度得以运转的保证，是它的基本特征。每次出席公民大会的成分可能会有波动，而所有的问题，又都需要在当天的会议上作出决定，“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到空间的有限，还要考虑时间有限所产生的压力，特别是对领袖（或者未来的领袖）产生的压力。”有时虽然听众的成分没有变化，但是出席者的情绪可能会发生戏剧性的改变。“在这样一个由数千听众组成的户外集会上所进行的赢得投票的辩论，意味着演说，而且是在该词严格的意义上。因此，将雅典的政治领袖称为‘演说家’是完全准确的。”同时，无论是听众还是演说家都知道，当天必须进行表决，而且做出决议，所以“每次演说，每次论证，都必须努力说服现场的听众”。雅典的“领袖们没有任何喘息时间，因为他们的影响只能靠争取，而且是直接地、立刻地行使，这是不同于代表制民主的直接民主一个必然的后果：他们需要亲自领导，还必须承受来自反对派的正面攻击。比这更严重的，是他们孤独地行动着。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助手，政治家们也会相互结盟。但是，这些本质上都是人际联系，经常改变，在通过某一个甚至一系列具体决议时有效，但缺少由政党和官僚支持所具有的支撑或者引导效果……关键在于没有近代意义的政府。当时确有职务和官职，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在公民大会中都不是经常性的。一个人是一个领袖，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或者说在这个词字面的意义上，在公民大会中的非官方身份。他是否拥有那个身份，就看公民大会是否会按照他的愿望投票。因此，他每提出一个建议，他的地位就要接受一次考验。”
    在这种政治条件下，所有的雅典领袖，无论他们是出身贵族，还是出身平民；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也不管他们是否具有能力；如果他们希望获得影响，都必然要赢得公民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引向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即：人民领袖——我是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是雅典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结构性因素。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他们，这个制度根本不能发挥作用。第二，这个词同样可以应用到所有领袖身上，无论他们来自哪个阶级，持何种观点。第三，在一个相当宽泛的意义上，对他们个人的评价不应该根据他们的风度或者他们的方法，而是他们的成绩。”从公元前508年雅典民主建立以来，所有的雅典领袖，都可以说是这样的政治领袖。对于他们，“我们不能采用双重标准：我们不能在赞扬和钦佩它两个世纪的成就时，同时却否定政治框架设计师和政策制定者的人民领袖，或者是这些领袖通过其发挥作用的公民大会。”在这个意义上，修昔底德所提出的、后来不断被近代学者重复的谬论：伯里克利以后的雅典政治家均是蛊惑者，雅典的人民总是被蛊惑者们牵着鼻子走，也不攻自破。
    罗马共和国政治研究长期以来为德国学者统治，自20世纪初格尔泽尔（Matthias Gelzer，1886-1974）的《罗马的显贵》出版以来，中经塞姆（Ronald Syme，1903-1989）的《罗马革命》，到战后的斯卡拉德（H. H. Scullard，1903-1983）的《罗马政治》和格律恩（Erich Gruen，1935-）的《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代》，贵族的庇护制和帮派一直被视为解释罗马共和国政治史的钥匙。
    芬利对罗马共和政治研究的观点主要体现在《古代世界的政治》中。在这部以讨论希腊罗马世界政治生活为主题的著作中，芬利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古代国家的性质、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民众参与的影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作用等多个方面。具体到罗马共和国，芬利首先承认了罗马作为城邦的地位。他借用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等的记载，指出古代作家明确承认古代国家是贵族与大众、穷人与富人冲突的战场，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有强烈的阶级意识。不过他仍然认为，尽管与雅典比较，罗马共和国存在着众多的不同，但它也是一个公民集团组成的城邦，具有城邦的一般特征。因此，在他的笔下，古代西亚、埃及那样的君主专制地区，元首制下的罗马帝国，都不大可能存在政治，那里虽然存在着讨论和争论，但最终的决定权属于某个君主或者个人，不是选民。但在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尽管两者在领土、制度、社会结构、内外政策诸多方面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但那里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具有约束力的决定是通过讨论和论争，最后是投票决定。”“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民众参与，因此政治领袖们，不管他们是谁，也不管他们如何获得地位，都被迫不仅在他们内部操纵，而且进行其他操纵，以获得民众对他们各种意图的支持。这就是政治，历史学家倾向于强调公民大众缺乏主动性，并据此得出结论说，因此他们‘实际上’无足轻重，是回避了全部的问题。”
    民众参与决定了罗马政治与希腊政治的相似。由于民众的广泛参与，像雅典等希腊城邦的政治一样，罗马领导层的政治活动是一种全职活动，一种生活方式，精英阶层需要为了赢得支持展开疯狂竞争；民众对政治的影响，尽管因为参与受到多重限制无法发挥有效作用，但罗马公民通过上街、游行、骚乱和暴动，能够向精英阶层施加压力。在那里，因为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利益分野，像在雅典一样，存在着因为具体的利益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冲突。即使是罗马史学家一般认为相对平静的时期，即公元前200-前167年，不管是在精英内部，还是在精英和大众之间，都发生着或者激烈、或者缓和的冲突。所有这些冲突，也不都是精英阶级内部的争斗，而有着等级和阶级利益的纠葛。事实上，在任何一场有穷人参与的政治冲突中，总有土地和债务问题卷入其中。候选人之间政纲上是否存在本质性的不同，在芬利看来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只要选民认为某人的当选可能对他的利益产生影响，并据此投票，就不能说不存在政治上的选择和斗争。公元前2世纪初罗马对酒神信徒案件的处置，表明在罗马同样存在着众多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意识形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古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战争构成了生活的一个常规部分。因为精英阶层为了缓和民众的不满，不能不照顾民众的需要。而在当时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只有通过成功的战争，将贫穷公民送往他处殖民（或者用其他名目安置），才有可能。所以，古代扩张最为成功的两个国家，即罗马和雅典，也正是内部政治最为稳定的两个国家，并非巧合。
    不过，芬利更加关注的，似乎是雅典与罗马之间政治生活上的差异。罗马国家疆域过大，人口太多，不足以成为雅典那样一个面对面社会；虽然有成文法，但法律的解释从未民主化；贫穷的农民需要国家支持，但罗马从无雅典那样的公益捐助制度，也不曾给公民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导致贵族庇护盛行；罗马的官职从无薪给，且是选举而非抽签产生，穷人无力问津也根本没有机会和能力出任；罗马虽有民众大会，但元老院未经民主化改造，是个精英阶级的集会；公民大会受到高级官员控制，且无对高级官员问责之权，致使民众对政治的参与受到严重限制，罗马人民只能通过非制度的途径例如街头骚乱等，偶尔发挥作用；宗教崇拜为精英阶层控制，成为操纵政治的工具。上述种种，让罗马共和国从官职到政治都被精英阶级控制。如果说希腊的灭亡完全是因为弱小的城邦与强大的马其顿不在一个等级上，罗马共和国的灭亡，则源自它制度上的弊病。城邦结构不适合统治帝国，并不足以说明共和国的灭亡。更重要的是，罗马征服与剥削的成果为一小撮显贵独享。庞大的资产，在增加了斗争筹码的同时，也强化了精英阶层的傲慢，最终让领袖们愿意向罗马进军。另一方面，作为共和国支柱的公民，却发现从公元前2世纪中期开始，付出与收益日益不成比例。战争日趋激烈，兵役成为穷人沉重的负担；国家夺得的土地飞速增多，可是，公有地的分配与殖民却停止了；贫民处境急剧恶化，国家却不曾采取任何措施缓解。于是，成千上万的罗马公民和意大利人情愿追随将领，以获取他们无法从国家得到的救助，也愿意为了他们的领袖，像对罗马的敌人作战一样，与其他罗马军队厮杀。此时的政治对于民众而言已经不再具有工具效用。只是斗争最终的结局，不仅是共和国的终结，也是古代政治的末日。
    毫无疑问，芬利有关罗马共和国政治的讨论，虽然因其总体史方法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但显然受到布朗特（P. A. Brunt，1917-2005）等的影响，而且20世纪后期以来对罗马共和国政治性质的讨论，主要也为布朗特、米拉（Fergus Millar，1935-）和塞姆等的观点与方法左右。大量著述都从他们设定的前提出发，以证明罗马政治或者民主，或者寡头，或承认罗马制度中具有民主因素，但受到社会结构等因素的严重遏制。不过，芬利有关罗马共和国政治的讨论，在恢复了罗马共和国作为城邦的地位，承认其具有民众参与因素的同时，强调了罗马政治斗争的阶级和等级性质，并在比较中彰显了罗马政治的贵族特性。像其关于古代经济与奴隶制等的著述一样，芬利注重从整体来把握罗马政治运作的制度、社会结构内涵，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其关于古代国家阶级特性的论述，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正是在芬利等的影响下，古代罗马共和国政治生活的研究再度活跃起来，而罗马政治的阶级和等级利益，也再度回到罗马政治的讨论中。
    作为剑桥大学古代史讲席教授，也作为20世纪后期英美最有影响的古史学家，芬利对罗马共和政治的研究受到学术界普遍重视。在列举那些批评塞姆人物志方法和冰封寡头体制论的学者时，诺斯（John North）首先提到了芬利，接着是德圣克罗瓦、米拉、霍普金斯，尤其是布朗特。在诺斯笔下，这些人都是“重量级史学家”，他们勾勒出的新的罗马共和国政治生活“更加具有现实色彩，也更加有趣”，对传统的冰封寡头论形成了真正的挑战。尽管诺斯批评的重点是布朗特和霍普金斯，但芬利有关雅典与罗马差异的论述，仍获得诺斯首肯。而在新近出版的关于罗马共和国政治的论著中，尽管罗马共和国政治中的民主因素得到不同程度的承认，但芬利关于雅典与罗马之间差异的论述，似乎更受人青睐。莫斯坦因-马科斯（Robert Morstein–Marx）和莫瑞特森（Henrik Mouritsen）等人从实际政治运作的角度揭示了精英阶层对民主因素的具体限制，在很多方面可以视为芬利论证的发展和具体化。正是在布朗特、米拉和芬利等人的冲击之下，冰封寡头理论开始动摇，罗马共和国政治生活复杂性的一面，更准确地说，是罗马政治的城邦特征，获得了更深入的探讨。因此，最近30年来罗马共和国政治史研究的进展，与芬利的贡献不无关系。

    关于译文

    本书的翻译，由我们共同承担，其中黄洋承担第1-3章，晏绍祥承担第4-6章以及索引。两人各自完成译文后，相互校正。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忠实于原文，传达出作者的原意。尽管如此，芬利行文的简约和高度的概括性，仍让我们颇为困扰，译文中难免留有不少不够准确甚至错误之处，恳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本书翻译过程中，多年好友王明毅兄帮助联系版权和出版事宜，责编杜廷广、郑殿华先生负责编辑和排版等具体事务，为本书的最终面世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对上述各位的帮助，两位译者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