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源头，民国学人的代表作已日渐有了“原典”的意味，影印、辑佚、校订甚至汇校等原本多用于传统典籍的整理与出版方式，如今也延用于这些“现代学术经典”身上。商务印书馆之前曾出版了一套意在系统梳理本土百年现代学术源流的大型丛书，名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正体现了其日益“经典化”的趋势。这些学术经典的视野和论断常不受限于学科专业划分，更有通人之识；其论述形式则丰富多样，中西古今皆采。也许正是因此，今人重读其中一些学术经典时，觉得更可亲近，不会被各种专业的门槛和术语拒之门外。

    民国学术元气淋漓的面貌与大师们做学问的方式密切相关，近日商务印书馆推出一套名为“碎金文丛”的精装小丛书，与“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相互映衬，意在展现民国学人的学术历程和治学细节。丛书取名“碎金”，依其“出版说明”所言，便在于“辑零碎而显真知”。若说煌煌百余种“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是学者们正襟危坐写就的经典，则“碎金文丛”就是这些学术名家随性挥洒或点滴积累的小品文章，可视作酝酿这些经典的“学问碎片”。

    “碎金文丛”第一辑选目共有六种，分别为常任侠《东瀛印象记》、陈达《浪迹十年之行旅记闻》和《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潘光旦《逆流而上的鱼》、杨联陞《哈佛遗墨》（修订本）、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其中内容各有侧重，既有治学随笔、学林散记，也有日记书信，多为后人精心整理或坊间经年未见的文章与著作。学问一事，见微知著，即便是片言鳞爪，也自成其浑然一体。以现在的眼光看来，札记、书信、日记这些论学方式有其自足的意味，更是于碎片中透露出学问的路径与细节，钱锺书先生便将自己的读书笔记题为“碎金”，凸显其特殊的价值，更有学者认为这些零碎的读书笔记“散发出无定向、碎片化的后现代气息”。

    曾多年担任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的陈达，特别强调日常记录的重要作用：“如果不记，有许多事物，就变成过眼的云烟，不留痕迹，以后再无研究的机会”；而且更赋予其日记于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凡是我所注意的人与事、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事的关系、事与事的关系，往往含有社会学的意味。我的观察与思想，有时候不知不觉地入于社会学的领域。”收入“碎金文丛”的《浪迹十年》便是陈达先生的笔记体日记，此书记录了其于1934至1945年间的经历与见闻，尤其着重于对当时社会环境与地情民俗的观察。其上半部《浪迹十年之行旅记闻》可视作陈达学术代表著作《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的田野考察笔记——后者因多有亲身的见闻、系统的考察和丰富的一手材料而享誉社会学学界。“行旅记闻”记载了作者对于国内的粤东、闽西和国外的东印度群岛、马来西亚、暹罗与中南半岛的考察经历，从中不仅可了解《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的写作背景和成书历程，更有关于华侨与移民的多面细节。此外，这本书的另一看点是作者1935年在苏联的见闻，此时苏联是作为一种国家道路选择的可能，进入学者视野的。作为社会学家，陈达教授对于苏联的观察，多着眼其机构的运作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记录朴实细致，富于细节。

    而陈达先生的《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则叙述其告别清华园，辗转至云南主持联大社会学系的日子。不仅讲到联大的生活与研究，也旁及对昆明、蒙自与呈贡的点滴观察，生动记录下艰难岁月中的弦歌不辍与风土民情。可以说，这是一份关于西南联大校史的珍贵记录。且由于陈达时任联大社会学系主任，故其对联大的记录更为平实，也更多社科学者角度的观察。在这些日记中被当作“研究素材”记录下的零星片段，在今日看来，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亦可追索一个学者的学问轨迹。

    书评，亦是一种寻常却又特别的学问表达。海外汉学家杨联陞先生，既有《东汉的豪族》这样的经典论文，亦因学术书评而驰誉于学界。学者葛兆光称撰文提到学界称其为“学术警察”，便是因为他经常写作严格而客观的学术书评，对学界的各种著作进行评论，而刘子健更是认为“他最精彩的学问，多半见于他写的书评” 。杨联陞用英文写过几十篇书评，评论对象多是知名学者的代表著作。这些书评或具书评意味的随笔涉猎广泛，除去其专长的领域之外，更遍及考古、地理、官制、文学、哲学、书画等方面，祛疑纠误、鞭辟入里，其价值实不在正规论文之下。《哈佛遗墨》一书中便辑录了其精彩的序跋与书评，此外书中还收录了他的一篇《书评经验谈》，文中直言道：“许多人认为书评不重要。我则以为一门学问之进展，常有赖于公平的评介。”书评的特别之处，在于需做判断，对于文章著作的推进与不足皆需直言，尤其是后者，从中最可见学者的眼光，从杨联陞先生评骘他人著作的文字中，正可一窥其对于学问的理解与衡量标准。

    民国学者利用大众媒介、同人刊物等现代媒体发布研究成果以及相互评论，已渐成学术界的常态做法，如顾颉刚便利用《歌谣周刊》征集和研究孟姜女故事。而时评也是学者观察社会、参与讨论同时也砥砺观点的一种方式，尤其对于社会学科的学者而言，更是一种较为重要的问学途径。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因其对于社会潮流保持着清醒反思，见解深入独到，而被后世学者称为“反潮流英雄”。“碎金文丛”所收《逆流而上的鱼》中便辑录了其发表在《华年》周刊的大量长短评佚文，分析“青年独身”、“儿童公育”、“老妇殉猫”等社会现象，阐发了其思考——“时代潮流里的事物未必尽是，社会遗传里的事物也未必尽非。”这种论世与论学兼而有之的文字，在数十年后读来仍能感受到作者的洞察力。

    除此之外，“碎金文丛”中另两种也别具风格：《东瀛印象记》最值得一读的是常任侠先生于1935至1936年间留日时期的日记。这些珍贵的文字细致地记录下其读书观艺生活，同时也反映出留日学生的求学环境，如其学术团体、演剧活动，与导师交往的种种细节。而《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则是李长之先生探讨中国文化走向的文章集。由五四运动、儒家传统、大学精神等问题切入，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是以一个饱学之士理智的研究，加上爱国的热情，又稍带些许天真和浪漫来谈中国的文化。

    这些问学于微的学问碎金，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在那段缔造中国现代学术的“轴心时代”，除了体系严整、卓见频出的鸿篇神作之外，还有这些闪耀于细处的灵光与妙思，而它们，正是经典的序曲或别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