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那言语有如小剂量的砷

    四九年以后的大陆汉语有三多：政治词语多，战争词语多，脏话粗口多。用这些词语说话作文，就出现了另一多：套话多。套话意味着某些词语的重复，词语的重复意味着词汇的减少。词汇的减少意味着语言的贫乏。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的贫乏等于思想的贫乏。有趣的是，这一双生并茂的贫乏之树，竟然生长在浪漫主义的沃土之上。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德国语文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对此做了精彩的论述。而维舟对此书的评论，则令人叹为观止。(启之：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语言从不客观。毕竟，它总是某一社会的人用以认识世界和自我的工具，正折射出那是怎样一群人。是故极端的年代必有与之相对应的语言，在那黑暗的时期，每日的言语都已渗透着极端的思想，毒化着所有人的神经；这种渗透是如此难以察觉，以至于与之抗争的人们，有时竟也在不知不觉中使用着同样的言辞。

    纳粹最隐秘的武器

    《第三帝国的语言》并不是一部语言学著作，而是批判之书。虽然谈的是纳粹时代那一个个特定的词汇，但其真正审视的乃是言辞背后所隐现的政治思想，并由此让人意识到：纳粹的遗毒实际上甚至比德国人自己愿意承认的还要深。这一惊人的努力正极好地体现了战后德国“去纳粹化”进程中的那种主导精神：忏悔、批判与反思。从这一意义上说，与纳粹的真正诀别，需要重建一种完全不同的德语。

    写这本书，对作者维克多·克莱普勒而言具有双重意义：这既是他作为语文学者的研究，也是他维持自我认知的办法，因为，作为一个犹太人，如果不是将那些纳粹言辞客体化审视，他将丧失自己的自觉抵抗。在这里，分析就是去魅和解构：那些听起来充满决绝和攻击性意志的第三帝国言辞，在语文学的分析中暴露出它们贫瘠的本质，不再令人畏惧，反倒显得可笑而无趣。

    可能是犹太人的身份所赋予他的特殊敏感(毕竟他是这些语言的直接攻击对象)，克莱普勒从最初时刻起就意识到纳粹的上台带来了一套特殊的词汇。概言之，那是一种充满斗争意识、强调攻击性和意志力、致力于整齐划一和极度服从的语言。希特勒着力培养一种强健体魄而惧怕、仇恨思考(那意味着怀疑精神)的气氛，纳粹文化中的英雄无一例外都是金发碧眼、体格强健、目光呆板而坚决，“表达了一往无前的冷酷的决绝和夺取、攻占的意志”。和那时的招贴画一样，描述这些意志的词汇也充满了象征符号：“人民”(Volk)、“英雄的”(Herorisches)、“战斗的”(kmpferisch)、“凌厉的”这类词汇被大量滥用，总体使得德国人的每一个生活场景都体现着军事的英雄精神和战斗形态，国民生活完全被纳入到战斗的轨道上来，鼓吹一种不顾一切蔑视死亡的态度和所谓献身精神。而在语言的表达上，则使用一种煽动性和对抗性极强的、激烈到几乎痉挛的吼骂，仿佛演说是要将对手彻底打垮而非讨论。

    很多人并未意识到，语言是纳粹主义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希特勒和戈培尔，正是通过将谎言重复一千遍，才使其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所接受，进而将其转变为志愿行刑人而非批判者的。一如书中所言，“纳粹主义是通过那一句句的话语、那些常用语、那些句型潜入众人的肉体与血液的，它通过成千上万次的重复，将这些用语和句型强加给了大众，令人机械地和不知不觉地接受下来”，普通的德国人“没有一位是纳粹，但是他们所有人都中毒了”。确实，即便在战后反法西斯主义的讨论与集会中，德国人仍会不自觉地使用“战斗的”这类词汇，沿袭着原有的思想套路，没有人逼他们这么说，只是多年来那种政治文化中“小剂量的砷”已使他们脱口而出都是这样的词汇，以至于反纳粹时竟然也会用上纳粹的措辞方式。

    这些当然都是犀利的批判，不过奇怪的是，克莱普勒似乎并未解释德国人是如何接受这些语言的。他每次谈到德国人不自觉地运用纳粹语言时似乎都感觉他们不可思议，或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也无法理解何以充满怀疑和批判精神的柏林人会接受这一套的(“我至今无法搞懂纳粹主义是怎么在柏林成气候的”)。这奇怪吗？并不。希特勒和戈培尔那些鼓动性的极端言辞固然是有毒的，但那必定也是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德国人有这些言语适合生长的土壤，才能使整个德国都顺从地使用这套语言来思考和言说；和强加的暴力不同，语言的使用必有赖于人们的主动认同。第三帝国的语言与其说一场诱骗、蒙蔽和洗脑，不如说是一场共谋。

    真相或许是：德国人并不像他所设想的这么天真无辜和被动。1934年戈培尔就曾说：“我们必须说人民懂得的语言。想要向人民说话，就必须像马丁?路德讲的那样，投人民之所好。”第三帝国的语言只遭到如此微小的抵制和反思(否则本书也不会那么可贵了)，原因之一在于它正是“人民”所想听的。然而“人民”为何没有普遍抵制和反省？——这个问题或许显得有些无理和苛责，因为真正的“批判性思维”实际上远比我们以为的难以做到，那意味着要不断将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当作客体来反思。即便是作者又何能例外？他在第三帝国时期所具有的那种批判锋芒，在东德度过晚年的时期里就未曾再现，那时他像许多人一样使用着党的宣传套话。

    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语言

    第三帝国的语言仅仅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但其呈现的原理却几乎适用于所有社会。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赖于其特定的语言来表达自身，因此它的语言本身就呈现出了那是怎样一个社会。说实话，如果第三帝国的语言不是那样，那倒要令人震惊了。

    如今人们常常将第三帝国视为一次变异、一个插曲，仿佛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基因突变”，是极其反常的罪恶，因而难以相信“正常”的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黑暗时期。然而正如《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所言：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意外，而是其必然的逻辑结果。第三帝国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它的许多特点并非仅仅只是纳粹德国的特点，而是现代许多政治语言中常见的特征。那种言必称“人民”、“世界”、“历史性意义”、“无条件服从”、“满负荷运作”、“战斗”、“英雄”的说辞，并不完全是纳粹的发明，也未随着其败亡而消失。

    正如诺伯特?伊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曾说的：“每当人们突然对一种语言中的某些词汇感兴趣，特别是像‘礼貌’这样的注定要进入人们生活中的、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概念，几乎总是意味着人类生活本身的改变。”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一种新的语汇得以诞生，一种强调毫不妥协的斗争、破坏、狂热、服从、与集体一体化的献身精神的语言。如果说第三帝国的语言是贫瘠的、压制独立思考的，那大概正是源于这种误入歧途的革命浪漫主义。

    在《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关于现代资产阶级根源的研究》中，保尔?拉法格也说过，急骤的社会变化必然使语言也经历革命，“革命摧毁了旧制度以后，不在路易十四朝的文学中有所革新，或继续用那一时代的语言，两者同样是不可能的。”法国革命时梅西耶说得更明白：“为了更好推翻事物，人们先推翻了语言。”而在革命的高潮过去之后，那些词汇又再度受到批判和清洗：“人们组织起来驱除某些词和词组，这并不是文人们的一种天真的消遣，而是一件政治工作；人们致力于在语言以及在哲学、宗教、风俗中消灭革命的任何痕迹。……词的年龄是没有多少关系的；只要它们曾被革命者使用过，它们就犯了嫌疑，就被审判和定罪。”(拉法格前引书)

    法国革命在政治语言引入了一种现代体验：在总体战和不断革命的激情中，将个人生活完全政治化和军事化了。波德莱尔早就指出革命的遗产之一是法国人对于军事隐喻的热烈偏好：“在这个国家每个隐喻都长有八字须。文字的军事学派。驻守堡垒。高举旗帜……更多的军事隐喻：战斗的诗人。先锋派文学家。这种喜好军事隐喻的弱点是一些人的标志，这些人自己并非军事家，却是为纪律而生的——也就是说，是为服从而生的——这些人天生驯顺，这些只能穿着军装思考的比利时种马。”这种对战斗和军事隐喻的偏好，几乎遍及此后的任何一个革命政权。苏联就认为在世界革命改变人类社会基础之前，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其语言中也尽是战争的隐喻：“生产战线”、“工业化的战斗”，诸如此类。

    必然随之而来的是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生活及其隐喻，强调有组织、有计划的整体工作，而其核心隐喻则是机器，一如列宁强烈批评任何不能在社会民主的“巨大……机器”中像小“齿轮”和“螺丝钉”一样发挥作用的文字活动；而党组织本身和政府也常被直接隐喻为“机器”。既然强调“螺丝钉精神”，那么政治家有时也就成了“工程师”和“设计师”。

    在现代中国史上，“在政治言论充满斗争和变节的隐喻色彩时，共产党攻击国民党‘丢掉’了五四传统，国民党则攻击共产党‘夺走’了五四的果实”(《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更不必说我们也习惯于那些战争和暴力隐喻：“统一战线”、“全国各条战线”、“拳头产品”、“占领市场”，当然，甚至还有“手机中的战斗机”。1958年毛泽东曾强调要把“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支持和赞赏河北省徐水县委推行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那并不奇怪，因为这三句口号确实就是这一政治逻辑的高度概括。

    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语言，否则它如何呈现和表述自己？我们这个时代也并不例外。这些年，汉语中连以往最私密的感情领域也已被经济学词汇渗透，那正是市场经济合乎逻辑的结果：有父母对子女的“感情投资”、家世一般但前途不错的男生被未来的岳母视为“潜力股”，更不必说还有“婚姻市场”。至于那些早先还不存在或无以命名的社会分类，如“凤凰男”、“孔雀女”、“剩女”、“白骨精”、“白富美”、“高富帅”、“土豪”……也都纷纷浮现，即此也不难窥见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动中的、日渐多元化的社会。正如克莱普勒所说的，语言能使掩饰的东西昭示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