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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陈翰伯#之四 方厚枢:为辞书出版事业的繁荣竭尽心力的陈翰伯
2014-03-14作者:方厚枢新闻来源:商务印书馆官网浏览人次:414

    陈翰伯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2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依然十分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翰伯同志从事新闻出版工作50年,他从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到顽疾缠身的暮年时光,半个世纪内为党和国家的新闻出版事业作出了许多贡献,也历经风雨磨炼和许多坎坷,在“文革”中更受到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残酷迫害,但他始终坚韧不屈,保持一个战士的本色。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批图书被封存禁售,广大青少年无书可读,小学开学,连一本小字典也没有,各方面反映十分强烈。翰伯同志到国家出版局工作后,了解到辞书工作的一些情况,他根据周总理1971年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出词典工具书的指示,计划制订一个较长时期的辞书出版规划。他首先找陈原商量,并得到出版局主要领导徐光霄的支持。于是1974年7月正式组织了一个班子。参加小组的人员从商务印书馆和局出版部抽调,我也参加了这一小组。10月下旬,翰伯同志率小组和从商务印书馆辞书编辑室、北京大学中文系借调的曹先擢等共9人,到上海部分高校和出版社进行调查,返京后又在北京继续调查,先后召开30多次座谈会。

    当时,由于“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极左思潮泛滥,人们的思想是非被搞乱了,什么“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词条”,“将帝王将相、陛下、太监、僧侣等词汇统统从词典中清除掉”,“让词典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教科书”等等,盛行一时。翰伯同志对那些极左口号完全持否定态度,但囿于当时的形势,不能公开表示反对和指责,只能婉转地引用周总理批评词典工作中的极左思潮的多次指示进行正面引导;同时更加强了要召开词典规划会议的决心,便组织小组起草词典规划会议文件和制订规划初稿。1975年3月22日,国家出版局会同教育部联名向国务院写了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的请示报告。这份报告经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圈阅后,最后送到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处,于3月26日批准。会议于5月23日至6月17日在广州东方宾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有关部门和13个省、市的文教、出版部门,高等院校的负责人和专业工作者,还指名邀请了工农兵和老专家的代表共115人。

    会议的重点是讨论制定一个中外语文词典十年(1975—1985)规划。会议的规划组由商务印书馆的朱谱萱、朱原和我三人负责,两位老朱在商务负责词典编辑工作多年,在北京时已做了充分准备,也了解词典的编写单位和读者需要情况,因此对于制定中小型中外语文词典和大型外语词典的规划心中有数,又了解了会议各方面代表的反映,制定好规划并不困难;中文大型语文词典规划方面,《辞海》、《辞源》的修订已不成问题,除此之外,还要不要再加上新编更大规模的《汉语大词典》(以下作《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以下作《大字典》)的规划,谁能承担?对此,我们心中并没有多少把握。我向翰伯同志请示,他明确表示,现在称王称霸号称世界上最大的两部中文大词典,一是日本的《大汉和辞典》,一是台湾省的《中文大辞典》,而我们大陆没有,实在脸上无光。我们应该下决心非赶上去不可,这次订词典规划是难得的机会,应该写上去。规划草案经会议讨论后,湖北、四川出版、教育部门的代表主动表示,愿意由两省协作承担《大字典》的项目。而《大词典》的任务则迟迟定不下来,华东几省的代表表示这一任务非上海莫属,如果上海愿意牵头,江苏、浙江、山东、安徽四省愿意参加协作编写,上海的代表则表示要回去向领导请示再定。因此,会议结束后,国家出版局于7月16日向国务院上报的会议报告和词典十年规划(草案)中,《大词典》的“承担编写省市”和“编者”两栏还是空白。

    列入规划(草案)的中外语文词典共160部(其中汉语31部外语129部),国家出版局关于座谈会的报告和规划,经国务院批准,于8月23日下发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国务院各部委,要求各方面加强协作,力争提前完成规划中提出的任务。


   


    词典十年规划经国务院批准后,翰伯同志有一个全盘考虑:先抓汉语词典,其中又着重抓影响较大的《辞海》、《辞源》、和《大字典》、《大词典》,并指定由我负责和几部词典的编辑部或出版社联系。这几部词典中,除《辞海》的修订已由上海在抓外,《辞源》由陈原同志抓,《大字典》由许力以同志抓;《大词典》的难度最大,翰伯同志决定由他亲自来抓。国务院文件下达后,我立即与华东有关省、市联系,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安徽四省一市均同意协作进行,于是1975年8月底,翰伯、力以同志和我立即到沪,于9月1日至5日在上海大厦召开五省、市出版、教育部门的负责人会议,就协作编写《大词典》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商定了大词典的启动计划,决定先以《大汉和辞典》13卷为分工依据,编写力量较大的省、市各分2册,力量较小的省分1册(后来福建省也参加),回去后各自组织力量,按照所分的部首,先从收集资料入手。

    翰伯同志早已明确告我,《大词典》的赶超目标是力争超过《大汉和辞典》和《中文大辞典》,各省的工作开始后,第一步工作是将这两部大辞典的词条一一剪贴制成卡片,以便进行研究;还要从古今大量书籍中收集第一手的词汇资料,这就需要许多古籍的索引(如燕京大学的《引得》等),其中不少书要从台湾省以及日本购买,当时因这方面限制较严,外地向外文书店订购,时间既慢也不易完全得到保证供应。为此,翰伯同志和有关图书公司商量,由国家出版局统一办理,首先保证承担任务的各省、市均能供应两部《大汉和辞典》和《中文大辞典》。日本出版有许多汉文古籍索引,由各省、市开列书单,交我统一办理订购。于是一个时期,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跑图书进口公司,订购的书到后,再分别打包托运,保证各省、市编写组的需要。

    《大词典》是在没有主编的情况下匆忙上阵的,最初五省一市建立了一个编写领导小组,由翰伯同志任组长,五省一市各有一位副组长和一位副主编;上海和各省各设一个词典办公室。由于缺乏组织大型词典编纂的经验,参加编写组的同志多数来自高等院校,地点又很分散,队伍逐渐扩大(1976年6月已有19个编写组200多人,到1977年上半年发展到55个组1000多人,特别是福建省在收词阶段大搞群众运动,人数增加最多),许多人从未编过词典,加上组织工作难免考虑不周,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于是各种议论纷纷传来。也有人称这是搞“人海战术”,“花钱如水”,结果将是“少慢差费”;有的热心人士甚至有每条词条要花多少多少钱的估算。翰伯同志听到这些议论后说:“我们现在没有一支现成的词典编写队伍可用,只能一边学习、一边培养。有缺点不怕,知错即改,在实践中前进。”并在各种场合给编写组同志鼓劲,劝大家不要泄气。1977年9月在青岛召开《大词典》第三次编写工作会议,翰伯同志关照同时邀请《辞海》、《现代汉语词典》和《大字典》等几部兄弟词典的负责同志到会介绍经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也应邀派人参加。翰伯同志在会议开始时作了报告,回顾几年来的词典工作情况,鼓励全体同志共同努力,迎着困难上。就在作完报告中间休息时,突然发现他的嘴角歪斜,言语不清,急忙送他到医院住院治疗。我即与北京联系,许力以同志当夜乘车于次日赶到青岛主持开完会议。

    翰伯同志的病经诊断为脑血栓,但他不愿长期休养,返京后在医院小住后即出院继续忙于工作。1978年7月后,他被国务院任命为国家出版局代局长,为出版工作的拨乱反正日夜辛劳,但他在百忙中仍然记挂《大词典》的工作,此时他念念不忘的是要为《汉语大词典》解决主编和在上海建立编纂处两个大问题。

    经过几年的努力,《大词典》已积累300多万张资料卡片,进行了两次试写,从1978年底转入释文编写阶段。整个工作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很突出,迫切需要在上海建立编纂处。翰伯同志经过一番思考,决定到中宣部先向廖井丹副部长详细汇报情况,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同时给已到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同志写信,将编写《大词典》的由来和几年来的工作情况,目前存在的紧迫问题以及在上海建立编纂处的必要性等于1979年5月15日上报,没有想到耀邦同志第二天即作了批示:“原则同意,请努力进行。”翰伯同志和我立即乘机到沪,先与上海市出版局的领导会商,后又与上海市委主管文教的负责同志面商,顺利地解决了在上海设立《大词典》编纂处的有关事项;紧接着在苏州东山宾馆召开五省一市编写领导小组会议,商议下一步的工作。这就是《大词典》发展史上被称为“青黄不接,东山再起”的由来。

    1978年底,中宣部部务会议研究1979年建国30周年庆祝活动,部领导提出,上海的《辞海》修订情况如何,能否于明年国庆前出书?中宣部出版局于当日中午给国家出版局打电话询问,下午上班后我即向上海辞书出版社负责同志询问此事,很快得到答复:上海市委决定以《辞海·未定稿》为基础,加速修订,确定于1979年10月1日前出版,向国庆30周年献礼。接着,《辞海》编委会采取“大协作、大集中、大会战”的紧急措施,日夜奋战,到1979年5月已胜利在望。翰伯同志心中早有一个愿望,认为在《辞海》修订工作中起关键作用的常务副主编罗竹风同志是《大词典》主编的最佳人选。为此,特地登门拜访罗老,说明来意,恳切期望他能在《辞海》工作告一段落后出任《大词典》主编。在得到罗老首肯后,立即与上海市委商量,也得到同意。于是《大词典》的主编和编纂处两大难题都得到顺利解决。随后,组成了由五省一市72名汉语学专家、学者组成的《大词典》编辑委员会;1980年又聘请吕叔湘先生为《大词典》首席学术顾问,聘请王力、叶圣陶、朱德熙、张世禄、张政烺、陆宗达、陈原、周有光、周祖谟、俞敏、姜亮夫、倪海曙、徐震堮(按姓氏笔画为序)13位全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为学术顾问,组成了《大词典》学术顾问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也经上海市委批准,于1980年1月1日成立,有70人的编制,作为《大词典》工作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和学术顾问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从此,《大词典》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翰伯同志在抓辞书工作的过程中,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1978年春,国务院转来邓小平同志的一份批件,指示落实《藏汉大辞典》的出版问题,同时附来张怡荪老先生一封长信。信中说,他早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后任清华、山东、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20年代末期,他看到研究西藏文化的著作多为英国、印度等处国人所著,中国人很少研究,就立志要编一部《藏汉辞典》,为沟通藏汉文化、研究西藏的学者提供方便。他于1928年在北京开始学习藏文,以后到成都创办西陲文化院,至1945年编成《藏汉辞典资料本》10册;解放后继续努力,1958年还亲赴拉萨作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只流传在口头、不见诸经传的藏语词汇,1962年返成都着手编纂《藏汉大辞典》,但“文革”中辞典和本人都受到批判,工作被迫中断。1977年底,他给方毅副总理写信呼吁,方毅、乌兰夫同志阅后,将来信转报邓小平同志处,小平同志批示应予支持,交国家出版局妥善处理。

   翰伯同志看信后很受感动,即和国家民委联系,决定为这位一辈子为《藏汉大辞典》作出不懈努力的可敬老人完成夙愿。于是,翰伯同志和国家民委萨空了副主任一起到成都,和四川省委、省民委洽商,并于到达成都的第二天,即到焦家巷一个古旧的院子里拜访了张恰荪先生。这位老人精神矍铄,十分健谈。他首先自我介绍,风趣地自称是“二八佳人”、“无齿之徒”。“二八”是指年龄即将八十八岁,“佳人”则指他为《藏汉大辞典》奋斗五十年,现在还愿为此继续奋斗,不达目的,死不瞑目。在了解了张老先生目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和愿望后,翰伯、空了同志即和四川省委、省民委负责同志研究具体措施,主要解决组建一个修订班子,提供办公处所、经费及管理等问题。其中以建班子的难度较大,由于既精通藏语又精通汉语的高级知识分子人数很少,适合做词典编纂工作的人才更少。其中有个别参加过这部大辞典编纂工作但早已改行的人应予调回;有少数张老先生提名适合做这件工作的专业人员,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当时还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正在劳改农场劳动。在四川省委、省民委的大力支持下,这些问题都一一得到解决。最后商定:就近在成都成立《藏汉大辞典》编纂处,专门拨给工作处所、经费,人员调动由省委解决,编纂处建立后由省民委主管,民委主任负责领导。编纂处人员方面,物色若干名有业务能力、懂民族政策的中青年汉、藏族干部参加,并为张老先生配备了助手;对于提名从劳改农场上调的专业人员,有关方面立即发出调令,编纂处不日即可开始工作。

    这件事的顺利解决,翰伯、空了同志都很高兴。在返京的旅途中,两位抗日战争时期同在重庆、成都新闻战线战斗过并历经艰险的老战友,一路上谈笑风生;当回忆起当年在国统区以巧妙、机智的斗争方式与国民党反动分子作周旋的生动事例时,常常开怀大笑,使我们随从的人听后也深受教育。

    张怡荪先生于1983年在成都逝世。生前留有遗嘱,把自己多年为编纂《藏汉大辞典》而收集的藏文书籍全部捐赠给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张怡荪主编的《藏汉大辞典》由民族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

    第二件事是翰伯同志在抓辞书工作的过程中,深感要提高辞书的质量,必须重视辞书理论的研究,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辞书质量的提高,而要做到这一点,要有研究的阵地(创办一份刊物),这样有利于发现、培养人才,逐步扩大研究队伍。

    1978年9月,在安徽黄山召开《大词典》第四次编写工作会议期间,我和筹备这次会议的上海辞书出版社负责人束纫秋同志同住一室,晚上闲聊时谈起翰伯同志的上述意见,纫秋同志深有同感。我们共同商量,最好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创办一份刊物,刊名拟为《辞书研究》。纫秋同志十分积极,回沪不久,这份丛刊就办成了。翰伯同志对此也很高兴。1979年9月,在苏州召开《大词典》第一次编委会会议期间他专门约见《辞书研究》负责人尚丁同志,对刊物的编辑方针和内容等谈了一个上午,其中有些意见,如《辞书研究》要研究辞书编纂学,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国内外都还没有这样的专门性刊物,虽属冷门,但是个开创性的事业;刊物要为创建中国辞书学作出贡献,不妨先介绍外国的,但千万不要给人家扣什么姓“资”或姓“社”的帽子;刊物要贯彻“双百”方针,要成为辞书界的舆论阵地,既评介国内外好的辞书,也要敢于批评不好的辞书和辞书界的不正之风;刊物不要刊登政治性的应景文章,也不必转载政治性的文告之类的文章(这在当时比较风行);编辑部的人不要多,三四人即可,编辑不要乱改别人文章的观点;不必追求发行数量,学术性杂志办得好不好,主要看学术质量如何,不能用发行量大小来衡量;通过办刊要注意发现辞书人才,并推动把辞书学会组织起来,等等。这样的主张,能在“左”的影响远未肃清的当时提出来,足见翰伯同志的胆识,对今天的出版界和期刊编辑也有现实教育意义。《辞书研究》认真贯彻翰伯同志提出的办刊方针,出版后受到国内外有关方面的好评。叶圣陶老人1981年初给尚丁的信说,他靠“两镜”(老花眼镜和放大镜)在灯下看后,“自以为受益不浅。我觉得现在可有可无的杂志不少,而贵刊是非有不可的好杂志”。


   


    翰伯同志由于工作过分劳累,至1980年脑血栓再度发作,从此落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1982年机构改革,国家出版局并入文化部,翰伯同志不再担任局长,但他说:“我的《大词典》编写领导小组组长没有撤掉,还可以继续做下去。我要与两部词典(《大词典》和《大字典》)相始终,一直管到底。书全部出齐了,羞耻感没有了,有光荣感了,才算到了底。”

    《大词典》自罗竹风同志担任主编后,在编委会、学术顾问委员会和工委会的大力支持和全体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工作有条不紊地前进,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有不少。最主要的是随着“四化”建设的进展,高校教学科研任务与编纂《大词典》“争人才”的矛盾逐渐突出,参加词典编写组的高校同志长期脱离原单位的教学、科研工作,在评定职称、工资晋级和住房分配等方面往往存在一些困难,得不到合理解决,影响了编写队伍的稳定。翰伯同志和吕叔湘、罗竹风同志反复磋商后,于1981年9月8日以“《汉语大词典》编写领导小组组长陈翰伯、首席学术顾问吕叔湘、主编罗竹风”的名义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加强〈汉语大词典〉工作的报告》,汇报了《大词典》的工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贯重视和支持《大词典》工作的胡乔木同志(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读了陈翰伯等同志的报告后,于10月19日给王任重同志(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汉语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之一,历史悠久,典籍浩繁,古今变化层出不穷,加以方言分歧,口语、书面语、专科用语和作者习用语在群书中互见叠出,读者很难一一索解。由于我国历史上只有字书,没有现代意义的词典,现出的一些词典或只收古词,或只收今词,或合字典、词典、百科词典于一书,而且限于篇幅,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因此,编辑出版一部大型的比较完备的贯通古今的汉语词典,十分必要。这种工作在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中早已进行,且在迅速发展,而在我国尚属首创,很多方面需要从零开始,工作量很大,难度很高。它不但是一项极为繁重的大型工具书编辑工作,而且是一项有重大创造性、重大基本建设性、重大历史意义和重大国际意义的科学研究工作。”“显然,对于这一划时代的伟业,各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应在此重要关键时刻予以更大的支持:不但要努力保证此书按计划高质量地完成出版,而且要努力保持这一工作队伍长期稳定地存在,并尽可能地提高和扩大,以求我国词典专业得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以便有计划有步骤地陆续填补有关学术上的其他空白。”

    中共中央办公厅于1981年10月28日转发了陈翰伯、吕叔湘、罗竹风同志的报告,在批语中说,《报告》已经中央领导审阅同意,并强调了《大词典》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国家出版局、教育部和有关省、市委对这一工作予以更大的支持,努力保证词典按计划、高质量地完成出版。

    根据《大词典》在定稿出版阶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问题,翰伯同志和吕老、罗老于1983年12月5日、1985年9月7日联名再次向中央写报告提出加强、改进工作的措施和建议,都得到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及时予以转发有关部门研究执行。上述几份中央文件的下达和各地的认真贯彻,对《大词典》任务的完成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大词典》从1975年上马,到1994年完成,前后历时18年。陈翰伯同志为了实现甩掉“大国家,小字典”的落后帽子,立志使我国辞书出版事业跨进世界先进行列,1975年以来,为《大词典》、《大字典》、《辞源》、《藏汉大辞典》等辞书的早日问世而殚精竭虑,到处奔波。仅我跟随他为辞书事宜到过的地方即有上海(5次)、苏州、杭州、无锡、黄山、福州、厦门、广州、成都(2次)、重庆等处,10年内有15次之多。1983年9月,翰伯同志在厦门召开的《大词典》第三次编委会上的讲话结尾,曾饱含激情地说:“昨天,我想到陆放翁的两句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得到消息,《大词典》已经全部出齐。我们是无神论者,也是无鬼论者,可是在这一点上我宁可让步一下,希望得到这个消息,能够知道这书已经出版了,九泉之下也会很高兴的。”遗憾的是,翰伯同志终于未能等到那一天,1988年8月26日凌晨6时,他悄悄地走了。

    今天,我们可以告慰翰伯同志:《大词典》全书13卷,不仅已于1994年4月全部出齐,而且还相继出版了《大词典》缩印本、简编本和光盘版;《大字典》全书8卷,不仅已于1990年11月全部出齐,而且还相继出版了《大字典》缩印本、简编本和袖珍本。两部大型汉语辞书出版后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高度评价;其他中外文语文、专科等辞书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翰伯同志,您得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含笑九泉吧!


    作者附记:翰伯同志逝世后,他的夫人卢琼英同志为筹划出版翰伯同志文集事,曾到国家出版局约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当即应允,但由于《中国出版年鉴》编辑发稿工作繁忙未能及时交稿,不久卢琼英同志突遭车祸不幸逝世,负责编辑翰伯同志文集的高崧同志也于1991年病逝,我为未能及时写出纪念文章而深感负疚。最近得知宋木文同志倡议重编《陈翰伯文集》,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特赶写此文,以代心香一瓣,表达我对翰伯同志的深切怀念和敬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