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应扶持实体书店发展

 

    很多书店都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地标。当遇到互联网冲击，实体书店普遍面临经营困难时，很多书店选择了离开或转型。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吸引力的。网络再好再便捷，实体书店还是有存在的必要。在实体书店面临转型阵痛与困境时，国家有关部门应该提供更多的支持，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王亚非（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出版集团董事长）：在城市规划过程中，政府部门把书店作为一个惠民工程，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扶持和补贴，就像现在新建的居民小区必须配套幼儿园和保障房一样，在城市规划当中，就做好方案，规定多少平方米内必须配建一个书店。经营方面，政府再适当地给予一定的补贴。当然，政府在这个事情中，只是起引导的作用，真正的经营和落实还是要靠社会上的人和企业去规划和实施。

    聂震宁（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前不久国家出台扶持出版业发展的财税利好政策十分鼓舞人心，特别对实体书店有针对性的扶持作用。我一直都在主张，国家的社区建设和大型商务中心修建，都要有实体书店的规划设计安排，要作为政策性的规定要求提出来，就像过去新开工建筑都要有智能宽带要求一样。城镇化发展更应当按照这个原则对实体书店作出规划安排。实体书店是城市精神文明的窗口，是城市的名片，是市民的精神家园，我国的实体书店现在不是多了而是正在萎缩，需要拯救书店！

    郝振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国家应该出台政策支持书店的发展。因为书店是文化的风景线，也是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另外书店自身也要改造，将来的书店应该变成文化的支点。除了以出版物为轴心，还可以搞文化驿站，包括影院、创意公司等衍生产品。

    白岩松（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我呼吁支持实体书店。不是你不去买书了，书店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一个城市的气质是由什么决定的，一个城市的味道是由什么熏出来的？靠的都是文化。我去法国巴黎一定要去“左岸”坐一坐，这是块文化的圣地，在那里文化的气息会扑面而来。如果中国的城市都在网上购物了，看不见书店，一个城市连个有味道、和你成长相关的书店都没有，这个城市还有什么吸引力？岂不是更不适合人类居住。现在流行网上购书，这并不意味着就不需支持书店存在，书店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书店是一个城市另外的气息，城市不能没有书店。当你的孩子成长过程中，你带他去逛一逛书店，他会得到进入其他空间得不到的感觉。

 

引导全民阅读是长期过程

 

    全民阅读得到了政府、新闻出版机构的大力推广与强烈关注。但全民阅读的倡导是倡导者必须做的事情，跟进者则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好的内容，能够满足需求的作品是实现读者阅读的基础。在这种前提下，真正提高全民阅读水平，国家、传媒界都有很多具体的事情要去做，有很长的路要走。

    臧永清（全国政协委员、现代出版社社长）：全民阅读，一是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阅读需求。现在书的品种很多，书价也并不太高，但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群是没有购买能力的，比如农民工、留守儿童、残疾人、低保户，但他们里面有喜欢看书的人。怎么满足他们的需求是政府要做的。二是政府对公共图书馆、各种书屋的大力关注和扶持，但书要有变化和更新，否则大家会失去兴趣。三是国家应有专门的机构来指导全民阅读。由这个机构制定国家阅读书目，分批次地将经典推荐给读者。四是推动全民阅读立法。刚性要求推动力会更大，未来会理解这种良苦用心。没有阅读的民族没有创造力，只是一部分读了书的人创造力强些，没有读书的创造力差。我们人口基数大，全民阅读发展起来，创造力会比现在强很多。

    白岩松：对全民阅读，我一点不担心。中国人吃饱了喝足了土豪完了，接下来就有着心灵的需求，追求精神的快乐。我希望更多人走向精神的快乐，包括音乐、图书、电影等。阅读是一个大概念，我一直反感读书的功利性。我在空余时间所看的都是与我专业无关的图书。我追求的是我的乐趣和人生。全民阅读，倡导是倡导者必须做的事情，但是跟进者一定是由需求决定的。中国正处在快速前进之后的折返点，正在慢慢寻找新的东西。心灵需求、精神需求都会前所未有地增长，全民阅读不会在一夜之间有个大的变化。真正的改变，是一些富裕起来的人，在发现钱已经不能让他快乐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什么会让他快乐。那个时候，图书、阅读就会走入他的视线了。

    詹福瑞（全国人大代表，原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阅读是一个人获取知识和智慧最基本的路径。目前，我国国民阅读的问题不仅仅是阅读的人越来越少，同时还面临一个阅读去经典化问题。目前我国国民阅读的最大特点是大众阅读。大众阅读是大众文化的产物。大众阅读最大的特点是以快乐主义、享受主义为主，这种阅读既不追求获取知识，也不追求自身精神的成长，看重的只是消遣和感性快乐。再加上我们的产品有时为了迎合读者，也越来越大众化，这就造成了目前我国国民阅读的一个鲜明特点，那就是去经典化，这样的阅读对我国青少年的成长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我们阅读不仅要追求快乐，还应该获取知识和智慧。我觉得，首先政府应该制定“全民阅读促进法”，把促进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其次应该在学校推广经典阅读，从基础做起；第三，社会上公益性的文化部门应该给予民众在经典阅读方面适当的引导。

    冯丹藜（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青年出版社董事长）：全民阅读是一个很好的提议。对于全民阅读，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需要去分析阅读的内容，如何通过内容去吸引读者。韩国电视剧的火热，就是迎合当下年轻人的某些追求与价值观。提倡阅读的前提应该是要很明确地告诉人们应当阅读什么，作品有哪些趣味性。这是一个很细致的工作，并不是一倡议就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而且也不会出现一呼百应的情况。阅读是件自由度很高的事情，所以需要做很多具体的事情去影响读者。但是不阅读又是件很可怕的事情。现代社会的人物质上的需求很多都已得到满足，但很多人灵魂是空虚的。阅读是丰满自己的有效方法，是一种精神享受，阅读一些很美的、让人安静的、能够增长见识的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国家提倡全民阅读是很好的精神引导方式，现在人的价值观，现在的浮躁情绪，通过阅读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

 

文化产业应按市场规律办事

 

    文化产业市场化一直都是各界讨论的问题。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以前封闭的观点真正慢慢被打破。不少先吃螃蟹的人也尝到市场化带来的成果。但市场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长期探索中，不断解决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难题。

    万捷（全国政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繁荣可能跟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经济繁荣密切相关。过去中国没有艺术品市场，现在突然有了之后，也使得交易、市场发展迅速，在此过程中，就出现了各种问题，比如说市场规则、鉴定、艺术品服务，诚信体系、法制、中介评估等都会出现。中国艺术品市场繁荣之后，会有投机分子，用赝品、做局等手段，来提升艺术品的价格，因此要不断规范艺术品市场，树立诚信，利用技术手段来进行艺术品鉴定。中国艺术品自古以来都是通过鉴定来认证艺术品与收藏品，在数字化、高科技时代，应该有更好的方法。

    在法制时代的版权登记，作为艺术家，应该更有法律保护意识，利用版权登记、法律保护等来保护自己和收藏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对社会发展，特别是文化发展、社会传承，起到艺术家的责任。传统作品只能靠一些资料，靠鉴定、靠经验来进行评价，将来的艺术品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方法来进行评价？有时一些艺术家嫌这些工作比较麻烦，这时应该鼓励和支持中介机构来完成此项工作，通过组织艺术家来做这些鉴定，利用数字化、云计算、大数据来搭载、查阅、搜寻，使赝品难以滋生，当代艺术能够传承有序。

    冯丹藜：虽然在一国两制之下，但香港与内地的出版传媒事业不能分开对待。香港的传媒产业，看起来非常自由，说什么都行，八卦新闻之类、捕风捉影的都行，它满足了老百姓茶余饭后的需求，这是当地的草根文化。但目前香港正面临2017年普选的关键时期，媒体又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媒体像我们就能够很有原则地释放出一些正能量，实事求是地进行报道，尤其在大是大非的关键问题上，要注意引导。香港与内地有许多的不同，在香港就要用香港人的思维逻辑，用香港人的语言来叙述，让其能够看愿意听，不能说大道理。在香港做出版就要着重释放正能量、趣味性与大众化，才能达到让受众接受的目的。

    程蔚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原总编辑）:文化产业在发达国家所占GDP的比重较高，普遍达到15%以上。在我国大多数地方，文化产业所占GDP能达到10%都是文化产业发展较好的地方。我们国家文化产业整体水平较低，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全世界做强做大的文化企业里，重大的、大型的文化产业集团都跟传媒产业密切相关，传媒产业在世界目前的大文化产业格局当中做得最大、走得最强。如何让传媒产业按照产业化、按照在传媒文化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规律来发展是很重要的。像以前认为的传媒产业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不能按照产业化路子来走；文化产业里面有意识形态因素，因而不能按市场规律办事的观念是偏误。我觉得只要制定一个完备的市场系统，完全按照市场化的规律来处理，文化产业就能够取得较快的发展。

 

混合所有制经济适合出版传媒企业

 

    在不断深化改革的思路下，混合所有制经济正在与国企改革形成交集。这也是市场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可以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推动出版企业内部经营机制的切实转换。

    王亚非：我觉得出版传媒企业不仅仅是适合混合所有制经济，而且它比其他工商企业更适合这种体制，也更需要这种体制。因为出版传媒产业是一个靠人才吃饭的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它更是一个“人走财散，人在财聚”的行业，它要靠人才资源、人脉资源、忠诚度、归属感等来维持企业的发展，不像其他的工商企业主要靠商标、产品等维持企业发展。我们所有的投资都是放在编辑的智慧上、经验上，人脉资源上，图书分析上。所以它更需要也更适合混合所有制经济。

    聂震宁：混合所有制经济当然也适合出版传媒企业。从一定意义上来看，我国出版产业的出路还只能走这一条路。单一股权结构搞得好的很少，中外产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要不为什么说英国人在工业革命中创造出来股份制，是不亚于蒸汽机、电气化的重大发明呢？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出版产业在这方面上路太晚了，应当加快步伐。

    郝振省：股份制改造和公司制改造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到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经将其列入今年的改革工作中。有些大的企业涉及到特殊管理股的问题，有些小的企业也涉及到股份制的问题，股权激励的问题。这些工作都会十分谨慎的进行，要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要先搞试点。包括混合所有制，像前不久重庆出版集团和民企的整合就很有效益。据了解，重庆出版集团超过一半的份额是由混和所有制贡献的。

 

图书公平交易到底有没有必要？

 

    书价到底是高还是低？图书销售要不要打折？图书作为特殊商品，防止过度竞争造成的文化价值损害，进行特殊保护有没有必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不断深化改革进程的道路上，这些问题必须要充分考虑。

    王亚非：图书公平交易规则，有当然也是个好事，但有了之后，就能保证大家一定遵守吗？如果大家都按照市场规则合法运作，我个人认为，出版物的竞争市场，在税收同等的条件下，价格还应该交给市场来定。

    聂震宁：早就应当出台图书市场的公平交易规则了！国家有关部门并不了解出版业，曾经对出台图书市场交易规则叫停，出版业应当据理力争。其实许多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对于图书交易都有特殊政策安排。图书是商品，但也是特殊商品，其特殊性在于文化的价值，需要予以特别的保护，防止过度竞争造成文化价值受到损害。这就意味着不能用一般的市场交易办法来对待，要制定能够体现其特殊性的交易规则，譬如对于市场打折竞争，就应当有所限制。

    何建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为什么年轻人更愿意进行网络阅读？我觉得是图书定价的问题，定价太贵。如果一年看几十本好书的话，对于年轻读者而言，成本不低，可能会用掉了一个月工资，这种情况读者可能就不愿意了，这会影响阅读率。另一方面，出版社跟书店结算有一定的周期，还需要一定的损耗费、利润，这些造成图书的成本越来越高。有些图书的包装很豪华、很高档，这种包装可能还不太适合中国国情。一个真正想看书的读者，并不是十分看重图书的包装，有的读者可能收藏，但大多数看完之后可能会选择丢弃。这种情况下，四五十块钱一本的图书，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一年下来，整体价格还是太高。

 

品种降下去质量提上来

 

    图书的品种数量与质量哪样更重要，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在市场竞争机制下，很多出版企业为了经济效益，加大了品种投放力度，严重的同质化产品造成了库存的积压与资源的浪费。一方面主管部门需要加以重视，加以引导；另一方面不以单位效益为主要指标或没有经过市场调查的产品大量入市而又难以销售，损害的最终还是出版者的利益。

    何建明：目前，中国的图书市场不是增长量的问题，而是质量问题。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每年出版4000多种长篇小说，文学作品有近万部，能给读者留下记忆的作品太少。现在出版社不能单求码洋与发行量，而要以出版的图书在读者当中引起了多大的影响力与反响来作为出版的标准。而书店的进货、陈列不谨慎，就会出现版本过多，陈列重复的情况，造成书店、出版社资源的浪费。这种虚假的、表面的繁荣应该引起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的重视。

    高洪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现在是中国少儿出版最好的历史时期，500多家出版社都在出版少儿文学作品，少儿出版已经成为巨大的蛋糕，我个人认为关注少儿出版是件好事情。但在市场竞争中，难免会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况。出版社不论有没有资质，或有无优秀编辑，都介入必然会有泥沙俱下的情况，但经过有关部门的监督、市场的淘汰，尤其是市场、读者的检验，有些肯定会被淘汰；一些非常优秀的好的图书，一些大的出版社就会更加被人看好。

    臧永清：在出版市场整体不佳的时候，很多出版社推出的图书印量小，又要支撑它的运作，肯定就要多出品种。我觉得未来图书的品种会更多，自助出版，或者叫定制出版的量会更大。定制出版与传统出版并没有矛盾和冲突，而且是很好的补充。品种多也意味着出版业彻底进入了微利时代。以前一本书动辙发行一两万册的情况会越来越少。

    白岩松：中国一年推出40万种图书，里面好书有多少？国家、出版业又该如何鼓励作者去写作？很多人将作者写作看成单一的劳动，没有分解，其实写作是脑力劳动，需要作家付出努力。文化的背后，是需要制度去改进，不改进难形成激励，作家也需要生活，需要解决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