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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百年访陈原
1997-02-11作者:候样祥新闻来源:中国文化报浏览人次:340

    采访陈原先生不易,因为他太忙。记者为采访他已等了一个多月。而就在记者采访他之前几天,听说陈原先生已很不给面子地拒绝了某家较有影响的电视台记者和四家较有影响的报社记者的采访。

    采访时,陈原先生似乎不愿更多地谈论自己,而对于商务印书馆,他建议应多采访现任总经理杨德炎。但是,当谈到张元济时,他立即有了兴趣。于是,我们的话题就从张元济开始。

 

——记者题记

 

    记者:陈老,2月11日,是我国近代意义上的最早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说到商务印书馆,1949年前我们不能不提到张元济,1949年后不能不提到您。从您在许多场合的演讲和发表的文章中,不难看出,您对张元济有着非同寻常的敬意。同时也可看出,一些为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曾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文化人在您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陈原:你说得对,谈到商务印书馆不能不谈到张元济。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人们对张元济认识得太晚,包括我在内。按说,张元济是1959年去世的,而那时我已到了文化部,竟然连一面都没见过。直到1982年张元济的日记出版以后,才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与研究。

    商务创办于1897年,但前五年它只不过是个印刷厂,只有从1902年张元济在蔡元培的支持下进馆之后,它才变成了真正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出版机构。就前期商务而言,也只有张元济主持工作的30年(1932年商务印书馆整个被日军飞机炸毁)才算是最为辉煌的时期。

    现在,许多人都认为张元济是出版家、企业家,但我更认为他是思想家。张元济进商务是受蔡元培支持的。他俩过从甚密,交往长达48年。张元济是蔡元培的追随者,实际上他是以他特殊的身份(出版家)默默地将蔡元培的思想付诸实施。他与蔡元培不同,他不写东西,而蔡元培有著作,因而蔡元培鼎鼎有名,而他默默无闻。然而,他在商务的所作所为即是他思想的最好表现。他从事出版,创办学校,拍摄电影,几乎可以说,为了实现“开发民智,振兴中华”,他将当时能用上的传播手段都用上了。这种“文化教育集团”的架势,就在今天来看也是超前的,而张元济在本世纪初就已经做了,而且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研究了张元济,就会发现他如果不是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发展出版事业上,他必定会留下不少传世之作,这从他为所编的文化遗产册籍所写的序跋中即可表露无遗。

    记者:不错,对于“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张元济而言,从事了出版工作,使他未能给后代留下什么传世之作,不能说不是个“损失”。但从一张报纸、一本杂志、一个出版社往往反映的是一个总编辑的“面貌”角度看,商务印书馆的辉煌,不正与张元济本人的默默奉献和牺牲密切相关吗?而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元济的传世之作又何止一部?

    陈原:是的,仅举一例,今天的商务虽然仍以翻译“洋书”而闻名于世,殊不知,这些都可以追溯到张元济时期。早在20年代初,张元济就以预支稿费2万元的方式支持出版了由梁启超主编的介绍西方新思潮的翻译丛书《共学社丛书》,这是五四运动后出版界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也正是在这前后,商务出版了严复翻译的西学名著八种,其中就有使整整一个世代甚至不止一个世代的学人受益的《天演论》和《原富》,出版了林纾翻译的起到激发民志作用的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萨克逊劫后英雄略》等。此外,商务当时还在编辑出版教科书、词典工具书和整理古籍等方面成绩卓著。的确,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元济的传世之作是不止一部。

    记者:提到商务出版词典工具书,我突然想起几年前您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过:“词典工具书应当说是迄今为止商务印书馆对我国近代文化教育科学事业作出的最重大贡献……直到如今,社会上还公认这家出版社编印的工具书是比较可以依赖的(虽则还有很多缺点)。”对“虽则还有很多缺点”,不知是从您当时刚刚退出第一线而自谦来理解好,还是从其它方面来理解好?

    陈原:我觉得还是结合《辞源》的修订来进行说明为好。《辞源》修订出版工作由广东、广西、河南、湖南四省与商务印书馆共同负责。当第一卷出版之后,我认为应该组织一个小组对其进行检查,后将检查结果制成一个“勘误表”附在第二卷上。由此再将第二卷的“勘误表”附在第三卷上,将第三卷的“勘误表”附在第四卷上,待四卷出齐后统一挖改。可以说全世界多卷本辞书都是这样做的。不料,这样做在当时却引起许多误会。这件事恰恰说明词典工具书从来就不是十全十美的,不可能没有差错,不可能没有疏漏,因而必须经常修订。我从不认同一些“天下第一辞书”的说法。

    记者:在我家书柜最醒目的地方摆放着一部您的《社会语言学》,这是十多年前我还是个穷学生时从饭菜票里挤出的一些钱买的,当时佩服得不得了。但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您不仅是个大学者,而且还是个颇有影响力的出版家。因而,我认为商务正因为前有张元济,后有您,才有今天的辉煌。

    陈原:实际上我在商务的时间并不长,任总经理的时间更短,即从1979年到1983年。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就是那时重新策划出版的。如果说这套丛书的出版还算成功的话,也主要是领导和学术界支持的结果。要知道80年代之初出版这样一套学术丛书,是要冒风险的,阻力非常大。当时即有人告状,说我只搞资本主义不搞马列主义。但当时胡乔木同志对这套书评价很高,学术界许多学者非常支持出这套书。

    记者:10年前,您曾在一篇文章里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提出过殷切期望,即希望商务印书馆在新的历史时期里,迎接好“开放和改革的挑战”、“出书竞争的挑战”、“现代化的挑战”。10年后的今天,商务人提出了“第二次创业”的设想,对此您是怎样看的?

    陈原:我也想用10年前讲过的一段话来回答你。“当我看到人民共和国创立时还是天真烂漫、一无所长的小伙子、小姑娘,现在已成长为出版事业的内行和支柱时,我情不自禁地感到由衷的喜悦;近几年我也目睹一些有为的年青男女,勤奋学习,锐意革新,正是他们将成为这家古老却仍年青的企业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