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新岁，82叟张元济提笔致函《文汇报》的年轻记者黄裳：黄求其代访的商务版旧书《读书小记》，终在福州分馆查到，已责主管人邮送，请注意查收；同时，附上重订的《张菊生太史元济鬻书润例》，求黄为其招徕。

    整整五年了，吴稚晖、张伯苓、陈布雷、黄炎培等名流显宦先后为他代定润格，广告社会。此刻，国难犹重，物价飞涨，海上度日更难于“孤岛”时期。虽说这样，此公不惜以前清翰林和商务耆老的身份，竟对一位未曾谋面的晚辈开口即提鬻书生意，不忘投桃报李，风雅以外，足见其社会状况之捉襟见肘。

    可是，就是此公，二月间又表示向“商务补助同人子女奖学基金委员会”捐款，有笔稿酬连本带息。还有：

    自民国二十六年起公司每年致送董事车马费，元济以力小任重，陨越堪虞，故亦未敢领受，而公司又不见收回。事成悬案，终非了局。因将历年积存本息及按发还战时存款倍数计算，共计法币11230609元，一律提回，捐作补助本馆同人子女奖学基金。

    这又何苦来着。一方面入不敷出，穷至鬻书卖墨；一方面又将大笔款项施之他人？但事情确实如此。张元济擘划商务数十年，不止一次将自认为是额外的报酬退给公司。据《张元济年谱》（商务1991年版）、《张元济日记》（商务1981年版）所载，从1916年11月7日，他因操劳过度而患失眠症，遂向董事会告假三个月，信中特别声明“请停发休假期内薪水”，到1951年9月26日，他致函公司第506次董事会议，再辞发给自己的车马费，此公在商务三十五年间，主动辞退个人应得款项逾二十次。且每次的理由都言之凿凿，比如，1935年6月，为了答谢他主持印行《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书的劳苦，总经理王云五决定从当年起向他奉酬金4000元，并先送上半年酬金的支票。张元济再次敬谢不敏，且在信中说：“原票注销缴上，敬祈收回。……弟终当常为公司办事，但终不能受公司一钱，以此报诸君，并以此报身殉公司之故人，亦即以此报始终信我之股东也。”

    是此公特别吝惜资产么？非也。他曾作主借公款资助出国留学的王若飞、罗家伦等青年，并丰酬长期为商务著书的严复、林纾以及后来的胡适等知名学人。眼光不可谓不远大。近代中国的社会环境那么糟，但商务印书馆却终能成大气候，铸成出版业的金字招牌，谁能说没有张元济高尚的人格精神凝结其中？

    不仅是出版商、企业家，更是教育家、知识人；不仅轻财重义，而且敬业爱国。张元济自断然辞官入商务之日起，便立下了“启发民智教育救国”的宏愿，于是一辈子身体力行，矢志不渝。在他看来，读书、干事和做人可以是一体的。还是“七•七”事变前夕，痛感于时局的危急，张元济撰写出版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并在其中的“前言”里，大义凛然地向无耻丑类们掷出了投枪：

    只要抢得到富贵，免得掉贫贱，偶然再有些外来的威武加在他身上，那更什么都可以不管了。

    学林旧人伍光建于抗战期间在沪上去世，张元济为他撰挽联曰：

    天既生才胡不用

    士唯有品乃能贫

    如果说上联是为友人鸣不平，其下联显然是在借题发挥，表明自己的清贫自守，意在同贤者共勉。此公的作为此公的话，今日读来，还颇有些金石般的分量。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