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家乡海盐县张元济图书馆创建十周年。位于武原镇东北的图书馆，古朴的粉墙黛瓦，茂密典雅的树木园林，越来越成为远近闻名的一块文化净土。图书馆以先父的名字命名，以纪念这位对我国近代文化史作出过贡献的人物，寓意是深远的。父亲一生的主要精力在于出版事业，主持商务印书馆达半个世纪。然而出于启发民智、普及教育，从而富国强民的基本思想，他一生中对于教育事业、图书馆事业也十分重视，并且出过大力。

    早在戊戌变法前夕，他既看到变法势在必行，又看到理解新法、新政的人才极其缺乏，便与京中的几位年轻官员一同创办通艺学堂，传授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外语知识，以实际行动支持了这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改革运动。在通艺学堂，他亲手创办了图书馆、阅报处，制定图书馆章程，规定“本馆专藏中外各种有用图书，凡在堂同学及在外同志，均可随时入馆观览。”这是我国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雏型，他制订的章程可能是我国人自办图书馆最早的形成文字的章程。可惜变法失败，学堂和图书馆被迫停办。

    父亲加入商务印书馆不久，就着手为商务购买书籍，其直接的原因当然是为编译所建立资料室。在清末民初这一社会大变动时期中，旧式藏书楼纷纷解体，藏书流散，不少珍本秘籍被外国人以重金购去。最典型的例子是归安陆氏藏有二百部宋版书的“宋楼”藏书流入日本，父亲与商务创办人夏瑞芳虽有心设法截购，终因资金不足而未成。后来随着商务营业的发展，父亲逐渐形成了以商务资金收购善本古籍，以保存民族文化的思想。随着资料室的积累增多之后，就定名为涵芬楼。父亲又在1921年为纪念商务创立25周年时，提议创办公共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出资在上海宝山路商务总厂对面建造了四层楼钢筋混凝土大楼，将涵芬楼藏书移入，又增添报刊、商务版图书等阅览室，定名为东方图书馆，于1926年正式对公众开放。东方图书馆当时是国内最大的私立图书馆，最终藏书达45万余册，包括我国各地方志的80%，全套的商务版图书，不少外国书籍、期刊。令人愤恨的是1932年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商务总厂被炸毁，几天以后，东方图书馆又被日本浪人纵火焚烧。除了事先存放在银行保险库中的五千册宋元版善本外，图书全部化为纸灰，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场罕见的浩劫。这也是父亲一生中令他最为痛心的事。

    “七七”抗战之后，上海成为孤岛。父亲关心上海各处古籍的命运。他认为保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责无旁贷，便与好友叶景葵等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聘请顾廷龙先生主持馆事，接受各方面的捐赠。自己也将收藏的一批嘉兴、海盐先哲著作，张氏先人刻印的书籍悉数捐入。合众度过了整个四十年代社会极度动荡不安的时期，克服了经费难以为继的困难。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企图进占图书馆大楼，父亲已是八旬高龄，他亲临现场，阻止军队进入，合众图书馆得以保全。1953年经董事会同意，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众的藏书，后来成为上海图书馆古籍收藏的基础。

    父亲在主持商务期间，还提议举办“流动图书馆”，由商务派人将书籍用船只运到江浙等地，沿途展出，供当地学子阅览，为一些僻远的小城镇送去了文化粮食。父亲还与梁启超等一起，为纪念反袁名将蔡锷筹建“松坡图书馆”。抗战前，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在上海江湾规划新区建造了市图书馆大楼，邀请父亲担任董事。父亲历来抱着与当时的政府不打交道的宗旨，但图书馆事业事关公益，他还是同意了，并赠送了书籍。

    父亲生活的年代，绝大部分是在民族多难的时期中。他主持或参加创办的图书馆，除了涵芬楼五千册宋元古籍解放后归入北京图书馆，和合众藏书得以保全之外，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多数是毁的毁，散的散。他关心过的抗战前的海盐县立图书馆和张氏宗祠藏书楼的命运也是如此。

    现今，我国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提出了“科教兴邦”的方针。张元济图书馆的创建，正逢盛世，相信必定能为祖国的科教文化事业、家乡的建设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也是父亲一生为之奋斗而未能实现的愿望。

    （注：作者为张元济图书馆顾问，张元济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