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之年，张元济已是七十九岁的老人了。

    如果是在和平时期，这样高龄的老人早该在家颐养天年了。然而，张元济根本没有这样的福份，他不幸生存在一个严酷的时代！抗战的炮火和硝烟刚刚退尽，蒋介石及国民党又发动了全面的内战，再一次把挣扎于死亡线上的黎民百姓推入战乱的泥潭与深渊之中。作为一家享有盛誉的大型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由此而进入了创馆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在这样艰难的时期，张元济一方面以自己的双肩苦苦支撑着商务的残局，另一方面又以一个文化人的道义和良心，一改过去对时事的沉默，由低调走向激越，对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指控，同时对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和灾难中的劳苦大众寄予深切的同情。

    “人与百虫争日暮，天留一老试艰难”。叶景葵赠给张元济的这两句诗，十分真切地摹写了张元济在抗战胜利后的境遇与人格，令人会心。的确，无论对民族、对商务还是对张元济个人来说，那都是一个极其不幸的时代！在这个不幸的时代里，张元济和许许多多有良心的民族精英一样度过了一生中最痛苦最孤闷的岁月！与八年抗战的艰难相比，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艰难。“兄弟阋于墙”，对于一个饱经沧桑之变和挚爱自己民族国家的文化老人而言，不啻是一种精神摧残！

    一、“天亮了”以后

    度过了八年抗战的漫漫长夜之后，中华民族终于赢来了胜利之年。只有经历过抗战的人才能体会出这一胜利所具有的特殊分量和特殊意义。

    那是一段无奈与悲愤交织的年代。当时蛰居孤岛的张元济悲吟道：

    斜阳欲暝迷归路，望断天涯去不还。
    我亦安仁余旧恨，当前生意忍同看。①
    举目山河泪几行，茫茫尘海一身藏。
    世人竞叹锄当户，独抱孤情自信芳。②

    后来他又赋诗言及那段抱膝孤吟、恨憾绵绵的日子，其中写道：

    惊心岁月思南渡，犹见君家旧井栏。
    石不能言应自痛，几经水剩更山残。③
   
    这是张元济一生中最为难捱的苦闷岁月！

    而今，抗战终于胜利了，八年的伤心史终于过去了，近代以来一直饱受外国侵略之苦的中华民族再也抑制不住那种难以言说的喜悦和快慰，纷纷走上街头以各自的方式欢庆这一历史性的胜利。傅斯年得悉日本侵略者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就曾激动地跑到大街失声痛哭；朱自清欣喜万分，“很兴奋的到大街上去和老百姓一起狂欢了一整夜。”……在这样激动人心的时刻，张元济自然也是兴奋异常。他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弟在此抗战期间，杌陧之甚，殆不堪言。天佑我国，幸闻胜利。此非我国之胜利，实世界人类之胜利也。”④没有经历过那绵延的战乱岁月是很难体会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所曾有过的沉甸甸的分量！对于一个亲眼目睹了一次又一次民族灾难的老人来说，幸闻胜利，内心的喜悦自不待言。他一生都在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现代复兴而默默努力，多么渴望和平，并在和平的环境里，好好地改造我们的国家。然而，他的阅历与识见又使他预感到胜利背后所蕴藏的隐忧，惟其如此，他并没有完全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之中，即使在举国欢庆的时刻对和平的前途也并不抱太多的乐观情绪。抗战胜利后不久，他就曾平静地对家人说：“不要以为天亮以后就有好日子过，国民党的味道也不是好尝的”。一方面是额手称庆，另一方面又保持着特有的警觉，这就是张元济对时局亦喜亦惧的心怀。所以，他一边着手整顿与重建商务印书馆，一边又密切地关注着时局与事态的发展。

    张元济在抗战胜利之时的隐忧很快成了触目即是的现实，人民殷殷向往的和平之境很快化为泡影！一批又一批国民党“接收大员”从内地涌向日占区，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接管包括工厂、运输车辆、各种原材料甚至电话机在内的“敌产”。据统计，到1945年11月，上海几乎90％的工厂被迫关闭，失业人员由20万直线上升至50万，而且有日趋恶化之势。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全国20多个主要城市至少有27000家工商企业倒闭，仅上海一地，1946年80万产业工人中就有30万人失业，1947年时，全市又有近200万人失业或半失业。与这种情形相比，另一些事更令人为之气短。抗战胜利之后，政府本应严惩汉奸，以舒民愤，然而，政府非但没有照此办理，反而委任大汉奸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周氏乃大做广告，声称政府已委任他为有权力之官。这与其说是一项荒唐的委任，不如说是对民族感情的玩弄。难怪张元济愤然致书王云五，其中写道：“日本战犯及本国汉奸，甚盼我政府从严惩治，一以舒人民之毒恨，一以杜日后之患萌，务乞我兄在内鼎力主张，至祷为盼！”⑤这封信写于9月16日，离抗战胜利仅一个月，而种种情形已令人不忍目睹。随着成批成批的“接收大员”的到来，张元济的心情益发沉重了。他在9月30日致王云五的一封信中说：“此间情形甚为紊乱。号称奉命而来者，不知凡几，任意强占民居，物价比日寇乞降之始昂贵至一二倍。凡属新贵，无不花天酒地。似此情状，甚觉灰心。”⑥事实上，这并不只是他个人的感受，《大公报》本年9月27日的“社评”就曾非常尖锐地警告国民党政府：“短短二十天来，我们已经失尽了京沪两地之民心。”经济形势的急转直下和物价指数的直线上升，以及国民党“接收大员”的专横暴敛，使抗战胜利的喜悦迅速转化为一种化解不开的愁绪，一种无奈与无信的愤懑，一种尖锐犀利的指控。在这种背景下，和平建设只能是一种幻想。

    抗战胜利后，张元济本想重振商务印书馆，因为那几乎是他毕生的事业，其中寄托着他的理想和全部的激情。但是，这一切都已不可能了。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的政策不仅没有“致民于生”，而且无往不在“致民于死”。与殷殷望治的民众和渴望和平建设的实业家相比，出版业的处境更为艰难！不用说经济的混乱和恶性通货膨胀对它的致命摧残，就是书报审查制度和出版禁令，以及出版特种税与居高不下的印刷品邮资，就足以使出版业“奄奄一息”了。1945年一次作家座谈会曾有人悲愤地言及在“致民于死”的政策下文化界的必然命运，其中说：“……文艺死了……科学死了……教育死了……出版事业也奄奄一息了。政治不民主，一切文化都没有前途。⑦”

    就商务印书馆而言，在这种政策的摧残下，已几乎没有什么生路可言。本来经过漫长的战乱岁月的洗礼，处境已极为艰难，濒临破产的边缘，根本经不起任何方式的折腾。抗战胜利后，张元济就曾把复兴商务提到议事日程，但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复兴之路困难重重。他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写给王云五的一封信中就明确地说，“复兴艰巨”，要求他来沪商定诸事。此后他们之间的书信往返不断，一个中心的话题就是如何复兴商务，俾不使商务之业毁于一旦。1946年5月，王云五弃商从政后，张元济不得不以老迈之躯苦苦支撑着商务的残局。与抗战时期的商务相比，此时商务的处境更为悲惨！混乱的经济，飞涨的物价，严厉的书报检查，昂贵的邮资，无不使商务陷入绝境。“从前，编辑和出版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的骄傲，如今全部教科书的编辑出版权落入了政府主办的正中书局之手，商务只有承印的份儿；从前，商务执出版界牛耳，它被迫加入了由国民党政府发起并通过正中书局来操纵的‘十一联’，必须受政府指导，由政府配给纸张等原材料，吃一些残羹剩饭；从前，商务印书馆在各地的分馆是扩展的营业的强大力量，如今，随着教科书编辑出版权的转移，反成了不堪负担的累赘。这样在经受了战时的深创巨痛以后，商务印书馆的业务日趋黯淡，事事落后于人，令人目击心伤。⑧”商务的艰难处境，虽无明确的统计数字，却可以从1947年初张元济致胡适的一封私人信件中窥知一二。信中写道：“二十余年前商务印书馆曾在北平购得藏文经集，似即为吾兄介绍。后为俄人岗和泰君借阅。归还之日东方图书馆已毁于倭寇。……汇为九十二包。”这些书都是海内仅存的孤本，因为印刷这些书的寺院已毁于战火，经版业已无存。他请求胡适代为售出，以获得一些资金帮助商务渡过难关，信中接着说：“东方图书馆恢复无期，且此间亦无要求阅读之人，……如能得价，颇拟售出，以疗商务目前之贫。⑨”后来更落到不得不出售纸型的地步！一家曾经是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此时竟不得不靠出售一些善本书和纸型度日，这在当时或许算不了什么，不是整个出版界都“奄奄一息”了吗？但就出版机构而言，还有什么比不得不出售善本书和纸型更悲惨的呢！到1948年，商务已债台高筑，出版能力严重衰退。同年2月6日，经理李拔可写给张元济的一封信中说：“闻公司年终负债已达三百亿，分馆同人待遇亦照生活指数计算，而盈亏并计，再不努力，前途殊为可虑。10”3月6日董事会第476次会议上又议及：“公司现在出版新书印刷费用过昂，成本收回不易，嗣后凡销路较滞或分量过重者，可暂勿出版。11”总的说来，商务和整个出版界一样，前景十分黯淡。从1947年起，张元济就痛感“商务难以复兴”。而在一年之前张元济尽管已意识到“复兴艰巨”，但应当说还是充满信心的。从“复兴艰巨”到“难以复兴”，张元济认识上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固然是他对商务前途的认识，另一方面更是出于对时事的绝望。然而，更糟的是，面对如此严峻的处境，王云五的继任者朱经农始终三心二意，并不以复兴商务为念。连王云五也说：“经农素来不愿与人争，于是对商务的出版计划不免渐趋消极而稍稍偏重于光华大学。”其实，并不是朱经农“不愿与人争”，而是他压根儿就不懂出版经营，且缺乏兴趣，他自己承认出任商务总经理是“不得其门而入”。因此，他在任内的两年多时间里基本上乏善可陈，商务每况愈下。在当时那样的局势下，纵然是出版长才也很难率领商务走出濒临破产的困境，更何况主事者如此三心二意，不负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张元济不得不像“一•二八”以后那样从1947年夏天再次投入商务的馆务之中。从行政到业务，从出版计划到人事安排，从筹措出版资金到调解劳资纠纷，等等，无不费心费神。1948年8月1日他致胡适书说：“自去夏以来，默察馆事日非，且大局尤见危险。数十年之经营，不忍听其倾覆，遂不得不插身于此中，苦况殆不堪为知我者道也。12”为了商务，他付出了所有的智慧和最后的激情，这是一个怎样的老人啊！正是在他的精心擘划下，商务在近乎绝境的悲惨状况下，依然得到了文化界有识之士的全力支持，出版了一系列至今仍有影响的著作，这些著作包括：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冯友兰的《新原道》、《新事论》，萧一山的《清代史》，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及译著《性心理学》，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陈恭禄的《中国史》，董作宾的《殷墟文字（甲编）》，许地山的《危巢坠简》，连横的《台湾通史》，杨端六的《工商组织与管理》，孙本文的《社会学原理》，林语堂的《啼笑皆非》，等等。可以想见，假使没有爆发内战，商务肯定会重振雄风，为整个文化界和读书界奉献出更多优秀的精神产品。但是，在内战的背景下，商务维持尚且困难重重，更遑论“复兴”！这不仅仅是商务一个出版实业的悲剧，更是在严重的经济衰退中中国整个出版业和文化界悲惨命运的写照！

    如果说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对商务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那么对张元济本人则更是一场从肉体到精神的双重折磨。他是一个自觉于天下家国之责并倾其全力在民间默默地谋求和推进中国社会进步的人。自戊戌以来，他就把“扶助教育”和“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引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以自己的清明理智和文化良知把商务从一家小印刷厂逐步转变而为全国乃至整个东方最大的文化机关，其所以如此，无非是为了提携更多的国民和保存民族的文化资源，为国家增添元气和树立根本。而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几乎倾注着他毕生心血的事业在内战的烈焰和炮火中挣扎，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拯救之策，其内心的痛楚是可以想见的。明乎此，就能够理解这场内战对他精神上的打击究竟有多大，就能够理解他为什么对内战如此深恶痛绝！商务是难以“复兴”了，他个人的生计也再次陷入了困顿。从1946年8月起不得不重新“开始卖字”，并在1947年3月和1948年1月两次提高卖字的润例。即使如此，依然敌不过直线上升的生活必需品价格，常常入不敷出。1948年6月4日，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自述道：“入不敷出，弟垂暮之年尚须鬻字以助日用，凄凉身世真不堪为知我者告也。13”这种牢骚话，过去是没有的。国事、馆事、家事，事事不平，无往不在刺激老人的神经！城郭依旧，人事已非。本来经过劫难，民族国家元气大伤，社会经济凋敝不堪，人心浮扰纷乱，亟须有一个和平环境来治理战争所造成的民族创伤。而国民党政府却迫不及待地消灭异己，发动内战，把国家弄到山穷海困、民不聊生的地步！张元济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多年郁积的悲愤之情，一改昔日之沉默，从低调走向激昂，对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他的批评中，只有一个主旨，那就是对天下苍生的深切关怀，并由此真正体现了一个垂暮老人的道义和良心。

    二、“刍荛之言”

    1948年4月，张元济膺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院士中包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有杰出贡献并得到全国承认的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学者，如胡适、赵元任、陈寅恪、陈垣、冯友兰、梁思成等，他们受政府的邀请于9月23日出席在南京举行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作为年高德劭且在学术文化界享有盛誉的院士，张元济亦应邀出席这次会议，并被推为当选院士的代表，紧接着蒋介石、朱家骅、翁文灏之后致词。在这个致词中，他首先沉重地回顾了甲午、戊戌、辛亥、军阀混战以至八年抗战的“伤心史”，然后话锋一转，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指控：

    “抗战胜利，我们以为这遭可以和平，可以好好的改造我们的国家了，谁知道又发生了不断的内战。这不是外御其侮，竟是兄弟阋于墙！我以为这战争实在是可以不必的。根本上说来都是想把国家好好的改造，替人民谋些福利，但是看法不同，取径不同。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商量的。但是战端一开，完全是意气用事，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情。
打的时候并没有多久，已经闹到所谓四海困穷，人民有些受不住了。报纸所载，那边的占领了东三省，围攻了太原，打破了开封，现在又进逼济南。关外、山西流亡的学生，成千成万的到了平津、武汉和南京，吃没有好好的吃，住没有好好的住，哪里还说什么入校求学呢。前几天我听到李润章先生说，他原籍昌黎县，一年之内两方的军队一出一入共有三次，地方的蹂躏也就可想而知了。这边不受战祸的地方，应该说可以安全些了。其实不然，也弄到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即以学校而论，教师所得的薪水几乎不够生活。有人告诉我，胡适之先生在北平每天不能全吃饭，晚上都是喝粥，我听见十分难过。

    近来还有一件可惨的事情，政府新定了一个名称叫做职业学生，拘捕的拘捕，传询的传询，尤其是在大学校里。凡是大都会都是如此，人心惶惶，真可谓草木皆兵。前几天报纸登了刘不同先生一封信，给行政院翁先生的，说得很明白了。这与流亡的学生不同，但苦痛是一样的。这个症结都是为了战事。战事不到两年，已经成了这个现象，倘若再打下去，别的不再说，我恐怕这个中央研究院也就免不了要关门。

    有人说战争不一定是坏，世界两次大战有了许多新发明，学术上有很大进步。但是我们的战争非但没有什么发明，就是诸位研究所得的一些萌芽，所造成的一些基础，恐怕还要遭到毁灭。人家一天天的猛进，我们一天天的倒退。我想两方当事的人，一定有这样的目标，以为战事一了，黄金世界就在眼前。唉，我恐怕不过是一个梦想。等到精疲力尽，不得已放下手的时候，什么都破了产，那真是万劫不复，永远要做人家的奴隶和牛马了。

    我们要保全我们的国家，要和平；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民族，要和平；我们为国家为民族要研究种种的学术，更要和平！”14
这篇致词在当时所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出面主持这次会议，意在突出和强调政府的“进步”和“成功”，并借此表明政府何等关心和重视科学与文化，因此，此事一开始即被传媒作为国民党政府成立以来学术文化界最为辉煌的一件大事广为报导。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显然也想借此机会笼络学术文化界的著名人士，收拾日益涣散的人心。他们请张元济与会，也无非是希望他说一些至少在场面上过得去的客套话。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国民党政府的其他要员，以及当时在座的院士们，显然都没有想到张元济会在这样公开而隆重的场合那样鲜明地亮出自己的主张，那样毫不留情地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那样强烈地呼吁和平，把致词变成直接针对政府的激烈演说！那个时候，“和平”、“内战”这样的语汇是被禁止的，谁敢表达结束国共两党冲突的愿望就会被指责为“同情共产党”和“为匪张目”，后果不堪设想。而张元济却在这种的场合直言不讳地谈论被严格禁止的极为敏感的题目，无疑如晴天霹雳，令在座的国民党政府要员目瞪口呆，困窘不堪；也令在座有良心的院士怦然心动，出了一口闷气。不过，也有人认为张元济的致词有点过火，散会后归途中，胡适就曾对他说：“今天大家在办喜事，你的发言未免说得太杀风景了吧！”但他却不管这些，决定不再参加以后两天的会议，甚至连蒋介石设宴招待院士，他也托故谢绝。

    张元济的致词，全国许多报刊纷纷刊载，几个星期之内，成了国内议论最多反响最强烈的文章，并引发了一场批评政府的风暴。这篇致词，在人们没有发言余地的时候，说出了在内战中挣扎与呻吟的人民的心声。王芸生、黄炎培纷纷致书张元济，对他的人格表示由衷的敬佩，称他在中央研究院会议上的致词体现了“人间正气，人民心声”。但各报刊载的致词内容“多与原意未符”，张元济乃“追忆所言”，印成小册子，题为《刍荛之言》，分赠各院士及友朋。所谓“刍荛之言”，意思是草野鄙陋者的话。《中建》杂志（北平版）10月号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同时发表了费孝通《读张菊生先生〈刍荛之言〉》一文，这位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青年人类社会学家对张元济的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因为他“说出了现在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人民大众要想说的话；同时也以他学术先进、年高德劭的资格，对我们这些厕身文化界的后进发出衷心的警告和期待。他警告我们，学术不能在遍地战火中存在象牙之塔里；警告我们，不应当做埋头在沙土地的鸵鸟，不看血淋淋的现实。”费孝通特别感谢张元济敢就“和平”与“内战”这样敏感而且明确被禁止的题目发议，并对张元济的致词进行了辩护，他说：“没有任何颜色的帽子加得上张老先生的头上，他的苍苍白发保证了他除了悲天悯人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的用心。”确实如此，张元济的讲话没有任何政治上和其他个人的目的，完全出于一个饱经沧桑的文化老人的道义与良心，出于他多年来望治的渴望及抗战以来的切肤感受，因此，“刍荛之言”，实际上是肺腑之言，逆耳之言。

    张元济从来都不是政治家，自戊戌政变以来，他一直远离政治漩涡的中心，或与政治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谨慎地避免参与政治，不入党派，甚至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只在自己的本职上竭尽全力。但是，抗战爆发后，他一改过去的沉默，越来越关心时事，对时事每多悲感和愤懑之情，并出之于公开的社会批评。蔡元培说：“此老久不干涉政治问题，近渐渐热心。苏州法院审沈钧儒七人案，张君特赴苏旁听，亦其一端。商务近印其所著《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亦其热情所寄也。15”从“久不干涉政治问题”到“渐渐热心”，这一心理亟变，既是他饱受时局刺激的结果，也是他在民族存亡绝续的年代里作为一个大文化人的良心之证。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发表了不少针对时局和国民党政府的一系列弊政的时论，其日夜所盼者，惟政府能“内修仁政，外御强敌”。应当说，他最初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还是抱有希望的，希望政府考虑民生之本，克服弊政，实现民族的复兴大业，但他对形形色色的贪官污吏切齿痛恨。因此，当报端披露财政部税务署长等官僚操纵上海纱布投机事，即所谓“纱交风潮”，他立即致书《大公报》“记者先生”，力主严办，其中剀切陈词道：“国家困穷，小民日受剥削，几无生路，若辈贪污至此，可谓全无心肝。闻诸银行家言，法院果能持正，将所有各项支票逐步根究，必可得其主名。敢请贵报续撰评论，得此层明白揭破，使法院不敢含糊了结，各银行亦不敢代为隐藏。倘使贪吏伏法，政局澄清，国家前途，庶犹可望。16”胡适读到这封信后，也致书《大公报》称赞道：“张先生是七十一岁的老翁，他对于国事还如此热心，真可以使我们年青人惭愧，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最好的公民模范。……如果人人都能像张菊生那样爱打不平，爱说正话，国家的政事就有希望了。17”不论是“爱打不平”，还是“爱说正话”，反正他站出来讲话完全出自其本心，从不做作或沽名钓誉。在抗战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他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许多弊政虽然深感失望，但还没有到绝望的地步。抗战胜利后，情况就不同了。他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低能和横征暴敛，特别是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政策十分反感，因此，1946年蒋介石返宁后专门邀请一批国内杰出的作家、报人和文化界头面人物举行茶会，张元济即拒绝出席。那个时候，他最关心的是和平，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好好地改造我们的国家，但他这一善良的愿望很快破灭。随着内战的爆发和蔓延，社会环境日益恶化，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朝不保夕，他开始加入公开批评者的行列。他参与联络十老上上海市长吴国桢和警备司令宣铁吾书，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1947年5月20日，京、沪、杭等地16所院校5000多名学生在南京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联合请愿大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围攻，500多人遭毒打，28人被捕。这一事件激怒了许多正义之士，纷纷站出来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张元济与陈叔通等感到事关大局，乃联络在沪的唐文治等八位享有声望的老人，联名致书上海市长吴国桢，要求速行释放被捕学生，这就是有名的《十老上市长书》。在这封信中，十老称学潮“推源于内战，此要为尽人所同情。政府不知自责，而调兵派警，如临大敌。更有非兵非警，参谋其间，忽而殴打，忽而逮捕，甚至有公开将逮捕之学生送往中共地区之‘谈话’。……伏望高瞻远瞩，临之以静，持之以正，先将被捕学生速行释放，由各学校自行开导。18”这封信表明张元济已从失望和不满走向公开的批评和抗争，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因绝望而越来越疏远了。

    更能反映张元济对国民党政府态度变化的是，他在内战后期写的20多首针砭时弊的讽刺诗。兹举其中两首略作说明。其一题为《查金钞》，诗云：

    曹家校尉称能手，只向丘坟去摸金。
    市上道旁好搜括，古人毕竟不如今。

    其自注云：“文选。陈琳为袁绍移豫州檄，操又特设发丘中郎将、搜金校尉。所遇隳突，无骸不露。19”当时，国民党当局公布取缔金钞黑市买卖修正办法，称持有黄金外币者为非法，谁带金条美钞出入公共场所，就认为有准备交易之嫌疑，照新规定没收。《查金钞》就是针对此事而作，其诗句和注语，其可谓寄意遥深。而说曹操为掘墓盗金特设发丘中郎将和搜金校尉还比不上国民党当局公然在市上道旁搜括民财来得高明，可见其憎恶之深。

    其二题为《选举证》，诗云：

    选民诉讼闹纷纷，得票多云数未真。
    民意不妨凭假造，传来心法袁项城。20

    这首诗直接针对国民党当局为推出“行宪国大”而举行国大代表选举的过程中的舞弊丑闻。其中把蒋介石比作袁世凯，最可见他对国民党当局的态度了。

    从张元济的心理推移过程及蒋介石态度的变化可知，他在中央研究院会议上发表《刍荛之言》，是非常自然的。他是一个没有党见的人，他对当政者的唯一要求，就是把国家改造治理好，要“致民于生”，不要“致民于死”。他所做和所说的，只是本着一个文化人的正义和良心而已。

    三、尘世缘：最后的年月

    1949年4月，国共和谈破裂。5月，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这一年，张元济83岁，步入了他漫长人生的最后年月。

    在最后的年月里，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受到新政府多方面的礼遇。诸如出席新政协，参加开国大典，受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中共领袖人物的热情接见，被任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上海文史馆馆长，出席上海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等。从中共领导人的身上，他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廉洁和朝气，也受到了时代转换的激励和鼓舞。这可从他写的“解放功成又一天”、“及身已见太平来”等诗句和联语中得到证实。

    但是，真正让他魂牵梦萦的，还是商务印书馆。经过抗战和内战多次摧残的商务，实际上已濒临绝境。虽然在1947年张元济再次复出主持商务之后，曾采取了一些应变的措施，包括于1948年末巧妙地解除朱经农总经理职务和王云五的董事资格，聘请一批民主进步人士进馆工作，等等；但在那个时候战火纷飞，商务的命运不可能有大的改变。恶梦般的岁月结束后，张元济不顾垂暮始终关注着商务的发展，积极筹划着商务的未来。从1949年到1959年这段时间里，商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迁：1951年1月商务总管理处在北京设立驻京办事处，4月编审部迁往北京。次年8月，出版部北迁，并与编审部合并，改组为编审出版部。1954年5月，总管理处迁往北京，实行公私合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随后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合并，以出版高等学校理、工、农教材及中等专业学校课本为专业。1958年4月，又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分立，并由国家出版总署指定出版任务，其中包括整理重印旧版书籍、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以及中外文工具书和海外用书等。1959年，国家出版总署重新明确商务的出版任务，以译印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为主，兼出中外语文工具书和一部分外语课本。由此，商务被纳入到计划出版体制的轨道上来。屈指算来，张元济从1902年进馆到这一年已整整58个年头，他毕生所尽瘁的事业至此终于有了一个“交代”。

    说到张元济的最后年月，他的版本研究和诗词也值得一提。对于版本研究，他可谓痴心不改。1949年底中风偏瘫后，常年卧床，自状“偃仰绳床一病翁”。病中残年，他编校了《涵芬楼烬余书录》，了却一桩多年的心愿。1951年夏，他又为新发现的30卷本《金石录》（宋代赵明诚著）做了审核鉴定，并写就跋文。他一生都在与书打交道，读书，编书，校书，印书，可谓书卷人生。据说，到了弥留之际，还在喃喃自语“册，册，册，册……”几个字，惦记着《册府元龟》的影印出版工作。至于他晚年的诗词，大多写得从容不迫，颇能反映他的性格。他是一个澹定达观的老人，纵然常年卧床，也总能达然处之，写下了许多诗词，兹录其中两首为证：

    其一曰《别自身》：

    未生以前本无有，从今以后是谁何？
    我非我更非非我，灰灭烟销一刹那。

    其二曰《留别绝句》：

    形体积成泡沫耳，一朝化去更空虚。
    世人幻说辽阳鹤，魂梦可能相见无。21

    1959年8月14日，这位杰出的文化老人于上海病逝，享年93岁。综其一生，盖可谓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注释：
    
    ①②③　《张元济诗文》第82、83、76页。
　　④　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第514页。
　　⑤⑥　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第511页。
　　⑦　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卷3，第139页。
　　⑧　董进泉等著：《现代出版楷模张元济》，《中国大资本家传》（九），第486页。
　　⑨　《张元济书札》第166页。
  　10 11 《张元济年谱》第529、531页。
    12  同上，第534页。
    13 《张元济年谱》第533页。
    14 《张元济诗文》第227—228页。
    15 蔡元培《杂记》手稿，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与张元济》，《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582页。
    16 《张元济年谱》第445页。
    17 同上。
    18 同上，第523页。
    19 《张元济诗文》第47页。
    20 转引自董进泉等著：《现代中国出版楷模张元济》。
    21 《张元济诗文》第5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