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初，在谈起《中国出版论丛》这套书时，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袁亮同志对我说，陈翰伯同志的出版文集太单薄了。这引起我的注意，书一印出，我便找来阅读，果然如袁亮同志所说。

    手捧《陈翰伯出版文集》，我想了许多。按从事出版工作的经历及其对出版工作的贡献，翰伯同志的出版文集理应在《中国出版论丛》这套书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 位。应当肯定，现已出版的《陈翰伯出版文集》，对翰伯同志各个时期的贡献是有一定反映的，从一些文章中可以感受到翰伯同志的思想和风格，很值得敬佩和学 习。大家都肯定，新时期我国辞书出版取得了重大成就，翰伯同志是这项事业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在1974年、1975年期间，他积极支持陈原同志主 持制订中外语文辞书十年规划，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后又全面推动辞书十年规划的实施，而对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汉语大词典》、《辞源》（修订版）等辞书昀编 纂出版更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文集中收入的几篇有关文稿是同他在这方面的贡献称的。我看了文集的后记，翰伯同志家属和有关同志是作了努力的，文集的不足有 多方面的原因，也包括像我这样的人编选过程中未能尽责，参与其事，所以我读文集也就自然地生着负疚的心情。这使我回忆起翰伯同志的人品和文品，考虑向大家 介绍些什么，这也使我思考为补文集的不足还应做些什么。翰伯同志逝世已经8年了，就以此文作为我对翰伯同志的怀念和敬意吧！

    翰伯同志的人品、文品和贡献

    翰伯同志是我的老领导，又是我做出版工作的师长。1972年我来国家出版局（当时称“国务院出版口”）时，他在人民出版社分管编辑工作，随后调国家出版局 先后协助徐光霄、石西民同志分管出版业务工作。那是“四人帮”时期，翰伯同志对问题有自己的是非观点，为人正直，不会奉承，在那种社会条件下，他也不可能 事事直言，但对一些问题又难免流露出一些看法，所以常被抓住挨批。应当说1972年从文化部五七干校回京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一有运动（其实那时 天天在“运动”，我这里说的是借某一题目如“反回潮”掀起高潮），就作为批判对象，而“风头”一过，也基本上是“靠边站”着。打倒“四人帮”后，国家出现 转机，出版战线出现转机，他的处境也出现转机。1977年5月后，他协助、支持新局长王匡同志拨乱反正，恢复出版。1978年7月，王匡同志调香港工作 后，他任代局长，一直代到1982年机构改革出版局并入文化部。这期间，我作为局办公室主任除了平时他交办、我请示工作外，几乎每周一都向他综合汇报局机 关前一周的工作情况，协助他安排新一周的主要工作。我是他的助手，他是我的领导。我敢说，他决无领导者的官架子，更不喜欢别人，特别是下级对他的奉承、迎 合。他是一位学有专长、学识渊博的学者，他精通新闻出版业务，是一位造诣深、业务精、经验丰富的新闻出版专家。我认为，对他来说，得到这样的称号并不是困 难的，而最为宝贵的是他那忍辱轻荣、淡泊名利的人品，严谨求实、不尚空谈的学风和文风，就连对下属机关和负责人的请示报告的批示也不表现出官长的派头，深 得人们的敬佩。我至今还常常想起，他主持国家出版局的工作达4年之久，最终都未去掉那个“代”字，而他却一直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从未流露出一丝的怨言。 他的组织领导能力并不很强，当面说他好话的人也不多，但他在干部中的威信是比较高的。在他从事新闻出版工作50年的时候，他的朋友也是他的学生高崧（当时 任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现已不在人世）写文章说他“除了最后一任当了国家出版局的代局长外，没有当过什么官。他青春办报，皓首出书，一生贡献于新闻出版事 业。他是一个没有做过大官，却做了大事的共产党人。”而翰伯同志自己却十分谦逊又意志坚强，在《自拟小传》中说：“1980年秋患病，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 症。我已告老，但尚未还乡，现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看看摊子。入党那年，我20岁，是一匹驹。而今垂垂老矣，但愿还能作一匹骥吧。”是啊，老骥伏枥，志在 千里，我之楷模，难以企及！

    我同翰伯同志接触最多的时期，是1978-1982年他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几年。这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我党我国发生历史性大转折的几年，也 是出版事业发生大转折的几年。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先后被粉碎了，但仍面临着他们极左路线造成的许多“后遗症”有待治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我们不熟悉 新课题。面对这个历史转折关头，翰伯同志对工作的指导有一准确而又简明的概括：“可以说，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是我们两年来各项工作的一条主线，并且贯穿在 各项工作之中。”这一时期，翰伯同志对出版工作的贡献，也集中地表现在如何驾驭这条主线上。我前面说文集对翰伯同志的贡献反映不够，应进行弥补的也主是翰 伯同志在那几年里是如何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推动出版事业向前发展的。就让我从我所熟悉、参与的而文集又未收进的几篇文稿，末说清的几件事说起吧。

    庐山少儿出版会上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1978年10月在江西庐山召开全国少年儿童出版工作座谈会。当时，书荒严重，少儿读物更是一片荒芜，引起翰伯同志的严重忧虑。他认为没有粮食吃会饿死 人，没有精神食粮吃同样会饿死人，害死人。这是十年“文革”造成的，解决问题也要从医治“文革”留下的“后遗症”做起。他形象地说，“‘四人帮’一举粉碎 了，而肃清他们的流毒就不是一举、几举的事，而是要几十举、几百举。”他深感责任重大，下决心筹备这次会议。他在“文集”中《一件小礼品》这篇短文中 说：“‘四人帮’的流毒无孔不入，在少儿读物这个领城也流毒很深，好像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他们要在这个领域搞阶级斗争，还批判什么‘童心论’。符合儿童 要求的都不要，要去搞阶级斗争。因此我感到有开一次会的必要，在少年儿童读物领域内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这个会1978年10月在庐山开成了。”这是一次 重要会议。如果说1977年12月王匡同志主持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推倒反革命“两个估计”，是一次以解除压在出版单位和广大出版工作者头上的 政治枷锁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而翰伯同志1978年10月在庐山主持召开的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则是一次以突破出书内容和出书方针上的 禁锢为主要内容的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其影响又远远超出了少儿读物出版工作。

    翰伯同志在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勇闯禁区，迎接少儿读物繁花似锦的春天》的报告，号召出版界解放思想，敢闯禁区，不要怕鬼。他讲了《不怕鬼的故事》的 《艾子》篇中的一段故事：一个小庙前有条小沟，有人过不去，就到庙里搬出木雕神像搭脚过沟。另一个人来了，认为这是亵渎神灵，诚惶诚恐地又把神像搬回庙里 放好。晚上，小鬼们纷纷议论，说是应该狠狠地惩罚前面那个人。大鬼却说，只能惩罚后面那个人，因为前面那个人根本不相信我们，怎么惩罚他。翰伯同志引伸 说，“四人帮”也是鬼，如果我们相信鬼，就会怕鬼；不相信鬼，就不怕鬼。

    翰伯同志又从思想、理论、历史等多种角度反复强调要解放思想，敢闯禁区。他指出：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创立时，资本主义是一大禁区，《共产党宣言》就是 宣布要闯这个大禁区。50多年前，毛主席建立中国共产党，就是要闯禁区，最后把蒋介石统治的大禁区冲破了。我们在江西开会，江西的南昌起义就是闯禁区。现 在要继续革命，非有这个精神不可。他还强调要突破人道主义这一大禁区，说最近几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人道”少了，“武道”多了，动不动就捅刀子。 要讲阶级分析，但完全抹掉人性、人道主义是不行的。他呼吁从讲母爱、爱人类、不重视传统道德以及儿童文艺理论等问题上打破禁区，这样我们就会从狭隘的走廊 走到广阔的原野上去，为少年儿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1978年10月召开的这次会议制订了3年重点少儿读物出版规划，1979年“六一”儿童节前出版1000种，3年内为孩子们出版29套丛书，而执行的结 果远远超出了所订的规划，当时规划的有些品种至今还是不断再版的高质量的畅销书。1978年12月21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出版局等部门贯彻这次会议精神 所写的报告。应当说，我国现今每年出版社少儿读物达4000种，内容丰富多彩，质量不断提高，是始于1978年的庐山少儿读物会议，而此次会议对整个出版 领域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所起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明确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出版工作的主要任务
    
    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翰伯同志主持下，国家出版局党组于1979年3-5月间连续召开10多次党 组扩大会议，讨论出版工作如何适应我们国家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我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参与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我认为这次党组扩大会议十分重要，会议的 结果集中地反映在翰伯同志1979年5月9日在直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的讲话中。
    
    会议首先回顾和评估了粉碎“四人帮”以来拨乱反正的过程。翰伯同志指出，1977年12月北京出版工作会议推倒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出版界的反革命 “两个估计”，明确了17年出版工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但是留了一个尾巴，认为有刘少奇黑线的干扰破坏；后来随着一些历史问题的解决，割掉了这 个尾巴，在出版工作中同样不存在这条黑线，这样就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完全颠倒过来了。17年的问题明确了，还有一个对“文革”10年工作怎么 看的问题，开头还笼统地肯定这10年的出版工作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却提不出充分的论据，现在对此还有不同的提法，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10年 的出版工作遭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破坏。这样就可以使我们更坚决地去消除林彪、“四人帮”给出版工作造成的危害。
    
    会议对林彪、“四人帮”的路线到底是“左”还是右的讨论，也取得了统一的认识。翰伯同志明确指出，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的极左路线，并对出版工作造成了严重危害。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端正思想路线，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事实上，我们这两年的 拨乱反正，特别是在落实人的政策和书的政策上所取得的成果，都是同批了极左分不开的。对林彪、“四人帮”的路线是“左”还是右的问题，我完全赞成翰伯同志 和党组其他同志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早已不成为问题了，而在当时是有不同意见的。我记得，我在会上发言时讲，拨乱反正，乱源在“左”；拨乱反正，实际上就是 拨“左”反正。翰伯同志赞成这个提法，并同意写进会议文件。
    
    会议指出，出版部门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既没有过头，更不能认为已经完成了。会议批驳了说社会上出现的错误思潮是解放思想造成的论点，指出当前存在的主 要问题还是思想上的僵化、半僵化。翰伯同志强调指出：“应该看到在出版工作中这种‘左’的错误倾向，仍然是我们解放思想的主要障得。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着 重反对这种‘左’的错误倾向，同时注意反对右的错误倾向，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
    
    会议对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出版工作的主要任务的问题，着重进行了讨论，并根据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做出了正确的结论。我根据会议的讨论，对这个问题做了 概括，并写入翰伯同志5月9日的讲话，指出：我们确定出版工作的任务，要根据党在一个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同时也要考虑出版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否则，各行各 业就没有区别了。出版是生产精神产品的，而书籍这种精神产品又与其他精神产品如报刊、新闻、戏剧等有所不同。书，要系统地介绍各种知识，供人们长期使用， 从写作到出版都需要有较长的时间，没有报刊文章来得这么快。书，又有多种门类，有宣传党的路线、政策、方针的，有提供比较稳定的知识的，有作为文化积累 的，有作为工具查阅的，有作为科学研究用的，有为了丰富文化生活的，也有为了提供反面材料的。办出版社与办报刊不同。有的书要努力配合党的当前政治任务， 但要注意讲究实效，避免重复浪费，更不能随意把报刊文章剪贴拼凑成书。由于书有各种门类，要求和作用不同，不能都像报刊那样去直接配合当前政治任务。政治 宣传可以舆论一律，学术理论著作则要百家争鸣，而不能舆论‘一律。多年来，由于忽视或违背带籍的特点，在出版与政治的关系上造成了混乱。这种现象再也不能 继续下去了。我们考虑，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后，出版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不是可以这样提：“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不断地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和增加 新书的品种，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广泛地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这是一个总的要求，由于分工不同，各出版社要有自己的出书重点，不能把为现代化服务一律化。”
    
    会议还讨论了切实提高图书质量的问题。翰伯同志指出：过去我们常说，要多出书，快出书，出好书。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当前要把提高出版物的质量放在第一 位。现在，主要是书少，供不应求，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重复浪费现象。这就是大家所说的缺和滥。为了解决“缺”的问题，需要增加品种和印数，但是，如果品种和 印数增加了，而质量不高，或者重复浪费，粗制滥造，读者买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书，“缺”的问题仍然解决不了。所以，关键还是要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如果能做到 又多又好，那当然很好，如果多而不好，那就宁可少些，但要好些。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来考虑增加品种和印数。同时呆取坚决的措施，削减可出可不出的书， 反对、杜绝重复浪费和粗制滥造，把有限的纸张和印刷力用到出版真正需要的有较高质量的图书上。写到这里，我认为，关于新时期出版工作的任务，关于图书出版 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等问题，早在1979年的这次党组扩大会议上就基本讲清楚了，以后也不断地加以强调，回顾历史，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国家出版管理机关一 直是明确的，在指导思想上不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

    对“长沙会议”的重要贡献
    
    1979年12月，翰伯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后来人们简称为“长沙会议”）是一次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会议。今天，人们谈起这次会议的贡 献主要是说为地方出版社确定了“立足本地、面向全国”的方针。我作为这次会议的秘书长参与了会议的有关工作，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是把提高书籍质量作为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并围绕这个中心，起草了几个文件，提交会议讨论。这当然是正确的，必要的。但会议讨论最热烈并产生深远影响的却是关于地方出版社工作 方针问题，即是否要以“立足本省（后来改为立足本地）、面向全国”的方针代替“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三化方针问题，这就表明客观形势的发展使这个问题 成为必须解决的重要的紧迫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也已成熟了。
    
    1979年底的中国出版界是个什么形势呢？翰伯同志在12月11日长沙会议全体会上讲话时指出：近3年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3年。1977年的出版工作 座谈会上，我们推倒了“四人帮”的两个反革命“估计”。那次会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版工作出现转折，不仅突破了“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有些 17年不敢触动的问题也有所突破。成绩很大。图书品种增加，重大门类的供应有所缓和，特别是科技书籍成绩显著。恢复和建立了出版机构。整顿、充实了出版队 伍。增加了同国外交往，开始了同国外合作出书。翰伯同志还强调，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总结过去，展望未来，都靠解放思想。要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指针，在碰 到问题、解决问题时，不能等待别人提供现成结论。这是领导的职责。

    要敢于领导，敢于负责，不要怕人家说“长官意志”就成了“元意志的长官”。翰伯同志准确地阐述了长沙会议前后的形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出版界 解放思想已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不仅敢于突破“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而且也敢于突破17年中形成的妨碍出版事业发展的条条框框，包括实行多年的方针政策。 这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客观形势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调整地方出版社工作方针的基本条件的含义。
    
    然而，长沙会议上对是否调整地方出版工作方针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地方出版社出书执行“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方针是50年代中央有关领导部门决定的。 1958年和1963年的两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又重申过这个方针。主张调整地方出版工作方针的同志，也肯定过去执行“三化”方针是必要的，但强调在改革开 放的新时期再念“三化”这本“经”，就是划地为牢、划省为牢，束缚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科学文化知识没有国界，更没有省界，今天还固守“三化”，就是思想 僵化。他们主张解放地方出版生产力，同京沪两地出版社展开竞争，这才有利于增强整个出版界的活力，多出好书，满足读者需要。反对调整这个方针的同志则强调 地方出版社今天出书也需要贯彻“三化”的精神，并且指出原来京沪两地出版社出书面向全国还经带发生矛盾，如果地方出版社都面向全国就会“天下大乱”。主持 这次会议的翰伯同志坚持解放思想，顺应历史发展，实践了他自己所说的，不要怕人家说“长官意志”就变成了“无意志的长官”，敢于领导，敢于负责，坚决支持 调整地方出版社的工作方针。他说：地方出版社的同志要求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或兼顾全国，可以试行。地方出版社出书不受“三化”限制。当然，首先要满足本省 读者的需要，要发挥本省写作力量的积极性。他还说：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出版社两个积极性，目前要特别注意发挥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同时要树立全国一盘棋 的思想。对于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也是持两种不同意见的同志都关心的中央与地方出版社的关系问题，翰伯同志明确指出：中央一级出版社力量比较雄厚，有责任帮助 地方出版社。中央出版社同地方出版社是兄弟关系，同志关系，要相互支持。提倡各出版社之间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提倡有矛盾协商解决。
    
    关于地方出版社“立足本地、面向全国”方针的确立，是翰伯同志和国家出版局党组对新时期出版事业发展做出的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而归根到底这也是出版界 实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重要成果。实践证明，解放地方出版生产力，促进全国出版事业繁荣发展，这是长沙会议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而长沙会议的意义又不 止于此。这次会议为了提高图书质量决定分类制订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对新时期出版工作基本任务的进一步明确，解决印刷落后和纸张不足而做出的努力（翰伯同志 说对压着我们的这两座“大山”不能坐困愁城而要挖山不止），都对出版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出版自由的思考
    
    1980年10月9日，遵照乔木同志提出的题目，以波兰事件为殷鉴，我协助翰伯同志写了《如何保障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
    
    “建议”首先指出，就出版工作而言，容易引起矛盾的，主要是如何正确解决出版自由的问题。    
    
    “建议”回顾说，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出版自由。建国30举，来，我们主要是强调“舆论一律”，没有认真实行出版自由。后来虽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 策，但出版自由仍然未能妥善实行。10年动乱时期，出版自由完全成为徒托空言。近年来，随着民主的递程，出版自由的呼声和要求多了起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总 的原则，应当是实行出版自由要有利于安定团结和教育大多数群众，孤立和打击极少数。就是说，要使大多数人的正当的出版要求得到保证，使极少数人闹不起来， 即或闹一阵子，也不至于造成社会动乱。
    
    “建议”提出如下的一些意见：   

    一、切实改善党和政府对出版工作的领导和管理，认真办好现 有的出版物（刊物和图书）。对这些出版物，要适当放宽尺度，除了 违反宪法（以及各种法律）、违反国家基本政策以及诽谤、荒诞的东 西之外，一般不用行政手段限制其出版，真正做到不同思想、理论、学派都有充分发表其著作和作品的机会，使这些出版物既成为党的宣传舆论的工具，又是人民群 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发展科学文化的园地。就是说，要通过办好这些出版物，逐步使人民群众的出版要求得到适当的满足。对有问题的出版物，要采取讨论的方 法，一般不要进行行政干涉。对确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出版物，必须采取行政手段时，也要妥善处置，力求作到既能保障出版自由，又能防止流毒扩散。虽然少数人难 免不满，但多数人拥护、同情就不至于失掉人心。
    
    二、允许确有需要又有条件的部分机关、团体、学校、科研单位办出版社、办刊物（不以赢利为目的），为各方面的专业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增加一些发表自己的研究、创作成果和主张的园地。这不仅有利于发展科学文化，也有利于人民内部实行和发展在思想、理论、学术上的民主。
    
    三、在认真做好上述两方面工作的同时，是否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有条件地允许人民群众自办出版社、自办刊物。要明确政治上文责自负，经济上自负盈亏。如果 党和政府在执行政策和管理方面都能作到妥善无误，而办刊物或出版社的人又能顾大局、识大体，以人民利益为重，当可避免或减少造成危害。
    
    “建议”提出，为了实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需要制定一部出版法或新闻出版法。

    目前，世界各国的宪法大都写有出版自由，而多数国家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或很少做到出版自由。那些统治经验比较丰富、政权比较巩固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有一套 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出版自由的调子高一些，但也是通过各种法律手段和其他办法进行限制，以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统治。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较短，我们 取得全国政权后，由于工作上的失误和敌人的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够完善。出版自由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就是一种表现。出版方面，以波兰事件引 为殷鉴，就要求我们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适当参考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经验和方法，探索并逐步形成一套实行社会主义出版自由的制度。因此，应当立即着手进 行调查研究，制定我国的出版法或新闻出版法，使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得以正确地贯彻执行。现已草拟的著作权法代替不了出版法，因为它主要是解决我国内部和我 国与外国的版权关系，即出版方面的财产关系问题，以从物质利益上调动和保护各方面的积极性，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出版法则主要是解决我国社会内 部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问题，以利于从政治上、思想上团结和争取大多数，长久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
    
    此“建议”中的观点和主张，是像翰伯同志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或许还可以加上我这个比他年轻许多又不够成熟的共产党员，站在自身的岗位上，出于 维护几代革命前辈为之奋斗在中国业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思考，不能说这思考都是正确的，但可以说态度是严肃的，那颗心是忠诚的。    
    
    写到这里，限于篇幅（实际已经是个长篇了），对翰伯同志的思想和贡献只能介绍到此了，尽管我还有一些可以写出的资料。我不能说我的介绍是充分的，但我可以 说我是怀着对翰伯同志的深厚感情并且一连几天日夜不停才写出的。这或许可以缓解一些我的负疚的心情。如果有机会，或者创造一个机会，我愿意为更全面地向读 者介绍翰伯同志对出版事业的贡献再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