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何时认识陈翰伯同志的，已经记不起来了。在八年抗战的延安，以及以后中央工委在平山县西柏坡的时候，好像我均未遇见过翰伯同志。很可能是1949年3月底我随中央机关一起上香山住定的时候，也可能是在解放后1954年春，我从广州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工作以后才认识的。

    但是，我知道他可不是一个凡人。知道他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在“民先”总队部的重要地位，在南下宣传中发展南方救亡运动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的很重要的作用。也听说他是1936年斯诺夫人到陕北党中央访问时的陪同者和翻译者。但陈为人十分低调，言语谨慎，作风稳重收敛。因此我一直非常佩服他。这些，大概是1949年春在北京西郊香山上听于光远同志说及的。

    不知怎么的，陈对我也往往是另眼相看，非常关照。这使我终生感念他。我以近乎“完人”的心态来对待他。我因划为“右派”，但蒙领导十分照顾，于1960年派我到上海辞海编辑所去做点技术性的工作。1972或73年，在“文革”中期，周总理指示要抓一抓出版工作，这时，翰伯同志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在人民出版社抓出版工作。第二年，陈到上海来开一个大概是安排几大辞书的编辑工作会议，提出要见一见我，被当地拒绝。此事在“文革”后上海有多人告诉我；“文革”后见到翰伯同志，他也告诉了我。其时，上海还完全是“四人帮”的天下，这是必然的。在那种情况下，翰伯同志在“四人帮”的总根据地提出要见见我，是要有点胆量的，我终身感谢他。

    第二件事，是1978年初夏时，于光远给我来信，说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筹备成员有五人，有你一个，你大概很快就要正式调回北京来了，你要做点准备。此事我已与于通过几次信，我不赞成在中国当时办百科全书，我认为条件还很不具备。这时，我已记不清楚是如何与翰伯同志联系的，说我想先来北京一趟，了解了解情况，但现在只有国家出版局才能管我的事情，如让我来北京，就只能住出版局的招待所了，来回路费也只能由出版局报销。翰伯同志同意了。我真去了，就住在出版局内招待所的几间平房内。我说，临行前，现在辞海所负责人束纫秋同志告诉我，你这次到北京如能见到乔木同志，带几条党史条目给他看看，其中一条如林伯渠，只有几句话，这是何故？将来如何修改党史条目，上海改不了。我到京见到翰伯同志以后，就提出此点。他说，没有问题，大百科这事就是乔木同志在管，我替你联系。果然，两三天后，就叫我到社科院二楼会议室去见胡乔木同志。乔木说，党史条目全部要改，上海方面承担不了，只好暂时放放，全部得由北京来写。这样，我回沪后也就有个交代了。

    翰伯同志还对我说，不管你如何不赞成编大百科，你还得以此事调你回京。什么事回京再说。

    翰伯同志这次对我，不仅是以上级，而且也是以老大哥的身份待我，令我十分感激。后来我在大百科呆了近一年，人民出版社范用、张惠卿等同志联名向出版局提出，要求调我回人民出版社，我早已同意。此事还得经过出版局办理种种手续，终于办成了。此事也是翰伯同志在中间转的寰。

    1978年7月大热天，我从上海回到北京。哪晓得下车后竟有姜椿芳、陈翰伯、王匡三位在车边接我。我不知是怎么回事！觉得他们太客气过分了，但是后来想，这是一种安慰性质：你放心回京，不会把你当成“右派”看了。其中，王匡同志是刚离开出版局局长不几天，他告诉我他已被调为新华社港澳分社社长（港澳工委第一书记），两三天内就要走了，所以今晚特来告别。姜椿芳老则是素以周到谦和著称的前辈，他如此谦和对待晚辈，当然是带有明显的安慰之意。

    但我何时到京，只有陈翰伯同志一人知道，他不仅亲来车站接我，还通知了其他方面，令我终身感愧不尽。

    翰伯同志最后是到商务印书馆工作，这是商务之幸。但对全国全党来说，却不一定。因为他远不仅是领导一个出版社之才，而是一个经邦济国的大才啊！

    翰伯同志：你一生低调做人，勤默做事，无我无私，完人以歿。你是我党永远的模范，更是解放后出版界的第一完人啊！
    
    但是，人无完人，很难有没有缺点的人。翰伯同志为人是很和蔼的，但似乎太认真，我觉得他的缺点是，似乎少了一点幽默感，作为一个领导人，这也是个大缺点啊！
    
    翰伯同志：你真是无愧于人，无愧于党，无愧于国家。你留下的只有四个字：
   
    无我无私，一心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