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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木文: 翰伯同志任出版局代局长的四年
在陈翰伯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4.10.16来源:商务印书馆官网作者:宋木文浏览人次:118

◎宋木文:中国出版协会顾问、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原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

 

    翰伯同志一生闪光点很多,我作为后来人,只在他任职的后期与他有所接触,而他作为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这四年,也就是1978年-1982年,无论思想还是业绩,都创造了他一生新的辉煌。这期间我在国家出版局任办公室主任,主要做为党组服务的秘书班子性质的工作,可以说是翰伯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我看到,他任代局长的四年来,出版局机关内外有许多变化,可局长头上的这个“代”字却始终没有变化,而他总是顺其自然地接受着,竟使我这样一个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什么别的发现,直至他离开领导岗位,“告老尚未还乡,到中国版协去看看摊子”(引自陈翰伯《自拟小传》)。

    他任代局长的时候已经64岁了,可当时尚没有实行严格的退休制度,同他年龄相仿甚至稍高于他的出任同一级别职务的也不乏其人,看来主要是自己没有诉求,更不向上伸手,表现了一个老党员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全听党安排的这样一种高贵的品格。翰伯同志曾经参加领导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入党,建国后在党和国家重要新闻出版单位担任领导职务,是有着重要贡献的老新闻出版家。他对这个“代”字多年顺其自然的同时,更做出了有全国影响的重要贡献,被称为“青春办报,皓首出书,没做大官却做了大事的共产党员”,这样怎能不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呢。

    所以在陈翰伯百年诞辰之际,我集中说一说平常被我和我的平辈人普遍称为“翰伯同志”的这位代局长四年的思想和业绩。

    翰伯同志任代局长的四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全国进行拨乱反正的大转折年代,他的主要贡献是全面推进了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为出版工作在新时期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粉碎四人帮之后,陈翰伯坚定支持时任国家出版局局长的王匡,率先在出版领域进行拨乱反正,批判“两个估计”,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纠正各种冤假错案,引起当时尚显沉寂的文学界与艺术界的关注与响应。1978年王匡到香港,由陈翰伯接任代局长,如果说王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率先突破成为文化出版界拨乱反正的先贤者和开拓者,而陈翰伯则使这方面的拨乱反正得以全面推进,收效也更为显著。

    我总结翰伯同志全面推进拨乱反正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项,打破少儿出版的禁锢,解放建国以来出版的一大批图书。那时,我们建国以来的图书都尚在封存。有关少儿图书这件事,翰伯同志在江西召开少儿出版工作座谈会,制定了三年规划,并且做了“解放思想,批判极左,勇闯禁区,繁荣出版”的重要讲话。以后又在他的推动下,把被封存十余年的建国以来一大批较好的图书解除禁锢,使这些图书得到解放。如果说批判“两个估计”使书得到解放,那么“落实政策,纠正冤假错案”就是人的解放,这个在当时的出版界也是走在前面的。

    第二,克服左的指导思想,调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出版方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翰伯同志亲自主持国家出版局党组扩大会议多达十几次,在出版领域统一思想,达到共识,率先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出版方针。同时也为后来中央实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第三,地方出版社出书由“三化”调整为面向全国。所谓“三化”就是群众化、通俗化、地方化。这个方针的调整解放了大批地方出版社出书的禁锢。

    第四,规划组织出版中外语文词典。这是个大事,在当代中国出版史上树立一座丰碑,当时影响很大,后来影响深远。我稍微往前回顾一下到文革期间,1972年以后,陈翰伯作为国务院出版口国家出版局领导成员,根据中共的指示为恢复出版业务做了许多实际性工作。当时舆论阵地仍然为四人帮所控制,恢复与反恢复的斗争异常激烈,多位老出版家从“五七战线”恢复出版工作,竟被视为黑线回潮的重要表现。我们这些过来人至今还记得,在出版局及其所属单位进行的“反出版黑线回潮”。1974年尚在四人帮控制舆论的环境下,在出版界反黑线回潮的大会上,当时一位造反者递条子,说陈翰伯是旧势力的代表,不能坐在主席台上。当时主持会议的人是领导小组成员赵承凤,拿到这个条子后他面带难色,后来把这个条子交给陈翰伯本人了。翰伯同志看到这个条子以后就面向与会者从容地说“我自己下台”。大家看到翰伯同志自己下台,深为同情和敬佩,敢怒而不敢言。然而这种挫折、这次反回潮的批判并未使翰伯同志动摇和消极。当邓小平复出,抓整顿的机遇出现时,他又继续为恢复出版“重操旧业”。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他指导陈原主持编选中外语文辞书规划160种,后来陆续出版。翰伯同志十多年的努力,包括出版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源、辞海等160种全部出齐,在当代中国出版史上铸起一座丰碑。

    翰伯同志除了指导词典编纂的工作外,更亲自组织协调统筹了从1975年开始,由一市五省协作的难度很大的《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1980年秋天,第二次在青岛开会的时候翰伯同志突发脑血栓病倒在会场上。后来在编纂工作的第八个年头,也就是1983年9月,他带病到厦门开会,做了风气而又深情的演讲。他说:“国家出版局因体制改革撤消了,但我这个编写领导小组组长倒没有撤消,还可以继续做下去,我想与两部词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相始终。8年的日子很长啊!我们来不及仔仔细细地回顾和总结,总之,是上了一个山又一个山。开始一点事情,总跟开会的地方联系起来概括一句话,1977年概括一句话,作为一个里程,记录《汉语大词典》的历史。1977年青岛开会,1978年黄山开会,那时工作艰难,叫做青黄不接。1979年5月贯彻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在苏州东山开会,工作有新的起色,叫‘东山再起’。1981年底为贯彻中办第43号文件,在北京万年青宾馆开会,进一步统一认识,大家兴奋地说《汉语大词典》是万年长青的事业。现在到了厦门来开会,这次会很重要,回顾过去,成绩很大、信心更足,展望未来,任务艰巨、困难不少。这里有一个景点叫鼓浪屿,我想用来作为这次会议的标志,我们要同舟共济,鼓浪前进。1985年出书,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大家都希望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早日问世,昨天,我想到陆放翁(即陆游)的两句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得到消息《汉语大词典》已经全部出齐,我们是无神论者,也是无鬼论者,可在这一点上我宁可让步一下,希望得到这个消息,能够知道这书已经出版了,九泉之下也会很高兴的。”这是我引用的一段比较长的翰伯同志在鼓浪屿的讲话。

    翰伯同志对《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感人至深。这套12大卷,另有检索表和附录一卷,于1994年4月全部出齐,5月10日还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庆祝会。这时我们的翰伯同志早在6年之前的一个凌晨就悄悄地走了,他是在另一个世界得知这一他为之期盼已久的喜讯的。如他所说,能够知道这书已经出版了,九泉之下也会很高兴的。

    最后,我讲几句翰伯同志对我的信任和关怀,特别是在关键时刻给予的支持,使我终生难忘。在考察干部的时候,翰伯同志曾经说“宋木文过去不是搞出版的,但是让他管出版,对出版有好处”。为不辜负老领导的信任和期待,我在出版管理的工作当中,总是把自己摆在初学者的位置上,注意向老出版学习,注意团结一般人,注意掌握方针政策,尽量避免出现伤人害事之举。我现在年过85周岁了,仍将努力,不做有违翰伯同志和其他老领导教诲的事。

   谢谢!


宋木文   
2014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