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斌杰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

    尊敬的老同志、老专家，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陈翰伯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新闻出版界的新老同行一起来缅怀翰伯同志，回顾他一生为新闻出版事业所做的重大贡献和他忠于革命、光明磊落、追求真理的高贵品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新闻出版事业走过的曲折道路，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吸取力量，面向未来，发挥智慧，把中国特色的新闻出版事业做好。刚才有关方面的各位老同志特别是在翰伯同志身边工作过的木文同志，深情地回忆了翰伯同志为新闻出版事业奋斗的历程，我非常受感动。作为一个出版家，那种坚持真理、追求正义、不为权势所动的精神，是非常受尊敬的。

    我和翰伯同志只有一面之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国家有一套当代中国出版的计划，其中有两卷我是主编。当中的中国青年运动这一卷是我主编的，因为中国青年运动离不开三件事情：五四青年运动、“一二•九”青年运动、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因为这三大运动，我组织人员采访过翰伯先生。当时因为“一二•九”运动这个专题向他请教一些问题，谈得非常顺利。我和翰伯先生因为这一次学生运动而结缘，所以印象深刻的是这位当年的学生领袖，在年过花甲之年依然革命锐气不减，谈起过去事情的时候依然充满激情，使我们深受教育。后来到了新闻出版系统工作，才开始了解翰伯同志作为新中国新闻出版工作开拓者所做的贡献。特别是建国六十周年“评定建国后100位出版家”，那时候对翰伯同志事迹的了解的就更多了些。

    刚才大家都讲到了，翰伯同志早年就参加了革命，在燕京大学就读的时候就参加了 “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从此以后加入了共产党，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通过今天的回忆，我们也知道，早在全国解放之前，他在白区新闻战线上工作12年，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国统区做新闻工作，写文章，办刊物，曾经在许多重要的报刊工作过。在西安事变前后他在杨虎城、张学良下办报，以后在重庆、南京、上海办报。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在新华通讯社当编委兼任国际部主任、北京新闻学校的副校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文化部出版局的局长、人民出版社领导小组组长、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一生都在新闻出版战线上工作，竭尽全力为国家新闻出版事业做出贡献，是出版界值得学习的榜样。

    出版界有很多人，有些人是有开拓性的，留下了真理、留下了精神、留下了精品力作，有些人也并不见得是这样做的，所以陈翰伯是一个最好的榜样。我参加的纪念会不多，但是我是选择性的参加。有些人出版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文化，像翰伯同志讲的，（那个时期）印的小册子不叫出版。如果中国出版业历史上没有这样一批人，我们中国历史是个什么面貌？留下了什么东西？

    陈翰伯同志敢于迎难而上、不怕困难。早在战争年代，他在白区工作12年，为了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他奋不顾身战斗在上海、西安、成都、南京、重庆的新闻第一线，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机智勇敢地在第二条战线上作战。

    反右之后他受命到商务印书馆。在当时的风气下，他恢复商务，出汉语词典、译著国外的学术著作，勇气可想而知。他不避风头不顾自己，领导制定多个中国出版的计划，坚持把学术著作和文化基础工具书放在了出版的重要位置。相继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精品力作，例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系列”、“中外历史小丛书”以及《现代汉语词典》、《辞源》、《辞海》等一批传之久远的工具书，使商务成为我国出版界学术重镇和辞书王国。

    经典著作是非常重要的。昨天上午我参加了习近平总书记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一开始就讲了对文艺经典的重视。讲了德国的诗歌、小说，讲了英美的文学，也讲了解放初期翻译出版的前苏联的小说，大概一共列举了50多本。总书记说他现在治国理政的智慧就来自于早年读的这些书，也讲到了在法兰克福书展，看到图书在国际上的重要影响力。

    翰伯同志做的这些事情至今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影响，他提倡开门办社，强调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为商务集结了当时最顶尖的资源，为出版编辑人才创造了良好的学术气氛，提高编辑人员的学术水平，联络了一大批著名的著作家，建成一个高水平的作者队伍、编辑队伍，成就了商务印书馆日后的辉煌。

    陈翰伯同志敢于坚持真理、勇于承担，在那个极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年代，他坚持马列主义真理，坚持按照新闻出版规律办事，当然是常常要受到批判的。但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久经磨练、不避风险。虽然在特殊的年代屡次被戴上帽子，但他总能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做他认为对的事情。正如刚才木文讲到的，文革十年他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多次被批判，身心受到了伤害，但是他一回到出版岗位上又坚持他的出版理念、出版原则，把中外字典、学术名著作为出版重点。这样的做法又遭到了批判，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再度出山，更加坚持按新闻出版规律办事，提出改革新闻出版的布局，解放出版生产力，体现了他追求真理的信念。

    翰伯同志思想解放、勇于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进入拨乱反正的大转折、大改革时期。在半年时间内连续召开了十余次国家出版局党组扩大会议，专门解放思想，统一认识，讨论出版工作如何适应转变，全面推进了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探索，为出版工作在新时期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在1979年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调动地方出版的积极性，使全国出版单位的数量成倍增加，形成了竞争的局面。他创办了《读书》杂志，并为这个影响深远的刊物奠定了解放思想、百家争鸣的学术路线，使《读书》至今享誉海内外，成为介绍中外文化思想的桥梁。早在1979年他就已经注意到了出版体制的问题，并大力提倡落实宪法的出版自由，积极组织了出版法草拟，并整理修订了包括《出版社转型条例》《稿酬制度》等出版业内有影响的规章制度，发出了新闻出版改革的先声。

    陈翰伯同志善于创新、开拓局面。1979年12月由他和陈原等组成的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正式成立，他被推举为第一届主席。他组织制定了协会章程，提出协会工作的框架意见。他在随后的一年里患病，但是却连续六年组织版协的重要会议。翰伯同志在培训出版干部、发动群众推动改革、进行出版理论研究、评价优秀图书、表彰出版工作者、与港澳台和国外合作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中国出版年鉴创刊会上他发表的文章，论述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繁荣发展中国的出版业，才能改变中国出版落后现状的到来。正是由于他的创新努力，很快使版协工作有了新的局面，这些事情都使得我们受益匪浅。我们出版界的一些同志评价他：“翰伯同志是把中国出版业从濒临衰境挽救过来的一个领导人。”

    陈翰伯同志既是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又是一位学有专长、治学严谨的学者，更是一位业务经验多、光明磊落的新闻出版大家。他忍辱负重，淡泊名利，一心为公，奋斗不息，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品质是高尚的。正如陈原先生所说“陈翰伯是一个倔强的人、正值的人、勇敢的人、永不向邪恶低头的人、为人民奉献了毕生精力的人。”许多他的同事评价他：“办报的时候跟反动派作战，出书的时候他关注的是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他常常想的问题不是自己的名利地位，而是对我们出版界应该奉献一些什么、能够奉献一些什么，所以他只是奉献，从不索取。他念念不忘中国文化的积累，不忘文化的传播，他留下一个精神世界，留下了“奉献就是人生最大幸福”的精神境界。这是一位老同志对他的评价。所以从多方面看，在我们心目中，他是真正的中国出版家。

    翰伯同志在那个时代为中国出版业发展所做的努力，以及大家回忆他的事迹，让我们深受感动，也是我们应该努力继承的。现在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国出版业已经有好的局面，这和许多像翰伯同志一样奉献了毕生经历的出版人是分不开的。陈翰伯同志的精神和业绩，学识和品行将永远激励和鞭策我们一代又一代出版人。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他，不仅是为了追忆他无私奉献的精神，也为了更好地发扬他的优良传统，承担起建设新闻出版强国的使命。

    此时此刻，值得告慰老一辈新闻出版家的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里，我国新闻出版业已经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与版协成立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翰伯担心的问题，他认为：出书难、图书品种少，我们与西方国家比较人均出书品种太少；人才少、学术质量低；印刷难、出版周期太长；发行的门店少，排队买书还是个问题等。但这些问题今天看来已经迎刃而解了。当然，现在跟那个时代的问题已经不同了，新的出版业发展有新的问题，现在仍然需要我们像翰伯同志那样竭尽全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开，创新的局面。好的方面比如：出书的品种虽然赶不上欧美，但是我们已经接近世界的平均水平，我们的出版总量已经在全世界排在第一位；全民读书的活动也在全国推进，不仅有传统的书店，还有数字网络化图书，新的阅读空间也开辟出来了，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当然，现在仍有很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发展和解决。

    翰伯同志于中国的出版事业如同一座灯塔，在茫茫的大海上看起来是那么渺小却有温暖的灯光，为我们共同的事业标识航线、指明方向，饱含着向好的希望。对这样一位先驱者、领路人，我们将永远怀念他、学习他。作为现任中国版协的负责人，继承翰伯同志的好品质、好精神，努力推进中国出版业深化改革、融合发展、持续繁荣，要以五千年的文明传承和全球文化传播为起点，继续回答翰伯同志所提出的“出版业应当为人民、为国家奉献些什么？能够奉献些什么?”这个问题，并且，我们应该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前有榜样，后有来者，我相信中国当代出版家一定能再造中国出版的新高峰，有能力为中华民族创造更多的立得住、传得开、叫得响、留得下的经典之作和传世精品，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柳斌杰   
2014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