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哈佛大学出版社立足哈佛，放眼全球，专注于学术出版，在传承学术、弘扬文化、打造品牌以及数字化转型方面均有成功的经验，对于我国大学出版社如何找准“生态位”、不拘“象牙塔”、强化“服务圈”与推进数字化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哈佛大学的出版机构

    1. 哈佛大学出版社

    哈佛大学创建于1636年（最初称为“哈佛学院”），首任校长亨利·邓斯特1643年继承了其妻的印刷机、铅字和纸张，致使哈佛以“印刷之家”载入美国印刷史册。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哈佛大学就间歇性地有了印刷出版活动，其间成立过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Press，1802）、印刷所（Printing office，1872）、出版所（Publication office，1892）等机构。后两个出版印刷机构的建立，皆是在埃利奥特校长的任期内。这位校长在长达40年的任期中，一直很重视教育与出版印刷的互动关系。他认为，大学有三个直接功能，首先是教学，其次是以书籍的形式大量汇集已获得的系统知识，第三是研究，把目前的知识向前推进一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掌握新的真理。[1]这里讲的第二个职能主要是大学出版活动。

    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以下有时简称“哈佛社”）正式冠以该名而成立的时间迟至1913年1月15日，约略相当于我国民国元年（1912）创设中华书局的时间，至今刚逾百年。一百年来，哈佛社坚持的办社宗旨始终是：为哈佛的学术声誉增光添彩，为提高美国社会的学术水平做出实质性的贡献。[2]该社出书的重点是严格定义的学术著作，一般感兴趣的是严肃的历史、文学、法律、哲学、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图书；不仅将学者的学术发现传播到其他学者那里，同时还将自己塑造成联系学者和普通公众的桥梁与纽带。它一直致力于增强和扩展学术的影响，这一点可以很好地用哈佛社社长杜马斯·马龙19世纪30年代提出的口号 “学术增益（scholarship plus）”来概括。

    该社从刊行哈佛大学有价值、有影响的教授讲义开始，立足学术，广纳优稿，不断推陈出新，至今共出版了六千多种图书，传播了各种有重要价值的理论研究成果；其出版的图书获得了包括美国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奖、班克罗夫特奖、教育协会奖、农业协会奖、年度最佳图书奖和杰出出版物奖等众多奖项，成为世界上最有特色、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大学出版社之一。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的周蔚华把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出版模式称为“哈佛模式”，即“学术出版模式”。[3]这一模式对我国的大学出版社有诸多的借鉴和启迪。

    2. 贝尔纳普出版社

    贝尔纳普出版社（Belknap Press）是在1949年成立的，它受惠于小沃尔德伦·菲尼克斯·贝尔纳普的遗赠，并因此而得名。它隶属于哈佛社，类似于牛津大学出版社下设的克拉伦登出版社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下属的王冠出版社。因此，哈佛社的网站对自己历史的简介以及相关的哈佛出版社史专著，都将贝尔纳普出版社归入哈佛社一并论述。贝尔纳普出版社因其出版图书“持久的影响力、出众的学术价值、优秀的图书质量以及不以盈利为甄选标准”而闻名。该出版社1954年刊印了哈佛大学教授们撰写的《哈佛大学美国历史指南》，广获社会好评。到20世纪60年代，贝尔纳普出版社创造了辉煌的业绩，特别在优秀论著获奖方面可圈可点。其中包括获得普利策奖的沃尔特·杰克逊·贝茨的《约翰·济慈》、欧内斯特·塞缪尔的《亨利·亚当斯》及伯纳德·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同时获得班克罗夫特奖）。

    3. 哈佛商学院出版社

    成立于1984年的哈佛商学院出版社（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简称HBSP）是哈佛大学旗下另一家著名出版机构，也是享誉全球的商业管理类书刊出版社。这家员工超过250名、同时拥有品牌图书和品牌期刊的出版社，办社宗旨为“提升管理实践的水平，影响变革的世界”，成为对工商业界影响最深远的思想源泉。个性化、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是哈佛商学院出版社的重要发展战略。尽管它一年只出版四五十种新版图书，但全部都是依托哈佛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类书籍；它注意充分利用哈佛商学院的教育资源，开发制作网络课件，面向全球的经营管理人员推销其商学教育理念与教学体系，实行教育与出版的互动，立体开发资源。

    不同于哈佛大学出版社，哈佛商学院出版社还拥有自己的两种权威期刊——《哈佛商业评论》和《哈佛通讯》。[4]该出版社值得作为一个经典教学案例好好剖析，但因本文主题所限，这里只是略作介绍。

    二、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成功之道

    1. 学术传承者

    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历史就是一部以学术出版立社、兴社、强社的历史。哈佛社最初的选题源自哈佛大学教授们的讲义。哈佛社“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讲座”系列出版的第一本书是1927年吉尔伯特·穆莱的《诗歌的经典传统》，之后这一系列还囊括了许多学术大师的讲座。1984年该社开始以《美国文明史》系列，出版“威廉·E·梅西讲座”的内容，打头阵的是尤多拉·韦尔蒂的畅销书《一个作家的开端》，接下来不断推出了一些佳作。

    尽管由于战争和经济等原因，哈佛社曾经历过一些波折，但它服务于学术创新、积累与传播的宗旨始终没变。例如，在第二任社长哈罗德·默多克时期，哈佛社成为了出版学术类专业著作的重要机构，但风头正劲时却碰上了经济大萧条。第三任社长杜马斯·马龙时期，受二战波及，出版社财政困难加重，连大学管理层也转而想抛弃出版社。但马龙始终坚守职业信念——做“学术中间人”。他认为，出版社存在的目的不仅仅是在学者之间或学术圈之间传播研究成果，更是要成为沟通学术界和外部世界的桥梁。其间哈佛社出版了很多杰作，如《存在巨链》《经营者的作用》《哲学新解》等。第七任社长亚瑟·J·罗森塔尔于1972年接任，他秉承马龙“学术增益”的理念，加强哈佛社书目对学术圈子外的普通读者的吸引力，此举在多年后被各大学出版社争相效仿。罗森塔尔精简和重组了出版社员工，迅速改善了出版社的经济状况。他还启动了一系列科学和哲学类的新书目，并使哈佛社的市场策略更加专业化。可以这样说，学术出版成就了哈佛社，哈佛社也丰富和充实了美国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出版。

    2. 品牌守护神

    美国大学出版社成立的背景和宗旨决定其发展模式不以赢利为目的，战略定位立足于“小而优”“小而精”。哈佛社的规模不大，在美国属于小型出版社；出书品种也有限，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平均年出书约130种，2007—2009年才达到年出书200种左右。为了保证学术出版的水准和图书的质量，哈佛社是通过同行专家评审或匿名评审来决定某一选题是否可以纳入出版规划的。其作者也不局限于校内，校外作者占很大比重，它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寻求高水平作者。

    像美国大多数出版社一样，哈佛社取得书稿的途径主要是编辑组稿和学术网络，只有不到5%的是自由投稿。而且出版社有严格的审稿制度，恪尽把关职责。处理稿件的程序是，编辑初读来稿，后经教授编辑编委会批准，在批准之前要送社外人员审读。[5]这从源头和程序上保证了图书的高质量和生命力。如威利·阿佩尔的《哈佛音乐词典》，初版卖出15.5万册，1969年再版时又卖出20多万册，而米哈尔·兰德尔推陈出新的《新哈佛音乐词典》长销不衰。不办刊物、不出教材，专心致志地耕耘在学术著作园地，哈佛社虽然舍弃了像哈佛商学院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那样可观的收益，但也正是因为专业、专心、专注，确保了学术图书的优质品牌，使自己在学术出版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2012年10月，美国《赫芬顿邮报》曾经列举了17家最有创新精神的大学出版社，哈佛社因文学批评类图书榜上有名。[6]

    3. 文化追梦人

    如前所述，哈佛社就是因传播学术而存在的，其在百余年间出版了一系列在美国乃至世界上都有价值和影响的图书。除了“诺顿讲座”系列之外，哈佛社还出版了许多著名的系列讲座讲稿，比如戈德金讲座以及纪念W.E.B.杜波依斯、内森·哈金斯、卡尔·纽厄尔·杰克逊和威廉·詹姆斯的系列讲座。这些讲座水准之高，以至于通常是在讲座结束之后，讲稿就直接出版成书。从1939年到1986年，哈佛社仅普利策奖就获得了8次之多。

    哈佛社历史中有一个标志性事件，即从1934年起在美国出版“洛布经典丛书”（该丛书的首册由英国的海涅曼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共收录500卷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的重要文献典籍，几乎涵盖了全部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典籍，时间跨度达1400年。哈佛社现在正大力修订这套丛书，由于是原文和英文翻译对照，便于使用，这套书广受欢迎，每年销量超过10万册。

    1990年西斯勒继任社长，他执掌的哈佛社出版业绩也是异彩纷呈，诸如《我们从未现代过》（1993）、《拱廊计划》（1999）、《进化论的结构》（2002）、《断裂的年代》（2011）等皆堪称精品，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中华帝国史》六卷本和《西方艺术中的黑人形象》系列的出版。

    4. 转型探索者

    哈佛大学出版社虽然是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字号”，但是在学术性出版物日渐数字化的今天，它仍然在努力希求保持其重要地位和影响。为此，出版社推出了《美国地区英语词典》数字版，可开放获取的《艾米莉·迪金森档案》，并计划推出大型的“洛布经典丛书”的数字版。除了不断扩展的国际销量，哈佛社通过一系列创新性举措以增强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包括在印度建立良好的市场形象，在2011年首次设置常驻欧洲的编辑人员。哈佛社还与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希望此举能为数字图书发行提供新的机遇。

    与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拥有40种学术期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拥有50余种学术期刊不同，哈佛大学出版社只有学术图书资源。相较而言，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更容易一些。但哈佛社仍然在图书领域积极探索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学术传播和学术服务的途径。

    三、哈佛大学出版社对我国大学出版社的启示

    1. 找准“生态位”

    所谓生态位，是指在生态系统中，一个物种对资源的利用和对环境的适应性的总和，是其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相关物种间的功能关系。大学出版社的“生态位”，就是大学出版社对其得天独厚的出版资源和出版环境的综合利用所形成的竞争能力和出版优势，它反映一个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特色、出版地位和存续状况。大学出版社的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大学的重要地位,[7]大学的办学特色和学科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大学出版社的办社特色和学术出版优势。

    哈佛大学出版社正是依托哈佛大学，靠学术出版立社、兴社、强社的。第五任社长威尔逊从北卡罗来纳大学加盟哈佛社后，为出版社注入了积极的发展理念，即“以尽可能多地出版好的学术著作为存在目的的大学出版社是不会破产的”，这句话也随即成为名言。

    毋庸置疑，我国大学社的出版宗旨和努力方向也是“倡导学术出版，推动学术交流，营造学术氛围”，但难的是如何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学术著作一般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较好的社会效益，但因为其专业性强、内容艰深、编校难度大等因素，出版社要进行长时间的运作和投入，一套书甚至一本书的出版往往耗费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有人说，一部精深学术著作的出版就是一次艰辛的学术苦旅。坦途大道常有人走，幽径密林却鲜有人勘。[8]我国的大学出版社在改革的过程中，有些人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大学出版社的学术特性与文化使命，忽视了大学出版社的立社之本，模糊了大学出版社和一般出版社的界限，混同了二者的功能和职责，这是很危险的。[9]大学出版社必须坚定自己的出版方向，这样才能在同一种出版使命的要求下保持自己的特性和优势。

    2. 不拘“象牙塔”

    1938年1月，在庆祝哈佛大学出版社成立25周年的庆祝宴会上，马龙呼吁图书出版应该超越“仅仅学术的展示”，即不仅出版高度专业化的著作，还要出版面向广大普通读者的读物。这说明大学出版社需要改变其“学术”“严肃”“经典”的刻板印象，其出版物应尽可能让更多普通读者也看得懂、喜欢读，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尤其应该如此。

    在我国出版社转企改制的大潮中，很多大学出版社改制成了企业，非但没有地方财政和学校经费的支持，每年还要向学校上缴一定利润，而大学社的功能和定位又决定了它不可能出版一些销量很大的大众读物。学术出版所面临的资金困难并不能从外部彻底解决，要解决资金紧张的问题，卓有成效的办法就是在保证学术图书的出版不太受影响的情况下，使图书出版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1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多年致力于学术书的大众化，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当然，拓宽出书范围是一把双刃剑。拓展出书范围一定要注意保持自己的特色和定位，要以学术出版为中心，适度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3. 强化“服务圈”

    大学出版社是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功能的延伸，其出版活动与学校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相辅相成。而文化积淀深厚的学府又能为出版社提供一流的作者队伍、选题资源，甚至一流的编审人员。与此同时，学术出版物的读者也主要集中在大学校园。学校和教师为出版社提供出版资源，出版社为学校和作者提供物化的、具有知识产权的研究成果。大学社与大学的这种“父子关系”决定了出版社没有理由不加强出版社与学校、作者及读者的联系。这应该就是马龙社长所说的“学术中间人”的作用。而威尔逊社长最大的成就是加强了出版社与大学的教职人员、管理层、校友之间的关系，并提高了哈佛社在美国出版界的地位。

    美国的大学出版社一般都没有向学校上缴利润的任务，相反，还有很多出版社能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得到学校的资助。从学校的层面给予出版社一定资金支持，目的是为了繁荣学术出版，这样的定位显然能让大学社无经济压力之虞，将出版社的经营重点放在提高图书的质量和水平上。[11]这也是值得我国的一些大学管理层重新思考的问题。

    4. 推进数字化

    随着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种媒体加速融合，各种新的出版媒体不断涌现。数字技术在内容的表现形式、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等方面对出版业产生了显著影响。大学出版社中学术出版由于其专业性强，编审难度大，生产周期长，被转载、复制、引用等的可能性大而显得尤为明显。大学出版社必须与时俱进，推进出版产品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出版活动不仅需要新媒体技术的支撑，更需要雄厚的资金做后盾，大学出版社一般缺乏这一优势，但其出版内容资源是专业化的、学术化的，是其他出版商和技术商无法替代的。[12]所以，大学社在数字出版领域的努力方向是丰富的数字出版内容，而且应积极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学术传播和学术服务。哈佛社进行的探索也值得我们学习。

    此外，大学出版社还必须加大在出版中应用数字传播技术的力度，在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教学资源库建设、按需印刷、数字内容提供和服务、内容集成服务等方面积极探索新的出版模式和商业运作模式。网络经济是分享经济，大学出版社要通过数字传播技术寻求横向版权合作和内容集成服务方面的合作，共建信息提供和服务平台。我们也深知，大学出版社的数字化转型道路艰难，但绝不能无所作为，坐以待毙。美国学术界人士流行一句话：“不发表就发霉”（Publish or perish），或译“不出版就完蛋”。我们套用这句话来说当下的大学出版社：不变革就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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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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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建亮. 外文图书信息源调研——美国著名大学出版社简介[J]. 新世纪图书馆，2005（4）.
[3][9]周蔚华. 从美国大学社看我国大学社改革和发展[J].出版参考，2009（1）.
[4]徐来群. 哈佛大学史[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127.
[5]小苏. 美国著名的大学出版社[J]. 出版史料，2004（1）.
[6]甄云霞. 美国大学出版社概述[J]. 出版参考，2012（30）.
[7]邬书林. 学术出版——中外大学出版社共同的使命[J]. 中国编辑，2007（5）.
[8]高笛. 社科经典　传世文献[J]. 出版人，2014（6）.
[10]张建中. 美国大学出版发展的特点[J]. 中国出版，2005（8）.
[11]张宏. 美国大学出版对我们的启示[J]. 大学出版，2005（4）.
[12]谷俊明. 美国大学出版社：困境、转型与启示[J]. 现代出版，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