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年一度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是出版业未来走势的风向标，可惜国内从业者大多数无缘参加。作为一枚一直埋头编书的图书编辑，灰土豆同学从编辑的视角记录了2014年法兰克福书展的见闻感受、所思所想，以及新观念的冲击。八篇日记，八个不同的侧面，为我们展示了国外出版业在数字浪潮面前的创新、开放、临危不惧，足以让我们反观自省。

    本届法兰克福书展只得两日去看，尽管有书展同事在场耐心给我介绍，然而这几日他们忙得连轴转，会面时间有限，所得信息也很有限。此处所记，只是书展的几道切面。

    ■之一：版权交易中心（LitAg）

 

    10月10号我从洪堡基金会安排的柏林的参观活动中离开，赴法兰克福，第二日一早便赶往书展。一身疲乏未及褪去，就已混入地铁的人流。往书展方向去时，人流湍急。地铁“展会”（Messe）站有通道直达展会的建筑，因是周六公众开放日，入口已是人山人海。
      
    此前与我联系，安排我参观的书展同事Kerstin把票和一包简单的午餐交到我的手里，还把此前发给我的参观日程邮件打印了出来。她领我到一个叫做“商业俱乐部”（Business Class）的区域，这区域此时还没有几个人。
       
    “这里真是混乱中的天堂”，科斯汀小声对我说。
      
    区域一侧摆了许多舒适的灰色沙发，傅蓝（Holger Volland）先生就坐在那里。五月份面试奖学金的时候曾在书展办公室拜访他，和当时的轻松状态不同，他此时看起来略显疲惫而又随时准备开动马力工作，大概就是这几日书展开幕时的繁忙工作常态了。

    傅蓝先生是我将进行的一年的书展研究的导师，他是书展副总裁之一，管理层成员。他请我在商业俱乐部外的小咖啡吧喝了咖啡，简单寒暄之后，他领我到6.1号馆。下了半层楼梯，在一个平台上可以向下望到6.0馆，在馆内一侧，看见齐整的四百多张桌子被挡板围在一个巨大的区域中。这地界叫做“版权交易中心”（Literary Agents & Scouts Centre，简称LitAg)，这里没有填满了书和人的展位，似乎独立于书展的沸腾氛围之外。

    我起初很好奇这个区域英文名称中的“Scouts”。这个词本意是探寻信息的侦察兵，也被电影界用来指“星探”，或被体育界用来指“球探”。我此前并不知道在国外出版界也使用这个词来称呼版权或内容的探寻者。华语出版界大多译作“书探”，也有译作“猎书人”的。
     
    书探可以是版权公司的人，也可能是由出版社雇请的人，或者干脆是个自由职业者。在国际图书市场上，一个非英语国家的出版公司会借助书探来持续获得英文国家出版市场的信息，书探会根据这个出版社的特色来推荐值得出版的英文书籍。书探的工作并不容易，他们需要敏锐地监控本国市场中哪些编辑选择了哪些书、哪些书的版权被哪些版权代理买了去，他们不仅要和这些人交流，还要亲自阅读许多作者的为出版手稿，以便向自己的客户推荐最有价值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书探也是半个编辑。
      
    我在后浪出版公司电影组工作时，各位编辑也做一点“scouting”工作，我们需要整合各方面的信息，向老板推荐哪一本书的版权值得购买。这项在国际出版界十分成熟的职业，在国内近几年才刚有零星的讨论，并且倾向于将书探与“作家经纪人”混为一谈。从这个角度来说，郭敬明大概是成功的“书探”典范。然而真正懂市场、懂书的质量、懂出版社且又懂得国际版权，并将猎书作为职业的真正“书探”，在国内还难以得见。

    傅蓝向我介绍这个中心的行事规矩，这个区域在书展正式开始之前一天就已经开放，只有版权代理商和书探可以在这里租下一张桌子，随后他们向“目标人物”发送邀请，得到邀请的人可以进入这个区域与代理人或书探会面。因为书展展期短，而世界各地的展商不可胜数，他们可邀请的“目标”也为数众多，为了让这张“版权桌”达到最大的利用率，通常双方一坐下来就直奔主题，或拿出自己的书介绍，或询问对方是否有好的新书，代理商或书探会在简短的谈话中迅速决定是否拿下这本书或是否卖出某本书的版权。当然他们也可以只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关系网，在这里与某一家书商建立新的关系。傅蓝告诉我，在这里时间很宝贵，一般一场谈话在二十分钟上下。因此此处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紧张忙碌然而秩序井然，这里大约是书展最有最实质成果的地方。
     
    傅蓝说这里是书展“动力的中心”。作为一个贸易展（trade fair），这个已经有36年历史的版权交易中心就像一个巨大的引擎，它的传动轴带动这个产业在世界各地自如运行。

    在书展网站的介绍里，中心主管Riky Stock将这里视作一个“探宝之地”（Serendipity），有很多幸运的版权交易在这里发生。譬如英国布克奖小说《狼厅》（Hall Wall）的德文版就是在交易中心被杜蒙（DuMont）出版社从代理人Jennifer Custer手中买下的。2009年书展的最后一天，杜蒙出版社当时的主管Lutz Wolff是Custer最后一位在中心预约要见面的客人。Wolff询问Custer是否有犯罪小说，说了一阵之后没有什么结果，他们随手快速翻阅版权手册时，偶然看到了作者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的名字，Custer随口说：“《狼厅》在德国还没卖出版权。”尽管这本书在之前一周已经获得布克奖，然而诸多德国编辑却仍然无动于衷。“Wolff的眼中闪过一丝奇异的光”。随后，这本书即刻被买下，出版后迅速上了德国《明镜》杂志畅销榜。（http://blog.book-fair.com/2014/08/28/serendipity-stories-part-two/）

    之后我独自逛书展时，发现这个区域的入口有接待员“把守”，我探头探脑试图走进去看看，接待员笑着问我：“您有预约吗？”我摇摇头，她很礼貌，抱歉而坚决——“那就不好意思啦。”


    ■之二：足球与识字——Litcam

 

    傅蓝带我看完6号馆，便去忙着与其他客人会面。我按Kerstin安排，在10点钟奔到3.1号馆“Litcam”项目所在的展位。

    这里似乎与图书无关。作为一个教育项目，展位上没摆多少书，只在一个展架上摆了与足球相关的书籍，另一个展板上贴了几张活动海报。展台一侧，有一小片开阔地，摆了几张小沙发，显然是为做各种活动而准备的。
       
    见到项目负责人Karin Plötz女士后，她向我作了简单的介绍。这个项目可以追溯到2006年。当时法兰克福书展提出了一个新的关注焦点，叫做“面向未来的教育”（Education for the Future）。按照书展的说法，作为世界最大的“图书和媒体展”，促进基础教育和媒体素养（Media Literacy）是他们的责任。
     
    针对基础教育，书展启动了一个项目：“法兰克福书展识字运动”（Frankfurt Book Fair Literacy Campaign，简称Litcam）。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多有此类识字或扫盲运动，书展的Litcam则主要在德国内部运作，帮助这个发达国家弱势群体中的孩子们。同时借助书展提供平台，使世界各地有相同志向的人们得以做交流。每年书展上，这个展台都会请人来做各种讨论或讲座。经四年，Litcam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德国国家文化与基础教育协会（Bundesverband Alphabetisierung und Grundbildung）的合作下，逐渐发展为一个相对独立于书展的非营利组织。（http://www.litcam.org）
      
    Plötz女士主要给我讲他们从2007年开始组织的“足球遇到文化”（Football meets Culture）活动。
      
    “我们给孩子们组织球赛，让他们踢球。你知道，足球在德国非常非常重要。运动完之后，我们把孩子们组织起来，让他们读书，或者做一些戏剧的活动。”
     
    Plötz女士告诉我，在德国，尽管有义务教育的约束，但仍有诸多孩子因种种原因辍学，导致他们缺乏足够的读写能力（有近百分之二十15岁的孩子缺乏足够的读写能力）。成年之后，他们会很难找到工作。在德国，社区的足球场地非常多，踢球也确是孩子们最热爱的活动之一。而Litcam组织的活动，很容易吸引孩子们参加进来，也因此至少能给他们开一扇通向阅读的门，给他们获得更好教育的机会。

    我起初看到这个展台，疑惑书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为什么仿佛有自己的生命力要去生长？听完Plötz女士的介绍也就不难理解：不论媒介与媒体怎样变化，识字与阅读仍是个人的未来，亦是国家的未来。而孩子们懂得读书，书与书展也才真正有自己的未来。


    ■之三：大师班一课：“一切都是销售吗？”
 

 

    临近中午，我从书展3号馆回到4号馆“商业俱乐部”（Business Club）区域，参加Kerstin为我安排的一个大师班讲座（Master Class）。这是“商业俱乐部”约70场活动中的一场。
      
    现场听者并不算多，大约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区域，又大概是因为到了最后两天的公众日，很多专业展商都打道回府了。他们早在前几日就谈好了一切生意。
      
    这场讲座以讨论的形式进行，台上三人在座。讨论的话题是“一切都是销售吗？”（Is it all about sales？）我现下动笔记录当日见闻，当时三人所述已所记不多，只能根据当时一些零星笔记，勉强回忆一些内容出来。

    Marcello Vena，一间新成立的投资与咨询公司的创办者与合伙人，他在媒体和出版行业混迹许久。他起先解剖了一下出版公司的基本架构，提出在出版业的价值链条上，是一个两端市场（two sided market），一端是作者，一端是读者。作者一端连接着出版公司的“进口” （in-bound）工作，包括内容采集、内容寻探、版权采购、编辑、制作等；而与读者一端连接的是负责“出口”（out-bound）工作的市场与传播（marketing & communication）。出版行业的运转需要在这两端中找到平衡。

    Orna Ross是个作家，现在她也是一个出版人，操办着一个“独立作者联盟”的非赢利协会，为想实现自出版的作家提供咨询。Ross讲自己的故事——她曾经写过一部小说，然而出版的时候，被出版社以“为了大众市场”为名作了删改，一个关于女人们从过往的生活环境中站立起来的故事，变成了一个烂俗的爱情故事，并且被做了个粉红色的封面。这个糟糕的遭遇使Ross的观点很明确：“‘一切都与销售相关’是不正确的。”（“独立作者”[Independent Author]这个概念很有意思，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作家本身即独立，但出版社掌握着出版与否的权力。但当数字时代到来，“自出版”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事物扯开大旗的时候，作者绕开并独立于出版社就成为一种可能。这使作者对自己作品有完全话语权，避免了出版社干涉稿件的可能。）

    Ross和Vena从两个角度提示了出版行业的矛盾所在。作为出版公司，市场端必须保证，不同的书必须尽最大可能送到正确的读者手中，因而销售极其重要。而内容采集端，重要的任务包括找到最好的作者，培养其写作生涯，或通过版权代理购买国外版权，并与国外优质出版社建立稳定合作。然而实际中这两端工作有时候极难调和。好的内容未必有好市场，有时候市场会给烂得不可理喻的内容敞开大门。
      
    我在国内出版社或出版公司工作，市场部门与编辑部门或明或暗的“干仗”司空见惯：内容采集端认为好的内容，市场端却整日抱怨，绞尽脑汁也卖不出去。但编辑是否因此就一定也要销售至上呢？而另一种观念则是，书籍编辑工作本身也可以成为最好的市场行为。

    主持人Porter Anderson从他的做记者的角度来切入，他首先讨论了报纸杂志这些传统媒体行业：“这艘大船是否在倾覆？”大数据时代之前，编辑与内容采集团队掌握话语权，记者可以深入地报道自己认为有价值的选题。现在的情形是，报道焦点被大数据勾引，话题是否优秀，是否有深刻的价值并不重要，数据显示其热门，那么即去报道，这样便可以获得高点击率，吸引读者的眼球。Anderson在强调消费者（读者）的时候说了一个例子：他在纽约时得知一件事情，在一家企业里，每次开大会的时候都会摆一张空椅子，这张椅子代表了消费者，企业老板告诉员工，讨论所有问题都要先问问这张椅子：它想要什么？
      
    新闻传播的模式已被数字时代摧毁并迅速重建了。那么出版业是否也会受到大数据的驱动，或者根本应该拒绝它的引诱呢？

    在问答环节，一个书业的自由职业销售者（freelance salesman）在提问时论及大数据与创意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对归根结底来说是创意产业的书业来说，数据十分危险。

    大数据的商业应用，极重要的一点是通过数据分析获得可“重复”的成功模式，以此卖出最多的产品。或者可以这么说，对消费者的大数据分析，实际上霸占了那张“消费者的空椅子”。
       
    Vena在讲座开始所指出的出版企业架构里，资源总是从作者端来的。但当对大数据的讨论到达尾声，Anderson则指出，读者端也可以在这个新时代里成为资源。实际上在其他行业，消费者或者“用户”，早已经成为资源了。
      
    但在出版行业乃至创意行业，是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摆一把“消费者的椅子”或“数据椅子”呢？
从我做“非畅销书”编辑的经历来看，很多时候为了手头一本书，这把椅子应该、必须、或者只能被扔出窗外的。

    自出版服务商Reedsy公司的首席运营官Ricardo在会后的一篇博客里说：“在创意产业中尝试重复（iterative）很成问题，因为这样就让出版者停止寻找下一本超级畅销书。超级畅销书总是会发现一个新市场，这个市场或者原本不存在，或者看起来是死掉的（比如：哈里•波特，《格雷的五十道阴影》）。有时候，出版社的内容采集团队必须满怀非同一般的信心，这个信心并不被数据支持，而做市场的人却不得不相信它。”（http://blog.reedsy.com/post/100510222724/are-data-and-sales-publishings-driving-forces）
      
    我此前写过一篇叫做《大数据的审慎魅力》的文章，探讨了电影行业在大数据面前所面临的同样问题。虽然以往都印在纸上，但书业到现在为止仍很难与新闻业做对比，从创意内容的角度来说，它面临的一些问题反而与电影业相似。

    这种尚在发生中的话题，三位讨论者意在抛出问题，自然不能有明确的解决方案或答案。Anderson的总结多少有点和稀泥，他说内容编辑和市场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

    “制造金钱和制造意义不需要被分开。”


    ■之四：思想据点：关于商业俱乐部

 

    在这两日书展参观结束之后一个月，我才重新回到法兰克福，正式到书展公司开始我的研究项目。在与同事的谈论中才知道，“商业俱乐部”（Business Club，http://www.buchmesse.de/en/businessclub/）是书展今年新布置的一个区域。俱乐部的日程手册封面是黑色底，暗金色的字，整体设计宣示着这是书展设计的一项高端产品。
      
    从内容上来说，这个区域整合了书展的三个会议或论坛品牌。（Contec Frankfurt，专注出版行业未来趋势的会议；Story Drive，故事驱动大会，专注于跨媒体、跨媒界合作的论坛；International Rights Directors Meeting，国际版权经理会议，简称RDM，专注于版权交易话题）
      
    这三个会议或论坛亦在全年其它时间和地点展开，是书展在全年中的常规工作之一。没错，法兰克福书展并非只有每年的那五天是启动着的，它像一座可以移动和变形的城堡，在展期的五天，它矗立于法兰克福，将自己的庞大身躯完全展开，使100多个国家的展商云集于此。这五天之后，它则以其他形式游走于世界出版与媒体行业的版图上。

    “商业俱乐部”是在一周的书展现场将三个会议论坛品牌汇集起来，会同其他特别设计的活动（上述大师班就是为书展特别策划的），成为一个强力的行业思想据点与灵感源泉。
      
    从空间上来说，俱乐部在展会现场辟出约2000平米，提供了类似高级酒店会客大堂的环境，与喧闹的书展现场区隔开，这种利于从容地进行商业交流的环境昭示各类论坛、会议、活动之外的另一个“人的维度”：建立关系（networking）。
      
    在法兰克福书展这个贸易主导的展览上，大部分国际展商并非是为了向公众展示或兜售自己的书（德国本地展商基本都很重视与公众的互动），他们的重要目的除了谈版权，就是在这个行业佼佼者聚集最全的地方拓展自己的关系网。图书业高度依赖关系网络，即使一间企业有了成熟的运营方式，一个稳固而丰富的关系网仍是挖掘与探寻好内容的基础。与这个维度相关的设计，除了将舒适的环境区隔于喧闹的书展现场本身，还有类似 “问专家”（Ask the Expert）这样的活动环节——在特定的时间内，俱乐部的“沙龙”里摆起几张桌子，桌子的主人是行业内不同领域的专家，参加俱乐部的展商可以去找自己感兴趣的人，为自己事业中遇到的问题做一对一的咨询。
      
    商业俱乐部从书展正式开始前一天向持票者开放，提供大约70场各类活动。我仅去听了一场大师班讲座，便有诸多思考，倘若都听下来，不知道会获得多少有益的信息与观点（也可能有“坏”信息，但那同样也会令人警醒）。这也大约是俱乐部的票价并不便宜，但仍有诸多参加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里，讲座的话题都是面向未来的。人们立定在自身的经验与观察之上，希望对书业的未来有个准确的预估。
      
    在国内，我作为一枚图书编辑，一向默默埋头编书，也仅希望自己能认真做一个造书的书匠，从未站到另一个角度、另一个层面上去观察这个产业。以往将头全埋在书里，似也没有问题。

    以前，出版行业像一个孤岛，保守，封闭，自成体系，并且过得很好。他们很少，似乎也不需要与外界交流。然而孤岛的藩篱渐渐被数字革命的大海侵蚀。尽管出版与其它领域的融合现在看起来仍然十分缓慢，但风云变幻，未来看起来虚无缥缈，倘继续龟缩，不做任何改变，恐怕立足之地也不能保住了。

    
    ■之五：书与国

 

    Kerstin给我安排的书展参观日程表里，紧随大师班的是一组讨论会，以德语进行，很可惜，鼓足了力气，我也不能以仅学了两个月的水平听懂一星半点。听了半小时，作罢，钻入人丛，向各处去逛。
     
    来到6号馆，我在中文区四处转，除了香港、台湾的展台，还有一些大陆的小出版商散落在一些小展位里。在大陆国有出版社的联合大展台的最醒目处，是最新出版的国家领导人谈治国理政的新书，浩浩荡荡摆一整面墙，大致扫一眼，有各国语言版本——大约是我眼神不好，又或者是因为这是要向国外展商做展示的，唯独没看见中文版。
    
    因周六是公众开放日，许多人来买书。有一家人从大陆来，不知是来旅游，还是住在国外的，他们在展台上闲逛，看到这印着总书记头像的封面，其中的女士拿着一本英文的向一旁的工作人员问：能赠送一本吗？
    
    工作人员没有表情，看手机：“送恐怕不合适。买的话十欧。”这种体量的书，精装，十欧倒是不贵。那位女士听到价格就犹豫起来，我走开了，不知道她最后买了没有。
    
    我又走到其他出版社的展台看，一位大妈大约是为自己的孙辈询问《新华字典》。工作人员满脸遗憾：“恐怕已经卖完了”。但她仍希望能帮到这住在异国的同胞，她从其他展架上搜寻许久，找了另一本学生用的字典交给了大妈。
    
    这500平米的联合大展台基本上是中国出版集团以及国内各大出版集团的地盘。这里应该算是汇集了国内“最有面子”的图书，但恐怕很难说它汇集了国内最优秀的图书。

    逛了一会，离下一场会面不剩多少时间，我便向5号馆去，找到了书展的国际市场主管Ruth Kumpmann女士。运行如此庞大的书展，接待天下来客，并要将之做到最好，必有诸多部门的通力合作，Kumpmann女士向我简单介绍了书展作为一间公司的复杂结构，我一时也竟难以消化。之后她带我在5.1号馆里做简单的参观。5号馆（包括5.0，5.1号馆）是除8号馆（英语世界出版商）、6.1号馆(亚洲出版商)之外的另一座国际出版商馆。拉丁美洲这个时下出版界最热门的地区即在此馆内，此外法国、意大利、荷兰、东欧等等国家和地区也都在此处驻扎。
    
    Kumpmann女士特地向我展示的，是一个不大的联合展位，这是书展与德国外管局合作赞助的一个 “邀请计划”，每年通过申请，邀请一些出版并不发达的地区的出版社，到书展来展示自己的图书，Kumpmann女士告诉我，一些小国家的出版产业虽然不发达，但他们仍有自己的书在出版，把这些书展示出来非常重要。书展负责这些小出版社的展位与旅行费用，让他们有机会把自己的书让全世界的出版人看到。今年通过这个计划来到书展的出版社有24个，他们分别来自24个国家。譬如非洲几内亚比绍、亚洲柬埔寨、加勒比海地区的波多黎各、南美洲委内瑞拉、东欧的黑山等等。（书展计划网站http://www.buchmesse.de/en/Focus_on/more_topics/exchange/invitationprogramme/）世界各处，经济力有强弱，人类智慧却不应分大小。这种邀请使书展多了一处挖掘宝藏的小地方。

    离开5号馆，第一日的参观行程结束。我随后去了主宾国芬兰的展示馆。今年的主宾国口号是“芬兰•酷（Finland Cool）”，“cool”既有北国清凉的意思，也是芬兰有好书的宣示。主展区的设计像一个公园，中间是一个圆形舞台，各种活动就在这里展开，人们可以坐在舞台边的台阶上，舞台上方有一个巨大的白色圆弧面幕布，这幕布做活动时可以投影，没有活动的时候，人们来来往往的影子可以被阳光投射在弧面上，一种神秘的流动摇曳在展馆内。这神秘的感觉，像目光在书店里扫视一本宁静但有暗流涌动的书的封面，人的内心的记忆、知识涌动起来，与封面上的图案、文字隐隐交流着。在这个圆形舞台周遭，有另几个大小各异的白色幕布围起来的“圆筒”，我走进去一个，好像走进森林的一个拐角，这是儿童书的展示区，一棵树在中央立着，上面摆着玩具，也摆着各种好玩的童书。屋顶吊下来几个大虫的五彩玩偶，它们的身影投射在幕布上，同来来回回的人影做交流。
    
    这六个区域外面看起来都是洁净的雪的白色，里面却有着丰富的色彩和力量。没有夸饰，也不隐藏。
    
    读一本书从封面到内文，也大约就是这种感觉吧。


    ■之六：未来教室

 

    第二日早晨十点再次来到书展，Kerstin送来今天的午饭，随后带我到4.2号馆的“未来教室”。
这个馆的领域包括专业信息、科学技术出版以及教育展，因此汇集了诸多教育产业的展商，除了图书出版商，许多其他教育技术、服务公司也都会带着自己的产品在这里展示，譬如创新教学辅助服务、教育游戏、电子白板、教育软件、电子学习解决方案等等。
     
    “未来教室”是面向未来的，它的功能之一就是向人们展示我们教育可能会是怎样，以及当下最新的趋势是什么。这个教室在书展之前会接受各种学校里老师学生的组团申请，来上各种稀奇古怪的“课”，参加各种活动。
      
    这里包纳甚广，两年前这里曾经布置过一个“3D赛博课堂”，一众小孩排开，戴了3D眼镜上课。但这里也不局限于高科技教育项目。今年有一堂大课是请来厨师学校的老师和意大利的大厨，教一帮小孩子们做菜。

    在走向未来教室展台的过道地上，我突然看到一个遥控玩具小车，这车造型诡异，车身由乐高玩具拼起来，载着一台手机，然后在车头上有一个转轴带动的一只小手。那车看到前面有人就停下来，手摆个不停，似乎是要打招呼。
      
    我随着这个古怪的东西走到了“未来教室”的展台。展位上有许多不高的桌子和椅子，是为孩子们准备的，桌子有一些玩具与画具，另一侧有一个小讲台，下面有很多座位。负责组织展台活动的Elmar Husman先生带我认识展台上负责各个项目的人。

    先是一间芬兰的教育公司，工作人员给我展示他们用自己开发的“Smart feet”平台为书展所做的一个在线教育游戏，这个游戏以今年主宾国芬兰为主题，在平板电脑上运行，在游戏的虚拟地图里设置了许多问题，玩游戏的孩子们可以到书展四处去找答案，在自己的设备上回答问题，也可以拍下照片，答案和照片会实时传给老师，老师可以立即给出评价。这个在线教育平台可以打破传统的教室范围，同时也不同于在线课堂（MOOC）始终坐在电脑前的形式，使老师可以带着学生在实际环境中学习知识，根据课程设置在平台上创造自己的学习游戏，然后在虚拟课堂环境里与学生进行教学互动。

    随后我跑到另一张桌子边，桌上正摆着那个诡异的小遥控车。原来控制着这个小车的是一个还在上大学的小伙子，这张桌子展示的是机器人教育，他利用乐高提供的机器人玩具系统拼起这个车形“机器人”，然后自己做遥控系统的编程，机器人身上绑着的手机算是眼睛，画面传回控制机器人的电脑，遥控者即可以看到机器人前方的景象，小伙儿把这机器人的“眼睛”对着我，然后让我看电脑上传回的我的表情惊异的大脸。这机器人的小手与人手形状无异，小伙儿告诉我，这是隔壁桌上的3D打印机打出来的。

    我于是跑去3D打印的桌子，桌上摆着两台自组装的裸露着各种原件的3D打印机，和我原先在网上看到的那些商业化的漂亮机器完全搭不上边，打印出来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在桌上散落着，比如一只扭曲的杯子，一个中世纪士兵头像，一只小小的比卡丘，以及看不出是什么的塑料形状（也许是某种神秘的现代艺术作品），坐在桌边的一个Geek式的小伙立即向我滔滔不绝他沉陷其中的开源3D打印系统。大约他看我不是小孩，迅速说出一系列我难以无法理解的专业词汇。我这样一个科学盲，只得以磕磕巴巴的日常水平英语与他周旋，终于搞明白，在3D打印的玩家世界里，如今有一个核心的开源硬件，这块芯片一样的东西大约几十美元就能买到，这就给没有多少钱但有许多想法的穷玩家无穷的机会。依靠这个开源核心，他们可以自己像木工一样搭建、组装打印系统，编写打印程序，打印能想象出来的任何东西。他打开浏览器，给我看他经常去的开源打印论坛，以及他关注的许多世界各地的高级玩家。
      
    突然他想起了什么：“中国人还打印了房子出来。”
      
    随后他把这个项目的视频从网上找出来给我看，一台超大“打印机”正在从喷嘴里喷出灰色的材料，一层一层地叠加墙体。我之后在网上查，原来这个是上海某处动迁工程的临时办公用房。
       
    之后，未来教室里来了孩子们，一个小男孩坐到了打印机旁边，小伙儿就开始教他怎么玩这个机器。

    这“未来教室”里那枚好笑的机器人，以及3D打印机打出来的奇奇怪怪的小东西，都不是最新或最尖端的技术成果。乐高机器人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发，而3D打印是90年代初期的事物。但我从这两张桌子里看到科技教育极重要的“寓教于乐”精神，“乐”不在于游戏，而似乎正在于从小挖掘出孩子们的geek精神，为自己的兴趣去钻研，直到一层层新的境地，这大约是教育某种永恒的未来吧。


    ■之七：自出版

 

    11点钟，我来到3号馆，参加一个小型的有讲解的“游览”活动（guided tour），主题是自出版。一个老爷爷作导游，带我们到馆内的三个展位上，然后请工作人员为我们介绍各自展位上的内容。

    第一个展位是德国电子书奖（Deutscher Ebook Award），其中展示的获奖电子书，基本上脱离以电子屏幕模拟纸书排版的方式，而是在文本之外加入诸多互动元素。譬如一本城市饮食指南类的书，把手绘的城市地图、风景与食物的图片、相关饮食的视频、文章的阅读音频等等元素整合了起来。又比如一本音乐研究的电子书，排版虽与纸书类似，文本中穿插着五线谱以作分解分析，但五线谱下又有音频轨按钮，可以听到分解五线谱的演奏，有些地方附有现场演出图片，而另一些地方附有现场演出的视频，甚至与文本互补，插入专家的采访。
      
    然而这些在展台上演示的电子书都是德文，我也只能看个大概的意思。

    第二个展台，是德国Droemer Knaur出版集团旗下自2010年推出的Neobooks电子书自出版平台。从工作人员的介绍来看，它与国内豆瓣2012年推出的豆瓣阅读自出版平台类似。作者上传作品，平台负责将之包装成电子书。豆瓣阅读的平台自产自销，Neobooks则除在自身平台上销售，还帮助作者进入亚马逊、苹果itunes商店、谷歌应用商店等等诸多其他电子书销售平台。Neobooks与作者的分成和豆瓣一样，都是三七开。
      
    但与豆瓣阅读这样的纯电子书出版平台不同，Neobooks是一个有高声誉的大型传统出版社的产物，它可以极方便地游走于电子出版和传统出版之间。这个平台一个极诱人的地方在于，销售成绩最好的那些电子书即有可能立即进入传统出版程序，出版纸质书。在展台显著位置摆放着的纸质书，正是那些在Neobooks平台上赞誉极高的作品。我参观时，有作者在展台上签字售书。（这始终是一个奇怪的循环，网络上自出版的出现，多少是带着反纸质书的“革命”色彩，但它最被期待的归途始终还是纸书，这几百年的图书出版发行系统似乎一直维持着一种挥之不去的诱惑力。）
      
    纸书出版业绩现在仍占整体图书出版的绝对优势，仍大有可为。豆瓣阅读也试图向传统图书市场延伸，他们现在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内容（作者）代理的角色，把控版权，得以向出版社或出版公司兜售。但问题在于，作者对电子出版平台的粘性，是否如传统出版社那么高呢？当豆瓣培养出来的作者被出版社挖走之后，豆瓣还能保住他们吗？
      
    我想，当一个电子阅读平台阅读积攒了足够的内容之后，或许也可以直接成立自己的出版公司并创立品牌，掌控自身电子书内容的纸书出版，并吸引和培养更多作者。传统纸书的电子化自然也可以同时进行，甚至可以与其他出版公司去抢国内外优质内容的版权。倘若其中有长销书、畅销书以及超级畅销书出现，那么一整个阅读系统或可以有健康的循环。

    “游览”的第三站是一间小型技术公司，他们的展台只有一个隔间，一侧的书架上摆满了书，然后书前面一张海报写着：“所有这些书都是在‘莎草纸作者’的帮助下写出来的！”展台中间摆着台电脑，屏幕显示的文档上，各种颜色的符号与线条纵横交错，正像编辑手上的一道校对稿。
一个胖胖的小伙是负责给我们讲解的员工，他说这“莎草纸作者”是他们开发的一个德文写作软件，专门服务于那些致力于自出版的作者们，除了依靠杜登词典打造的深入校对功能，还能通过对文章的字词频率和用法分析，向作者指出写作风格上的问题（譬如内容重复，文字罗嗦，句子结构等等）。
      
    软件不可能代替编辑的工作，但我觉得，在自出版过程中，编辑缺位是难以避免的问题（如果不是有雄厚实力的作者，雇请专业编辑来编稿是不现实的），这个软件至少解决了自出版作者的文章行文错漏太多的问题，使他们的文章能达到起码的发表标准。
      
    我问他们是不是打算做其他语言的版本，他说正在开发英文版。我告诉他，你们应该试试做个中文版出来，他笑了，说这不太现实。他们这样的小型公司，要找到精通中文而又能做这种软件开发工作的人，简直没可能。
      
    我想到国内几乎所有出版社都在用的“黑马”校对软件，每一份稿子在校对中，都要拿去“过黑马”，黑马软件生成一个文档，把所有它认为可能是错误的字词都标出来。我的感觉是，有效标记一般最多在两三成成。最“可贵”的自然是政治错误标注，简直百发百中。我在出版业工作几年，黑马似乎一直兢兢业业于企业级的校对软件市场。不知道以现在国内的自出版容量，是不是值得他们为个人作者开发一个写作辅助软件，或者，至少可以为此做准备了呢？
      
    又或者，国内那些所谓的“文学”网站，早就无限拉底了行文的质量，而读者也惯于接受错漏，因此这种软件根本没有可能生存下去？

    从自出版产业发展最快的国家来看，现在问题在于，作者必须意识到自己必须具备一定专业出版者的素质。此前出版社包揽的校对，编辑，封面设计工作，乃至媒体宣传工作，即使自己不去做，也都必须了解，这样才能控制自己的出版物有自己想要的结果。因此有诸多小型企业开始围绕这些方面为作者做服务。

    不过，在国内讨论真正意义上的自出版或许是个伪命题，在国家体制的“自由”之外，个人是不可以出版的。的如何找到“曲线救国”的成熟自出版模式，或许是国内阅读平台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有可能由豆瓣来解决，也可能，是由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处于灰色地带的“个人出书”或“自费出书”网站来解决。

    ■之八 书与新载体

 

 

    下一场见面还是在3号馆，我告别了自出版“游览”的导游老爷爷，来到一个人潮涌动的地方。这里有一座布置成豪华家庭厨房的舞台，上面站了厨师、主持人，正在向观众展示一道菜的烹饪。
我在人群中看到了Frank Pauli先生，与他在人群附近一张桌子旁坐下。Frank在书展负责广告、赞助以及新商业模式开发等诸多工作，他主要向我介绍书展如今的一些新模式。

    数字时代之前，各大书展的模式很简单——卖展位，那些亟需各种信息的展商们会排着队抢下这些国际书展上的所有展位。然而这些年来，图书产业从出版社到发行商，皆面临重重危机，各种企业消失、兼并、缩小规模，书展受到的影响很直接，要继续将展位填满，就需要在种种变化之中寻找新空间。

    今年，三星的大广告版在书展展馆中央的大广场上醒目地向读书人昭示自己的存在，好像一个新国度终于在书的国里竖起了新旗。它是书界中的分裂势力，或者是一个新加入的邦国？现在还难以断定。又或者，这其实是另一个帝国在默默地侵略书国？
    
    Frank对我说，几年前情况还不是这样，那个时候，完全不能想象会找到三星这样的公司作为赞助方和合作伙伴。
    
    变化的开始大约就是在这个产业里出现诸多新奇的载体，人人开始谈论“内容”（content）的时候， “书”以及“读书”者的形象开始模糊，或者说开始分身了。

    当印刷物的物质形式被挑战,甚至可以被取代的时候，其中的“内容”就获得了暂时的独立地位，而怎样的媒体获得怎样的内容，怎样的内容又自动会扑向哪一种媒体呢？
   
    在德国本土，书业看起来还非常兴隆，我所住的地方，隔不了一百米就有两家小书店。从住所旁边的地铁站走到下一个地铁站，走路十分钟，一共有三家书店。在德国各处逛，感觉书店是超市一样日常的存在。这几年，在数字浪潮下，德国的图书销售数据仍然坚挺。

    德国人同时也不排斥电子书，书店里也摆电子阅读器卖。德国本土的五家大企业（包括书籍零售商，出版社，电信商）甚至联合起来做了一个叫做Tolino的阅读器，卖的很好，在德国成为Kindle的竞争对手。
    
    所以，现在人们渐渐感觉，时代变化不是问题，阅读这项活动本身永远像吃饭一样，并不能从人类身上驱逐出去。那么，重要的就是媒介到底在怎样变化，内容到底是以怎样的形式在不同的媒介上流转。

    企图霸占内容和媒介两端，掌握了庞大如银河系的数据与内容的亚马逊，今年没有来参加书展，而是在书展正式开展前一天，宣布在德国提供9.9元包月的无限阅读（Kindle Unilimited）服务，好象是要向聚集到书展的所有书业同仁传递某种耀武扬威的神秘信息。也就是说，亚马逊的幽灵始终在书展上徘徊。在所有论坛、讨论与活动中，话题里永远离不开这间曾被，或仍被视为书业死敌的企业。
    
    对亚马逊的态度使书展上的书业人士分裂为支持与反对的两派。支持的一方会说，亚马逊极其对出版生意的涉足，将出版社从神坛上拉下来，对文化多样性有促进，并且对消费者很有好处。反对者站则认为亚马逊对传统书业是巨大威胁，网上书店打击了图书发行系统；而它标榜的自出版模式，如果没有庞大的阅读数字就无法使作者获得稳定收入，大多数作者根本不能以此为生，而这些由传统书商支持的作者正是图书内容质量的保证。

    传统作者以及非畅销书出版社对数字出版的忧心，让我想起另一个话题。早先读过台湾作家唐诺的一个讲座的文字，他将一个现象称之为“2000本的奇迹”，即一本书只要在台湾卖出去2000册，就可以大致收支平衡。我与在德国认识的一位美国自由职业编辑讨论，现在在美国，这个数字大约是5000本，国内大致也是在5000册。如今商业一切以巨量为荣，然而这个渺小的数字却撬起了一整个精神食粮的境地。这个数字定律，使得无数小型出版社（国内尽管有书号的钳制，但众多私营出版公司仍得以生存）得以存活，而这些小公司的多元口味，使得图书出版仍极度活跃着。而通常，这类书籍的读者更倾向于深度阅读以及纸质阅读。这个“奇迹”，很可能是众多出版社在这个时代仍能存活下去的重要原因。

    到公司之后与Frank聊天时，他说，谈下三星做赞助商与合作伙伴并不容易，但结果非常成功，三星在整个书展各个地方的全方位展示，表明它们作为一个移动端设备生产商，是内容商的最佳合作伙伴。
    
    我疑惑苹果也会来吗？Frank觉得苹果公司现在太耀眼。它可能会觉得认为，我怎么可能会出钱来与一个书展合作。甚至他们会想，你用了我的品牌，或许我应该收钱？
    
    苹果太大了，虽然它的商标是被咬出一个开口的苹果，但某种程度上，它十分封闭，也像一个黑洞，一切内容都会自动涌入它创造的平台。但我觉得，乔布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苹果的未来也很难说。相比于这个几乎有600年历史的书展来说，如果它真的会随书业消亡，或许还需要600年，然而在这个时代的技术战争里，苹果还能撑到6年么？
     
    我的另一个疑惑是，我在书展完全没有看到国内的互联网或新媒体企业。国内一向有官方打造的文化“走出去”工程，然而走出去的似乎总是那些古老的，被认为是最代表中国文化的东西。所以我在整个书展里看到的国内展商印象，大约只是展台很大，书很多，面子足。
    
    以前我们最好的东西可能只有那些古老的文化，但今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的互联网、新媒体、移动设备企业都有别国难以匹敌的地方。我此前在德国互联网孵化企业Rocket Internet参观时，他们为我们做演讲，明确地把中国与美国的互联网企业视为最强大的对手。
    
    阿里巴巴美国上市了，小米卖到亚洲各个地区，华为在德国早就有了分支机构……这些现在在国内大肆投资、收购、布局内容平台的企业，集体忽视了法兰克福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国际“内容”市场。倘若说他们的眼光是国际化的，或许他们的内容布局，也不应该局限在中文市场。毕竟，小米在印度卖手机，也许官方语言是印地语和英语的印度人，更希望他们的“多看”里能有英文版和印地语版的霍格沃兹或中土世界？或许他们可以和法兰克福书展设在印度的办公室聊一聊。
 
    其实，关于所有这些威胁书业的新事物，我有时候很疑惑，为什么有了纸书这种进化完美的阅读工具，那些科技公司还在拼命制造各种各样的阅读设备？为什么有了各种各样的设备，人们还是拼命印出一年比一年多的纸书？为什么有人会既买很多书，同时也用kindle，pad乃至手机去阅读各种东西？为什么书还是那么神圣？
    
    在《别想摆脱书》里，卡里埃尔和艾柯说，“阅读是一种未受惩罚的恶习。”所以，或许其实内容根本不重要，人们拼命制造出的成千上万种阅读新方式本身才是重要的。说不定，为了新奇感，人们会发明只承载一本书，或一本杂志，或一张报纸的电子阅读设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