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北京图书订货会高层论坛将主题定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顺应了中央媒体融合的重大战略定位，关注了当前出版业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在主旨演讲中，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中国版协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邬书林强调，在此轮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第一，要深刻认识出版融合对中国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来推进中国出版业的融合发展；第二，在融合发展中，要强化出版功能，提升出版的地位；第三，深化改革，破解融合发展中的难题和难点。演讲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和业界的广泛关注，应广大读者要求，本报特此刊发邬书林的主旨演讲全文。

    概括起来讲，出版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就是中央有明确要求，中央文件有明确指引和强大政策支撑，历史发展给我们重要昭示，国际大型出版集团提供了很好的 经验，国内一些出版集团也在积极探索。在融合发展实践中，就是要把媒体融合发展当作出版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去谋划，出台一系列的配套政策，破解投资体制、 评价机制、考核机制等问题，强化出版功能的意识，把我们的思想创新、科学发现、技术进展、管理经验和指导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知识、重要信息，通过我们出版 人的专业劳动，形成专业的出版产品去服务社会，去推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和社会的发展。

应时不我待推进中国出版业融合发展

    ■邬书林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武汉大学和南京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印刷学院特聘教授。

    媒体融合发展是中央的战略决策

    中央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高度重视，有关部门作为重要工作部署，相关政策正在陆续出台，出版界要高度重视，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来推动出版融合发展。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8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作为重大战略问题提出来的。在讲话中，总书记对媒体融合发展的工作理念、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做了深刻论述，特别强调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要用互联网思维来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2014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指导意义的通知》，对媒体融合发展的战略意义、原则要求、工作目标、新技术运用、内容创新生产和信息服务、体制机制和政策保障等作了全面部署。2014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专题会议，刘奇葆同志作了重要讲话，部署了媒体融合发展工作；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也召开了专门会议，部署这项工作。今年1月初刚刚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全国新闻出版广电局长会议，都把媒体融合发展作为今年的重要工作。可以说，现在中央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高度重视，有关部门作为重要工作部署，相关政策正在陆续出台，出版界要高度重视，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来推动出版融合发展。

    媒体融合发展是历史的选择

    技术每发展一步，出版就跟上一步，所以说出版要融合发展，要通过运用新技术来发展，这是出版史给我们的昭示。

    纵观古今中外出版业，从萌芽状态到现在数千年的历史，随着技术进步，出版的传播方式、传播形态、商业模式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出版业永远是朝阳产业，不会凋落。这是为什么？因为出版这个产业，它的基础功能在于通过传播知识、传递信息、传承文明来推动社会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每发展一步，出版就跟上一步，所以说出版要融合发展，要通过运用新技术来发展，这是出版史给我们的昭示。大家看中国，我们的出版载体从甲骨、青铜、竹简、帛书，到后来的纸张，从雕版印刷到引进西方的机电印刷，每一次技术进步都强化了出版传播知识和信息的功能，使知识更好地传播和传承下去。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两项与出版有关，一是纸张、二是印刷。这两项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马克思曾评价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传播的工具，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思想创新的必要前提和强大杠杆。出版的本义就是把知识和信息公诸于众，使社会可以享用，这就是出版的功能。所以，当信息技术进步了，人类社会传播知识的方法和样式都发生变化时，媒体融合发展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我们要很好地总结历史经验，自觉跟上历史潮流，向我们的祖先学习。正如中国儒家经典《大学》所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做任何事情，都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

    媒体融合发展提升出版地位

    国际经验表明，融合之后，出版的地位不是下降而是提升了，关键是在融合过程中，能不能把权威的知识和信息，通过自己的产品去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去推动科研教学、去引导社会生活。

    这场由新兴技术引起的出版革新潮流，本质在于知识和信息传播的速度有了快速增长，传播的效能有了极大的提升，传播的样式和模式有了根本改进。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全世界2万多种重要学术期刊，过去谁都不能买全，像北大、清华等大学的图书馆也只能买少数一部分，图书馆中的纸质书一旦被人借去看，其他老师学生就得等。现在数字化条件下，大家可以在同一时间，通过互联网、通过手持阅读器，通过各种各样的阅读方式，阅读同一种图书，同时分享知识和信息。所以，媒体融合后的传播效能得到了提升，在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出版流程的整合、出版形态的改变也是革命性的。大家知道，《不列颠百科全书》已转型为12年的阶梯教育服务，因为有了维基百科，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对任何一个知识点给出世界上当下最新的解释，而且服务是免费的。世界上著名的出版公司在融合之后的出版理念都发生了变化，出版工作不仅仅是让读者被动地接受知识，还转向为特定服务对象提供知识解决方案。比如励德•爱思唯尔集团，在融合发展过程中整个出版流程已重新再造，不仅关注一篇论文本身的质量控制、组织过程，而且把知识生产中产生的所有信息变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向用户提出一个完整的知识解决方案，并把原有的学术期刊和各种出版物的内容融合其中。在他们看来，出版已经没有数字出版与纸质出版的界限，出版是传播知识的，至于是纸介质的，还是线上的，还是手持阅读器，都不关键。而且，在过去三年当中，世界上最著名的几家出版集团的市值快速增长，利润率稳步提升。这些重要趋势，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媒体融合这个趋势，对出版业来说是好消息，不是要使出版消亡，更不是前段时间有人讲的，2038年最后一张报纸关闭，2048年最后一家出版社关门。前几年国内有些人讲，不搞数字化等死，搞数字化找死，所以抱团取暖、熊猫猫冬，什么都不做。国际经验表明，融合之后，出版的地位不是下降而是提升了，关键是在融合过程当中，能不能把权威的知识和信息，通过自己的产品去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去推动科研教学、去引导社会生活。出版商在媒体融合过程中，引入新技术，使知识传播的效能、知识传播的方法、知识接受的效能都得到全面的提升，要从这个角度去想去看世界潮流。所以，加快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这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意义重大，出版界要高度重视。这个过程中，传统出版企业不去做，就会有技术公司取代我们去做，在市场竞争条件下没有作为就会出局。

    出版融合发展已是世界潮流

    任何时候，出版人只有做了重要工作，出版界的专业劳动得到社会认可，这个行业才会更好地发展。

    国际上如爱思唯尔和施普林格这些公司的产品已主要是在线销售，爱思唯尔在学术期刊、法律知识服务、经济信息服务这几个领域的出版产品，许多产品都已完成数字化转型，只有用户特殊要求才出纸介质的。他们的公司年报显示，近三年来他们的利润大幅度提升，总收入也稳步增长。可以说，媒体融合给国际大型出版集团带来的是一片繁荣，带来的是出版业社会地位的极大提升。国内也是这样，在相当一部分人还熊猫猫冬的时候，国内一些重要出版集团在媒体融合过程中做了重要工作，比如中国出版集团，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推出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重要产品，如中华书局的“中华古籍经典数据库”，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整理的重要图书如“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全部上线服务，作为集成服务进行销售，而且销售状况很好。商务印书馆的一些重要数字产品，也有2000多万元的收入，都是很重要的进展。这里我要讲最值得大家重视的事，发行怎么办？大家以为有了苹果，有了Kindle，实体书店一定死定了。但是看看去年做得好的，像浙江发行集团，早早谋划了在数字化条件下的发行业发展，60万种的基础性发行书目在5年前就做好了，3年前他们提出线上线下同步发展、店内店外同步经营，去年浙江发行集团的数字化销售收入达到了7.5亿元，今年开始更好，很多中小学的课件和信息服务全部由浙江新华包下来了，每个学校30万元，一幅多美的图景。所以关键在于你会不会工作，任何时候，出版人只有做了重要工作，出版界的专业劳动得到社会认可，这个行业才会更好发展。过去我在工厂工作8年，每个月就盼着新华书店能把新书送来，每个月可以看若干本新书，现在有哪个实体书店会认真地到工厂去推销？很少了，但浙江新华书店仍然在做，这块收入也很好。又如江西的中文天地出版传媒，上个月花了26亿元人民币收购智明星通，直接到世界上参与信息竞争；安徽的时代出版传媒，不仅把传统的电子音像出版社成功转型，打造了“时光流影”互动社交自出版平台，而且还推出了为学校的信息服务、医院的信息服务、中央国家机关物业管理的信息服务的出版产品，把信息服务纳入到出版范畴。

    融合发展重在强化出版功能

    过去说报纸像冲锋枪，学术著作是提供思想来源的，是重炮、是战略部队。我们要把思想创新、科技发现、技术进展和管理经验整理成学术著作，像国际先进的出版公司那样变成知识解决方案，从员工培训到高级经理人必读读物，要逐步转变成中国出版人自己来生产。

    在融合发展过程中，怎么自觉地把我们出版的触角、出版的主阵地，放到为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发展服务，开辟新领域、拓展新视野、出版新产品，通过融合发展来提升出版的地位，这是出版业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必须明确的战略方向。

    要有强化出版功能的意识，紧紧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把我们的思想创新、科学发现、技术进展、管理经验和指导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知识、重要信息，通过我们出版人的专业劳动，形成专业的出版产品去服务社会，自觉地服务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潮流中去，去推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和社会的发展。

    一是要发挥出版的政治功能。要宣传真理，陈述事实，把党中央的声音、中国人的声音传播好，让13亿人民的精神力量凝聚起来，使我们能一心一意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去做自己的工作，这是出版的基础功能。这一块的出版物品种比重可能不大，但却是纲，是魂。现在，各种各样的非传统新兴媒体提供的信息，成了读者的日常重要信息来源，不值得我们传统媒体重视吗？过去说报纸像冲锋枪一样，学术著作是提供思想来源的，是重炮、是战略部队。如果我们的出版业提供的核心政治知识，不能把中国人的心抓住，不能在世界上占领思想制高点、道德制高点，这怎么了得？所以，原总署前几年在抓主题出版的时候就明确提出，要把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打通了来做，把主题出版也做成学术出版，才能有重大影响。要发挥好出版的政治功能，把中央的声音传播好，把民众的心声反映好，通过我们的出版物，使中央的声音能得到广泛深入地传播，民众的心声能得到准确反映，使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拧成一股绳，去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是要发挥出版的经济功能。出版本身是一个产业，更重要的是我们提供的产品要推动经济发展，为经济建设发展服务，使经济发展离不开出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像科学出版社、化工出版社、建筑工业出版社等专业出版社，就是要求我们的这些出版社很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经过60多年的发展，这些出版社都成长起来了。当前重要的是，专业出版社如何在数字化条件下，拓展出版业务，更好地通过出版产品，为经济发展服务。举个例子，现在石油进口税的信用单据都是国外出版商在做，很多国内出版商从来没想过，以为跟出版没有什么关系？其实这是爱思唯尔集团的一个重要产品。大家知道商品在进出口时海关要征税，但以什么价格基准征税？这要依据权威的信用证明，而信用证明是国外出版社的重要产品。目前没有爱思唯尔的信用证明，任何一个海关都不承认任何一批石油进口的价格基准。还有，像麦格-希的标准普尔，是给国家经济运行评定信用等级的，这也是出版人做的。道•琼斯指数是新闻集团所属公司提供的，新闻集团也是出版公司。前几年有一起重大的并购案，是汤姆逊公司并购了路透社，是出版公司把路透社买下来，改成汤姆逊路透，现在他们提供的金融信息是银行证券交易所的必购数据库。在这方面，出版工作的服务领域市场广阔，大有可为。

    三是要发挥出版的科技功能。在科教兴国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带动下，中国的科学研究、技术革命的重要成果，正在为出版提供重要资源，是专业出版的一个富矿，要深入挖掘。现在中国研发投入高达1.6万亿元，每年产生大量的论文，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论文生产国，高水平的论文从20年前的第18位，上升到2014年的第4位。在科技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痛苦的现实，这些科学研究过程中产生的重要知识、重要信息，大多是国外出版商在做，而不是我们自己在做。当我们的经济没有发展、科技落后的时候，要出版出领先世界的产品来，那是假大空、是空喊口号。但现在不是这样，比如讲中国高铁在消化吸收基础上形成了数万项世界领先技术，智能电网中超临界的发电技术、超高压的传输都是世界领先，南海981石油钻井平台也是世界领先技术，这些科技进展都应转换成为我们出版单位的出版产品。现在我们很多学术期刊变成评职称用了，出版单位还没有及时跟踪世界科技发展前沿，没有开发出科学研究离不开的出版产品。要把思想创新、科技发现、技术进展和管理经验整理成学术著作，像国际先进的出版公司那样变成知识解决方案，从员工培训到高级经理人必读读物，要逐步转变成中国出版人自己来生产。

    四是要发挥出版的文化功能。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把文明的传承、文化的创新、优秀作品的传播作为出版的重要内容，切实做好大众出版工作，发挥好出版的文化功能。大众出版，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提升出版质量，提高出版水平。

    五是要发挥好出版的对外传播功能。要在炼好内功的基础上，通过优秀的出版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不断扩大对外交流合作，把当代中国人的伟大实践和创新知识变成人类的永久记忆保存下去，用知识的力量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发展。　　　

    深化改革破解融合发展难点

    要努力克服媒体融合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问题，把内容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媒体融合同步考虑、同步规划。

    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我到一些出版单位调研交流，有人说媒体融合很重要，但现有体制做不了，因为新技术是个风险极大的投入，而现有的体制机制、投融资机制，现有的国有企业考核机制，现有的国有企业主要领导人考评机制，都让人不敢去做。这是多么危险的趋势！如果这样一个有风险、但前景光明的工作，我们的国有出版单位都不做，媒体的新功能全部由国外出版界去做，由体制外单位去做，我们国有出版单位将来做什么？！这太可怕了。从《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到今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和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会议，都对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如何创新体制深化改革，作了明确的部署和要求。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破解这个难题，在改革过程中推动文化企业建立有文化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

    要把媒体融合发展当作出版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去谋划，出台一系列的配套政策，破解投资体制、评价机制、考核机制等问题。出版单位不要简单地等待国家的政策，更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要像中国出版集团、中文天地、时代出版、浙江发行集团那样，想得早一点深一点，结合自己的实际来把媒体融合发展工作做深做细。在《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对媒体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投融资政策、人才队伍建设等都做了部署，问题在于文件是中央的原则要求，出版单位怎么落到实处，要把政策落实变成企业领导提升水平的过程，变成融合发展人才培养的过程，进而开发出自己的技术平台、出版产品，这个是需要大家自己干出来的。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谋划“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要在媒体融合发展方面，想好几个重大项目。想好了，五年之后就一片光明；如果现在还不想，将来就会麻烦。刘伯承同志说过，打仗没有什么诀窍，其实就像吃饭一样，嘴里嚼着一块，筷子上夹着一块，眼里看着一块，脑袋里还想着一块。如果别人只能想到两步，你能想到四步，你说你能不打胜战吗？所以，我们在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要有一点军事战略思维，要想远一点、看深一点、做实一点。

    （根据作者在2015年北京图书订货高层论坛上的主旨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