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晨 《伟大的博物学家》：让我们认识自然

    当我第一次在商务印书馆拿到《伟大的博物学家》英文原版时，内心的兴奋是无以言表的。翻一翻目录，尽是科学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亚里士多德、老普林尼、列文虎克、林奈、布丰伯爵、拉马克、居维叶、洪堡、达尔文和华莱士。常常跟显微镜打交道的人对列文虎克这个名字绝不会陌生，对植物学感兴趣的人一定知道林奈为这门学科带来了什么，整体而言中国大众最耳熟能详的一定是亚里士多德和达尔文这两位了，不过如果稍加提醒，许多人也许还能记起小学的一篇课文《松鼠》，它正出自布丰伯爵之手。

　　《伟大的博物学家》由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罗伯特·赫胥黎主编，主要由来自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专家学者撰稿，讲述了一共39位伟大博物学家的故事。在对他们理解最深刻的学者笔下，这些博物学家的心路历程和研究脚步徐徐铺开， 逐步展示出博物学这个学科的发展脉络。像几乎所有重大思想成就一样，博物学的发展绝不是线性的。即使是象牙塔里的学问也深受当时世俗的影响，教会对知识解释权的垄断自不用说，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许多大博物学家的身上都能看出草蛇灰线的痕迹。

　　博物学是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一门古老学问，指对动物、植物、矿物、生态系统等所做的宏观层面的观察、描述、分类等。博物学或许是生而为人的本能，我父母至今还记得儿时的我瞅着地上搬家的蚂蚁，一蹲就是半天的场景。人类诞生以来，就必须对自然进行认识和分类——植物的食用、有毒或药用，动物有无危险和能否利用，哪些石头能够用来制造工具、冶炼金属。不过博物学最宝贵的精神无疑是剔除实用目的后对自然世界孜孜不倦的好奇心和刨根问底的勇气。当我们在自然博物馆惊叹于大千世界的芸芸万物时，千万不要忘记那些为我们打开双眼的人，他们就是伟大的博物学家们。在描述和分类的基础上，他们没有止步于肉眼所及的表象，而是勇敢地提出了“为什么”和“怎么会”的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道路上实现了人类知识的积累、智力的发展和思想的交锋，为如今高度专门化的自然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真正的博物学始于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也是本书列出的第一位博物学家。在他的时代，亚里士多德以其研究范围的广博而闻名，更重要的是，他的工作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起到了持续的重要作用。亚里士多德的工作显然很受查尔斯·达尔文的青睐，后者曾称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观察者之一。

　　和商务印书馆同期出版的《伟大的探险家》（也是本人译作）一样，本书中的所有博物学家也全部是西方人。博物学在古希腊萌芽，在整个西欧开花结果，好像又成了欧洲中心论的有力证据之一。不过就像本书揭示的那样，如果不是伊斯兰学者的翻译和复制（伊斯兰典籍中的亚里士多德是戴着大头巾的形象），后来的西方人很可能对古希腊灿烂的思想文化一无所知。

    在对世界的运行机制上，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说和希腊的四元素说（土、气、火、水）是何等令人惊奇地相似，然而除了“博大精深”的传统医学（还往往被诟病为伪科学），亚里士多德的中国同行们好像并没有留下太多有价值的遗产。我们固然有《神农本草经》、《南方草木状》和《本草纲目》，但在博物的实践和内涵上，很容易看出古代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我们有领先于西方多少年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却在科学发展上被远远抛在后面，除了历史的诸多因缘际会外，恐怕这种博物学传统的缺失才是问题的根源。

　　无论如何，从古希腊时代到达尔文所在的十九世纪，正是博物学在欧洲从诞生到逐渐成熟、演变成专门化科学职业的历程。在这样漫长的历史时期，博物学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古典时期文明湮灭后是教会垄断知识解释权的黑暗漫长中世纪，而文艺复兴学者对于亚里士多德古代文本的依赖又到了迷信的地步。16世纪末自然主义兴起并开始指导人们的思维，培根鼓励人们“对自然发问”，这种观察并描述自然世界的新方法促使整个知识界以更加理性和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自然，认识世界。

　　博物学开始朝着更系统的方法发展，取得了显微镜技术的技术进步，在林奈双名命名法的帮助下克服了命名混乱的问题，在自然分类的实践中逐渐发展出进化思想，开始摆脱物种恒定和“创造论”的影响。达尔文在前辈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的研究基础上，总结出了进化论这个博物学对自然世界的最高认识。但达尔文同时代的伟大学者仍然有人反对达尔文理论，即使他们的工作本身就为进化论奠定了基础。

　　这是一本严谨明晰而又美丽迷人的书，既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群体的传记，也是自然科学本身的历史。来自英国、法国等拥有悠久自然博物学传统的国家的专家学者们告诉读者，博物学不但是穷尽万物的学问，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书中那些美轮美奂的自然博物馆藏，折射出人类对自然的探索旅程和人类对世界亘古以来的好奇心，而那些伟大的博物学者的生命历程展示了人类在面对浩瀚而沉默的自然时，是怎样利用一代代拥有杰出智慧和勇气的人物揭示它的秘密的。

　　在介绍各位博物学家的伟大成就时，书中对博物学家的学术思想也做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并不避讳他们的弱点和局限，并且常常由其他博物学家们的口中说出，如约翰·雷在科学和宗教之间的挣扎；布封作品的科学性远逊于文学性，有“学术超男”之嫌。有些评价的确刻薄（法国人好像很喜欢在别人的葬礼上攻击对方，此时对方已无法反驳），但的确能从中能看出思想的交锋。

　　此外，学者们学术思想的传承脉络也得到了清晰的描述。尤其是进化论的萌芽、发展以及最终完善，是由许多不同时代的博物学家传承完成的，其中就包括达尔文本人的祖父和常常被误认为科学对立面的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

　　总之，《伟大的博物学家》以可读性极强的方式按照编年顺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博物学渐进发展的顺序）娓娓道来，将有关植物、动物（包括昆虫和人类）和地理的理论和分析结合得天衣无缝，并配上了近二百幅来自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珍稀而精美的相关图像资料，让人直观地看到博物学家令人赏心悦目的工作成果。

　　我们应该感激这些孜孜不倦地进行搜集、记录、描述和收集的大博物学家们。他们彻底改变了我们看待自然世界的方式，教会了我们理解它的方法，他们不但让我们看到开发它的潜力，也让我们认清了保护自然的必要性。 目前的自然世界依然有大部分不为人知的部分，然而它正在迅速缩小并日益面临威胁（大部分来自人类），迫切需要继续探索、命名、分类并探究它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