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云一生的成长中，具有关键性的一步是从青浦走向上海。陈云晚年曾回忆说：“从青浦到上海，这在我人生中间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这步迈出去以后，才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才有这一生。”那么，陈云进入上海，到商务印书馆之后经历了哪些事呢？

 

    在商务印书馆刻苦学习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 1897 年，创办人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是当时中国最早的、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文化教育出版单位。15 岁的陈云来到商务印书馆后，在老师张行恭的弟弟张子宏的引荐下，去见发行所所长。所长看陈云个子太小，卖东西都够不到柜台，说：你先回去，等长大了再来。张子宏只有向所长求情，才给了陈云 3 个月的试用期。就这样陈云到发行所文具柜当了一名学徒，月薪 3 元。陈云曾回忆说：“公司还供食宿，其余自备。第二年加二元，第三年加二元，第四年不加。大约到 1925年还只 9 元一月。此时在商务虹口分店。”

    陈云充分利用商务印书馆图书特别丰富的有利条件，如饥似渴地学习，常常读书到深夜。发行所每天早上 8 点上班，晚上 8 点下班，陈云在路上还要花费两个小时，每天回到住处，疲惫不堪，但他仍然坚持读书学习。时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的陈竹平曾与陈云一起工作，一起住宿，他曾回忆说：“每天清晨，天还没亮他 ( 指陈云 ) 就起身读书、写字、学英文；晚上下班后，回到宿舍也是读书写字到深夜，成年累月从未间断过。”

    商务印书馆非常重视职工的教育，在当时上海火车北站华兴路职员集体宿舍附近设立了上海图书学校，为员工业余教授英文、图书分类知识以及书刊出版、印刷的有关知识。陈云也参加了进修班的学习，内容有英文、练习大小楷毛笔字等等。后来陈云回忆说：“我应该说在商务时期，对我在文化上的得益很大，全部‘童话’、‘旧小说’、‘少年丛书’都看了，有时也可翻翻杂志。同时我自信也是很用功的一个人，练字，上夜校（商务办的），读英文。”

    陈云还常到上海通讯图书馆去读书，这个图书馆是进步文化人应修人、楼适夷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创办的。陈云在这里读到了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其他进步书籍。如《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论》、《唯物史观》等等。这些进步书籍有时不宜在公开场所阅读，他就躲到厕所里去读。

    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陈云还多次进过党内举办的流动训练班，潜心阅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他不仅自己奋发向上，而且还带动大家学习。陈竹平回忆说：陈云常常勉励我们说：“我们是青年人，青年人应该奋发有为；我们要做一个站在时代前面的青年，不要做时代的落伍者，更不要做暮气沉沉的青年”。

    陈云在学徒期间的勤奋刻苦读书，为他以后的革命生涯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使得他能够从一个只有高小学历的毕业生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与商务印书馆的工友们一起参加五卅运动

    1925 年 5 月 30 日，上海工人、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传单、进行演讲、示威游行，揭露日方资本家的罪行。当游行的队伍会合在南京路时，英国巡捕突然发射排枪，打死学生、工人 13 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 月 1日，上海市总工会成立，宣布为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举行总罢工同盟。随后，一场波及全国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迅速发展起来。

    商务印书馆的职工也积极支持这场反帝爱国运动，迅速发起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全馆于当日下午及6月4日停业一天半，对死难同胞“藉表哀忱”。同一天，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郑振铎等人编辑的《公理日报》创刊，向市民报道五卅惨案真相，声讨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为了扩大《公理日报》影响面，陈云和工友们利用业余时间到街上卖报。不管刮风下雨，陈云总是在天还没有亮就前往编辑报纸的地方取报。天刚亮，上海的许多大街小巷就响起了他们“一份报纸一个铜板”的叫卖
声。当时，《公理日报》日销售量 2万份以上，成为最受欢迎的舆论工具。陈云与商务印书馆的工友们还参加了罢市和游行，他们带着传单在南京路各个商店进进出出；在高楼的沿街窗口，不断地将一叠叠传单撒向窗外，路上的人捡起传单，争相阅读。在这场运动中，陈云虽然“还只是一个随资本家罢市的店员”，但是在亲身参加这场运动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残忍，真切地感受到了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的伟大能量。他在 1926 年 7 月写的《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中高度评价了五卅运动的历史意义，指出：“震惊全世界的五卅运动，将中国民族运动升至高潮。”“五卅运动的结果证明，资产阶级是靠不住的，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同时，工人也感觉到自己力量的孤单，因为没有在中国民族运动上占着重要位置的强有力的主力——整个农民的参加。”

    可以说，五卅运动的洗礼，对陈云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正因为如此，1985 年，为纪念五卅运动 60 周年，陈云题词“纪念五卅运动六十周年”。之后，为纪念五卅运动 65 周年，陈云又为五卅运动纪念碑题写了碑名。

    在商务印书馆参与领导和组织工人罢工

    五卅运动后，上海工人运动逐步走向低潮，党中央准备再掀起一次罢工高潮，以打击反动军阀政府。鉴于商务印书馆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同时商务印书馆的职工收入微薄，工作时间长，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便于发动与组织，党中央决定在商务印书馆发动罢工。在这次罢工中，年仅 20岁的陈云第一次得到了参与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的实际锻炼。陈云经过深入的分析，把罢工时间定在 8 月底。据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徐新之回忆：“8 月下旬全国大、中、小学，大都要采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课本，准备秋季开学，正是资本家获取最大利润的前夕。在这个时期罢工，老板们必然考虑到生意要被对手中华书局夺去的危险，因而罢工胜利的可能性特别大。”

    为了加强罢工斗争的领导，党决定组织临时党团，党团成员有：沈雁冰、杨贤江、陈云、章郁庵等10余人。1925 年 8 月 20 日晚，临时党团以五卅宣传队名义召集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即印刷所、发行所、编译所和总务处）的 40 多名积极分子举行秘密会议。陈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研究了这次罢工的策略、方法和步骤，并且决定由发行所首先发动罢工。8 月 21 日晚，陈云主持召开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人运动积极分子会议，到会 168 人，开至 22 日凌晨结束。会上决定罢工，并草拟了罢工宣言、复工条件和职工会章程草案等文件；选举了由15人组成的罢工临时委员会，陈云被推举为委员长。

    8月22日上午，发行所开始罢工。9 点 50 分，发行所 400 多名职工在四楼餐厅开会。陈云担任会议主席，章郁庵向到会职工说明罢工的原因：即为薪俸微薄、工作时间太长、待遇不平。会议一致通过要求馆方承认工会和改善待遇的 12 项复工条件，宣告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筹）成立，推选陈云为委员长。

    会议结束后，陈云、徐新之、恽雨棠等代表职工会，前往宝山路印刷所联系配合。12 时半，印刷所响应罢工，并提出 8 项复工条件。8 月 23日上午，印刷所工会、总务处及发行所职工会联合派代表，携带《告编译所同仁书》，前往编译所争取支持。8 月 24 日清晨，编译所参加罢工。至此，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全部参加罢工。24 日下午，“三所一处”职工代表举行联席会议，会上综合四方面意见，由沈雁冰执笔写成与馆方正式谈判的复工条件。

    会后，在8月24日、26日、27日，联席会议的 13 位代表与馆方代表商务印书馆董事兼监理高翰卿、张元济，编译所所长王云五等人举行了 3 次谈判。在谈判期间，作为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的陈云，每天都主持职工大会，时通报罢工的进展和劳资双方谈判的情况，鼓励职工们坚持斗争，不达目的绝不复工。

    这 3 次谈判中，前两次谈判均没有结果。第三次谈判，由于开学在即，馆方害怕遭到更大的损失，才被迫同意复工条件，并与工方 13 位代表签署了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有：公司承认工会有协调职工与公司之效用；从 10 月份起增加工资，增幅从 30%到 10% 不等；发行所柜台减少工作时间一小时，如办不到，此一小时照加工资；女工生产前后各休业一个月等等。这样，罢工时提出的各项要求，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历时 6 天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罢工结束后，馆方将教科书抛出、收回大批资金后，于 12 月上旬，违反 8 月商定的复工条件，报复性地开除发行所和印刷所 17 名工人，目的是“要试验工会力量”。工会几度交涉毫无结果。12 月 22 日至 25 日，发行所和印刷所的职工掀起了第二次大罢工。陈云在这次罢工中依然参与领导。尽管这次罢工遭到淞沪戒严司令部的武装干涉和工贼的分化破坏，在冲突中有不少工友受伤，但罢工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
      
    加入党组织

    1925 年八九月间，陈云由董亦湘、恽雨棠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陈云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奋斗了整整 70 年，贡献了毕生的心血。

    陈云下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的，这种思想上的飞跃，也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五卅运动前后，陈云从商务印书馆的国民党党员那里接触到三民主义，“觉得孙中山的道理‘蛮多’”。于是，在 1925 年六七月间，经商务印书馆同事薛兆圣、张文菲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后来，1927 年 7 月，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左派国民党部也就取消了”，陈云“亦最后退出了”国民党。

    在加入国民党之后，陈云仍然在不断地探求比较。后来，他又读了《马克思主义浅说》和《资本制度浅说》，感到“这些书看来它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好”。他开始“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的道理。陈云曾这样回忆他的入党经历：“当时之加入共产党最大的原因是大革命的潮流的影响，同时生活上眼见做了 5年学徒，还是每月只赚7元钱的工资，罢工以后，就接近了党了”。“我自觉入党时经过考虑，而且入党以后，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
‘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干革命。这个人生观上的改革，对于我以后有极大的帮助。”

    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陈云就担任了中共商务印书馆总支部干事兼发行所分支部书记，积极参与发展壮大组织力量。他先后介绍陈公庆、张贞祥、曹修纲、吴志青、毕保思、孙诗圃等人加入共产党。陈云还常用参观的名义，深入到商务印书馆各部门接触工人，熟悉情况，与工人保持密切联系；下班后，他还将工人集中起来，帮助他们提高文化知识。

    1925 年 11 月，发行所职工会创办了一个地下刊物《职工》。陈云以“怀”、“民”、“怀民”等笔名在《职工》上先后发表《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总工会是什么》、《罢工后职工应有的觉悟》、《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等文章。这是迄今见到的年仅 20 岁的陈云在刊物上发表的最早文章。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涉及工人阶级的地位、工会组织的性质和作用、工人运动的意义等等，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了陈云在商务印书馆时期的思想政治水平。

 

    组织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参加武装起义

    1926 年 10 月至 1927 年 3 月，为了配合北伐军进军，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上海工人阶级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陈云作为基层工会的领导者，积极组织工人，先后参加了这三次武装起义。

    1926 年 10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按照上海总工会的要求，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的主要任务是，袭击宝山路的警察署和驻守在虹江路车站的孙传芳部马队。陈云组织工友们集中待命，准备参加战斗。由于归附北伐军的浙江省省长夏超进兵到嘉兴时，被孙传芳的军队打败，第一次武装起义也就宣告失败了。

    1927 年 2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北伐军到达松江时，上海宣布总罢工，并组织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18 日晚，上海总工会决定：“于本月 19 日起，举行全沪工人总同盟罢工，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19 日下午 1 时起，商务印书馆工人实行全体罢工。这时，陈云通过上海店员总联合会（由上海各业店员代表组成），领导了南京路上先施、永安、新新、丽华四大百货公司的罢工。罢工实现后，中共上海区委决定从23日晚6点起，转为武装起义。由于各项工作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起义工人陷入孤军奋战。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又失败了。

    第二次起义失败后，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下。为了保存实力，陈云前往浙江余姚隐蔽，与陈云同去的还有陈公庆、徐新之、孙诗圃等人。

    3 月上旬，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条件日趋成熟，陈云立即离开余姚前往上海，投入商务印书馆工人参加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中去。商务印书馆位于闸北宝山路中段，正在北洋军几个重要据点之间，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是闸北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力量。因此，领导起义的中共
特委对它十分重视。特委成员周恩来、赵世炎在陈云等人的陪同下，多次到商务印书馆观看地形，并召集馆内党和工会的骨干开会，商讨行动方案。

    经过周密的准备，3 月 21 日中午，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起义命令，并随即转入武装起义。在第三次起义中，陈云承担什么任务呢？他回忆说：“三次暴动时未参加纠察队，只管工会。三次暴动后一小时被上总（指上海总工会——引者注）派去新龙华与白崇禧接头，要求国民革命军速进上海（被拒），故未直接参加武装斗争。”

    尽管推进到上海南郊龙华的北伐军白崇禧部，奉蒋介石的命令按兵不动，但是，各路工人纠察队经过浴血奋战，全部完成了任务。22日下午，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终于取得胜利。

 

1982年2月7日，陈云为商务印书馆建馆85周年题词

 
    关心商务印书馆的发展

    1949 年 9 月出版的第一期《商务职工》上，刊登了《欢迎陈云同志来沪》的报道，报道说：“陈云同志是民国十六年以前本馆发行所的职员，是发行所职工会的第一届委员之一，商务第一次的大罢工，他是一个领导人。‘四一二’事件发生，上海所有工会职工会都被黄色工会占据了去。陈云同志也离开了职工会，离开了公司。”“这次（1949 年 8 月——引者注）他因公到上海，抽空到发行所来访问老同事，虽然有许多人没有看见他，更有许多人不认得他，但是他到一个地方，总要到商务去看一看，像他的第二家庭一样。”可以看出，陈云与商务印书馆那深厚的感情。

    此次在上海，陈云会见了商务印书馆工会主席石敏良，还看望了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陈云对张元济说：“我不久前在东北工作，看到沈阳、长春这两个商务印书馆各方面都很好，请放心！”陈云还邀请张元济从政，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张元济十分感动，违背了他自参加维新变法失败后永不从政的誓言，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积极参政议政。

    公私合营热潮席卷全国之时，陈云在北京曾对商务印书馆工会主席石敏良说：“商务印书馆申请公私合营，我看是够条件的”，“商务印书馆 5个字，公私合营时要保留。将来即使进入国营，这块招牌也不能丢。”公私合营后，商务印书馆的招牌没有变，就是遵照陈云的意见，作为特殊单位特别对待的。

    在公私合营过程中，为了商务印书馆能够更好地发展，就需要团结资方。陈云还对石敏良说：“你回去对同仁们讲，说是我陈云讲的，请他们不要认为一解放了，就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告诉他们：解放仅仅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从起点到终点，中间有个距离，要一步一步地走，总不能一步到达吧！叫他们在生活方面，要求不要太高。我们这一代人，还要苦一苦，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人不种树，后人难乘凉。”商务印书馆全体职工听了工会传达陈云的讲话，倍受鼓舞，主动节约，积极地与资方搞好关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迎接公私合营的到来。

    1982 年 2 月 11 日是商务印书馆建馆 85 周年，决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纪念会。“纪念会的前夜，我们把开会的意图报告了陈云同志（他经常关心我馆），他给我们送来题词一条—原先我们没敢打扰他。”陈云题词的全文是：“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事业单位。”陈云的题词在纪念会上宣读，大家倍感振奋。

    1986 年 4 月 13 日，陈云为商务印书馆90年题词“商务印书馆90年”。1986年10月19日，陈云为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建厂 90 周年题词：“发扬革命传统，做好印刷工作”，对商务印书馆寄予了很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