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陈云（前排左三）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工会的同事

 

    周恩来回忆自己的经历时曾说："12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少年陈云的人生道路，也有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重要转折。这就是他15岁时离开家乡青浦县练塘镇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

 

    晚年陈云在商务印书馆建立85周年时有这样一段题词："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

 

    商务印书馆所在地上海是中国的工人阶级比较集中的地方，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1894年，上海已有产业工人36220人，占当年全国工人总数的 47%左右。上海500人以上工厂的工人，在1895年为23700人，占当年全国500人以上工厂工人数的56.56%，为全国之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的民族工业获得大发展。1920年，上海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男女工人大约有30万人，占上海人口总数的20%。当时工人阶级在全国只占人口的极小比例——不到0.5%。上海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绝非偶然。这与上海工人阶级的集中、工人运动的发展、革命力量的汇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分不开的。

 

    上海商务印书馆也是工人阶级比较集中的一个单位。1925年6月，商务印书馆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时出席者达 4000人左右。商务印书馆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展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著名作家沈雁冰（后用笔名茅盾），是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 党的资格最老的党员之一。中共一大之后，外地中共党组织的函件，基本上都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信封上写"沈雁冰收"，内封写"钟英"或"沈雁冰转钟英小姐玉展"。"钟英"就是"中央"的谐音，即中共中央。当时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月报》，全国各地来往的稿件很多，外地党组织的函件寄给他不容易引起警察局的注意。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商务印书馆这块基地，指派最早负责《向导》出版发行的中共党员徐梅坤，到商务印书馆与沈雁冰等一起发展党的组织并筹建工会。1922年，徐梅坤、沈雁冰介绍董亦湘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5月，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支部成立，董亦湘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陈云正是在上海这个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在商务印书馆这个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成长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 五卅惨案"。这年5月15日，上海纱厂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顾正红因罢工遭日本资本家枪杀，引起各界愤怒。5月30日，上海的工人和学生举行示威游行，途经南京路时遭到租界巡捕的镇压，当场被打死16人，打伤几十人。由此,上海的工人运动迅猛发展。6月，随着上海总工会的成立，商务印书馆工会也举行了成立 大会。年方20的陈云怀着反帝爱国的满腔热情，投身于火热的工人运动之中。不久，商务印书馆下属的印刷所、发行所、编译所、总务处也相继分别成立自己的职工组织。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推选陈云担任委员长。8月，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的职工为改善生活待遇举行罢工斗争，陈云是这次罢工的发起者和重要组织者之一。这次罢工由于部署得当，组织周密，有理有节，使高翰卿、张元济、王云五所代表的馆方不得不接受增加工资等复工条件。此间，陈云由董亦湘、恽雨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陈云说："入党动机显然由于罢工运动和阶级斗争之影响。"入党不久，陈云就担任了中共商务印书馆总支部干事兼发行所分支部书记，成为商务印书馆很有影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陈云参加了上海工人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而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云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和通缉，不得不离开商务印书馆，转入秘密状态，从事职业革命活动。

 

    从1919年12月到1927年4月，陈云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生活了七八年。这是他走向革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起点，也是对他此后所走道路影响至深至远的七八年。陈云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开国不久，他成为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长期以来，陈云一直被看成是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工人出身的一位代表。在中共八大的筹备过程中，毛泽东提名陈云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候选人时曾说：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这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

 

    过去，学术界对陈云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进行阶级斗争和走上革命道路的历史，研究得比较多。但是，对商务印书馆以及上海怎样影响了陈云，特别是对陈云成为开国财头、经济专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则缺少深入研究。这里就我掌握的材料，对后一方面做一初步探讨。

 

    陈云进商务印书馆之前只有高小文化程度。许多研究陈云的学者，看着陈云的文章，都要发出这样的疑问：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作者怎么能写出这样高文化水平和 理论深度的著作来呢？我在多年研究陈云和撰写《陈云传》的过程中，接触过许多陈云的手写文稿，印证了《陈云文选》的编辑者告诉过我的事实：《陈云文选》中的文章都是陈云本人起草的，别人代他起草的文章——即使是在报刊上发表过且产生过一定影响的文章，陈云是不同意收进他的文选的。我在阅读陈云的手稿时，不仅常常为他飘逸秀美的字所吸引，也常常为他语言的光彩夺目、逻辑的严谨缜密、理论的深入浅出所倾倒。我也在一次次地思索着：只有小学学历的陈云为什么能写 出如此多的令人折服的文章？经过多次思索之后，我的回答是：第一，陈云是一位很有灵气、充满智慧、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革命家；第二，陈云是一位从不间断、不知疲倦地既向书本学习又向社会、向实践学习的学问家；第三，陈云得益于高小毕业后就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经历，在那里工作生活的七八年，是陈云从 文化、经济、社会方面进行深入学习的七八年。

 

    陈云在题词中写道：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这样的一 个单位，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如同一所名牌大学一样能让人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开业于1897年，是中国第一家华资出版印刷机构。其编印出版的《最新小学国文教科书》、《最新中学教科书》，是清朝末年废弃科举后进行新式教育的教材。其翻译出版的《天演论》等名著，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文化，令国人耳目一新；其编撰出版的《华英字典》，发挥了沟通中外文化的作用；其编辑出版的工具书《辞源》、《新词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中国医学大辞典》、《四角号码学生字典》等，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商务印书馆在全国各主要城市陆续设立分支馆达80多处，把它在文化教育上的积极影响扩大到了全国各地。五四运动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丛书》里有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共学社丛书》里有陈溥贤翻译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东方文库》里有范寿康、施存统翻译的《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郭沫若翻译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等，在传播先进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陈云在商务印书馆七八年，都是在发行所工作。陈云是一位有很强求知欲的酷爱学习的青年，经过他手的书，他肯定要去读一读的。有人说：陈云 一手秀气的毛笔字是在商务印书馆练出来的。因为在发行所工作，天天往外寄书必须在牛皮纸上书写收书人的地址和姓名。此言不虚。我还要说：陈云满腹的经纶、 广博的知识最先是在商务印书馆打的基础。置身于书城，遨游于学海，七八年如此，岂有不长进的！陈云在商务印书馆究竟读了哪些书？难以一一查考。可以肯定的是，他既读了很多革命知识方面的书，也读了很多文化知识方面的书。

 

    在延安，陈云回忆自己的学习经历时说：我15岁在上海当学徒，开始连报纸都看不懂，几年以后就能读懂了。他向大家传授：在工作中学习是最主要的办法，是最靠得住的办法，只要身上揣着几本书，摆在干粮袋里，闲的时候就看一看。他建议：以后有了钱，不要做新衣服，而是买几本书，买一本字典，买一部《辞源》，有不认识的字就翻开字典、《辞源》查一查，养成这个习惯，一个字翻上三五次就认识了。他称赞：《辞源》比什么先生都好，那是许多人编出来的。商务印书馆编《辞源》的时候，就请了几十个人，这些人都是全国有名的学问家。

 

    商务印书馆不仅出版了很多书，也发掘、联系了许多著名作者。像蔡元培、鲁迅、严复、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巴金、老舍、叶圣陶、冰心、胡愈之、周建人、 郑振铎、冯友兰、刘海粟、徐悲鸿、朱光潜、竺可桢、周谷城、费孝通等，都是商务印书馆延揽的文化名人。同文化名人打交道，自然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张元济、王云五以及编译工作者沈雁冰等，本身也是大学问家。张元济堪称中国出版界的泰斗，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是大学问家。王云五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创立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主编的《万有文库》，在学界的影响也很大。沈雁冰后来写过多部影响很大的小说，也是一位文化名人。

 

    陈云在商务印书馆不仅同沈雁冰有着亲切的交往，而且同张元济、王云五也有过接触。1944年9月，当时担任参政员的王云五将同其他四位参政员赴延安视 察。消息传到延安，如何接待参政员成了一个话题。陈云主张从延安的实际条件出发，反对铺张装洋。陈云就王云五讲了如下一段话：王云五他是我的老上司，我们 一块处了十多年。那是一个老资本家。他出门坐汽车，办公桌子上几个电话，吃的是最好的饭。他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白木桌子也不要紧，桌子上摆得坏一点也不要紧。你说摆得好看一点，他也不感到新鲜。他也不是没有见到过。他见的比你多。我们何必这样呢？如果这样做，不但不会得到好评，反而会引起反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陈云同王云五有过较多的接触，而且是了解王云五的。关于张元济，陈云不仅在商务印书馆时在其手下工作过多年，而且建国后还有过多次晤谈。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财经会议期间，曾专门拜访了张元济，向其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一个多月后，张元济到北京，也专门去拜访了陈云，两人又进行了一次晤谈。 1959年，张元济去世。1984年，浙江省海盐县为纪念出生在该县的爱国文化名人张元济，新建了"张元济图书馆"，陈云为该馆题写了馆名，并让夫人于若木代表他参加该馆的落成典礼。沈雁冰大陈云9岁，陈云把他看成自己的老师和兄长。1981年3月沈雁冰去世后，陈云亲往医院向沈雁冰的遗体道别。1985 年7月，他为沈雁冰故居题写了匾额。

 

    商务印书馆不仅是一个文化教育事业单位，也是一个生产商品、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陈云在那里不仅 学到了文化知识，也初步学会了怎样做经济工作。此前，陈云在他舅父的小饭店里所耳闻目睹的是简单商品生产的经济过程。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里，陈云所耳闻目睹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经济过程。这时陈云的经济知识无疑已上了一个台阶。

 

    商务印书馆给陈云以多方面的重大影响，陈云也一直关心着 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解放战争时期，陈云曾分别视察过商务印书馆在长春、沈阳的分馆。在沈阳分馆，陈云向分馆负责人关心地询问上海总馆部主任一级的负责人有 哪些，并主动地提出一些人的名字，询问他们是不是还在总馆工作。他还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领导一个部门的工作不容易，非有相当的经验不行。上海解放后，陈 云趁去上海开会之便，到河南中路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发行所看望了张子宏等老师傅、老同事。他拜访张元济时说："我不久前在东北工作，看到沈阳、长春这两个商 务分馆各方面都很好。请放心！"他会见商务印书馆工会主席石敏良时嘱咐道："商务印书馆的工会工作，不能再像我们过去那样领导工人搞经济斗争了，否则就是 自己拆自己的墙脚。解放了，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工会首要的任务就是领导工人抓生产，搞经济建设。"其关心之情，溢于言表。

 

    陈云 在商务印书馆的七八年，也就是在上海生活的七八年。上海是中国的商业中心、金融中心，是中国的经济龙头。陈云是一个善于观察、勤于思索的人。他不仅观察、 思索了商务印书馆的经营活动，也观察、思索了大上海的经济活动。其中，上海的交易所，以及商业和金融业等都给陈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陈云从延安到东北以至建国后曾多次说到过上海交易所。

 

    在延安，陈云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实际掌握社会知识时曾说："我们的同志有住在上海的，是不是知道上海呢？大家知道上海有交易所，但是证券交易所也好， 纱布交易所也好，究竟是个什么情形，知道的人就少了。我听说茅盾写《子夜》，就跑了好久的交易所。但是，许多同志不但不知道什么是交易所，就连在上海吃的 大米是哪里来的，拉的大便往哪里去的，住了七八年都不知道。"

 

    上海交易所的一个特征是拍板成交。在东北坚持南满斗争的四保临江战斗， 是一场残酷的战斗，但从全局看又必须打下去。陈云主持召开中共南满分局会议，决定打下去。他为统一大家意见，运用了拍板成交的规矩。据萧劲光回忆："陈云 最后逐一征求意见，如果付出的代价大，要准备承担责任。他反复问大家，对这样的决定后悔不后悔。大家一一表态'不后悔'。于是，陈云诙谐地一拍桌子说：' 我们学习上海交易所的规矩，成交了。'"

 

    通过对上海交易所的观察，陈云认为交易所的商品价格对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反应十分灵敏。 1973年，随着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面临着发展的机遇。陈云协助周恩来抓对外贸易工作，及时提出应研究资本主义，研究世界市场价 格，研究国际金融，利用交易所等问题。他说："建国初期，对苏联的出口占了75%，基本上是固定价格。""而现在情况变了，对资本主义市场出口占75%， 价格是变动的。""这样，价格问题就复杂了，经常变化。我过去在上海当学徒的时候，上海的交易所就是那样。这就要求我们要有远见。""资本主义市场的价格 和过去上海交易所一样很敏感。"中国是一个大国，商品进出口的量很大。为了避免在世界市场上吃亏失利，陈云提出"我们可以利用交易所"。他说："交易所是 有两重性的：一是投机性；二是大宗交易的场所。过去我们只看到它的投机性的一面，忽视它是大宗交易的另一面，因此有片面性。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要在大 风大浪中学会游泳。""过去我们有时当价格越涨时越买，吃了亏还不知道，只顾完成任务，这是不行的。我们既要完成任务，又要争取有利的价格，使自己少吃亏 或不吃亏。"他支持了华润公司所属五丰行利用伦敦和纽约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的做法。

 

    陈云还多次提到过建国前上海的银行业，认为平均利 润率规律对借贷资本也是要发挥作用的。1973年，他指出："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同时他又说：外资"和过去（指 解放前）上海、天津那些银行、钱庄一样，看到哪家生意做好了，就找上门来了，无非是要些利润。这就是马克思讲的平均利润率。你信誉好的时候人家找上门来， 不好的时候就要逼债。"对外开放后，愿意借外债给我们的国家纷纷到来。陈云说："旧社会，我在上海呆过，钱庄、银行贷款，要经过好多调查，确有偿还能力， 才借给你。""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对不会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利润率。有些机器看来似乎利润低，但是同另外一些机器或费用合起来的利润，绝不会低于平 均利润率。"他提醒大家："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

 

    对于上海商业中心的作用，陈云 经过观察后亦有独到的见解。他曾对上海市副市长宋季文说："你知道为什么上海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北新书局、开明书店等大书店都集中在四马路吗？因为上 海是全国的经济、金融和商业中心，集中在一起不光方便上海人，而且便于为全国来上海的人服务。同样，永安、先施、大兴、国货四大百货公司集中在南京东路， 也是便于为全国服务的。集中在一起，商品品种齐全，顾客在这家买不到，可以到那家买。"这话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说的，但显然源于他早年在上海生活时对 上海商业的观察。

 

    陈云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生活的七八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他人生旅途上具有转折性影响的七八年。他在这里积 累了丰厚的文化和革命知识，也在这里积累了难得的经济知识，特别是初步积累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和交易所、金融市场、商业方面的知识。他不仅从这里走上了革命 的道路，成为了职业革命家，也在这里为后来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打下了初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