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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 从百年《辞源》说中国辞书

2016-01-19作者:王凯刊发媒体:海南日报浏览人数:184

    近日,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辞书《辞源》在出版百年之际,又推出了第三版。如果说老版《辞源》在内容、注释、编排等方面为中国现代辞书的编纂开创了一种新模式的话,那么新版《辞源》的出版发行,则代表了一种文化和精神上的传承与发扬。

    中国的辞书文化源远流长,从古代的《尔雅》《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到近现代的《辞海》《辞源》,都是历代学人勤劳和智慧的结晶。作为一种特殊的图书,辞书在传承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有着其他典籍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所谓“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

    许慎和《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讲解文字原始形体结构及渊源的古文字学专著,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字典。

    《说文解字》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这位许老先生是汝南召陵(今河南漯河)人,生于公元58年,死于147年,活了整整九十岁,是那个时代少有的高寿者。从史料上看,许慎是一个才华出众、品德高尚的人,十七岁时就被选拔为汝南郡功曹,协助太守(一郡最高行政长官)管理全郡事务,几年后又被举为孝廉,进京任职。当时的首都是洛阳,到洛阳后的许慎眼界大开,接触到了许多原来没有见过的经书典籍,又师从经学大师贾逵钻研古文经,学业更加精湛,很快便以“性淳笃,博学经籍”之名名动京师,被誉为“五经无双许叔重(许慎字叔重)”。

    东汉时期的学术界分为古文经学派与今文经学派,两派争论十分激烈。今文经学派认为经书是圣人之言,字字句句背后都有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派认为应重视语言文字学,要根据字的意思来解释经书。许慎属于古文经学派,他认为先有文字而后才有五经,要理解五经就离不开文字。当时已有很多学人不了解文字的最初起源,如何让人们从根本上认识文字呢?许慎决定写一部介绍文字来历的辞书,对常用汉字的源流进行一番梳理,他将这部书定名为《说文解字》。

    为了编撰这部《说文解字》,许慎费尽了心思,从公元100年到公元121年,经过二十多年的推敲、修改和增删,直到准确无误后才让儿子将其献给朝廷。《说文解字》全书共收汉字9353个,另有异体字1163个,许慎创立了540个部首,将这9353个汉字分别归入540个部首。这种按部首排列汉字的字典编纂法,开创了部首检字的先河,对后世中国字典的编撰影响深远。虽然以现代眼光看,其中还有一些不规范不科学的地方,但许慎发明的这种方法却一直沿用至今。

    《说文解字》是以小篆和隶书编撰而成的,以小篆做字头,隶书做注解。我们都知道,小篆盛行于秦代,东汉时期早已使用隶书,许慎为什么要用小篆编著辞书呢?

    据研究者考证,不外乎以下这几个原因:一是因为小篆字体是当时唯一一种被规范过的文字。秦灭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制,为了便于交流沟通而实施“书同文”的政策,第一次把汉字字形进行了规范和统一;二是因为小篆字体在汉字发展过程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三是许慎编撰《说文解字》的初衷是为了解读儒家思想,而当时的儒家经典多是用古文字大篆和小篆编成的——鉴于这些原因,许慎用古文字编著《说文解字》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康熙字典》背后的故事

    《康熙字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典”命名的辞书,也是唯一一部能与《说文解字》相提并论的字典。

    1710年,此时的康熙皇帝早已平定天下,傲视四方,但全国的读书人却还用着先朝的字典,心高气傲的康熙大帝心里当然不是个滋味,于是便命张玉书和陈廷敬等人以明《字汇》和《正字通》为蓝本编纂一部大字典。字典的编纂工作本来以张玉书为主,陈廷敬辅助,但不久张玉书病逝,陈廷敬于是继任总修官。

    陈廷敬是山西晋城人,如今赫赫有名的旅游景区皇城相府就是他的宅邸。陈廷敬是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原名陈敬,因同科进士中有同名者,所以顺治皇帝便给他加了一个“廷”字,从此改名陈廷敬。陈廷敬先后担任康熙帝师、吏部尚书和文渊阁大学士等职,是康熙年间的名臣。为了尽快完成《康熙字典》的编撰任务,陈廷敬付出了很大心血,不仅亲自审阅文稿、编订目录、考校典籍,还不忘招纳天下贤士共同参与,据说他的儿子陈仕履就是在“出榜招贤”的时候被聘为《康熙字典》编修的,父子共同为国家编纂字典,也算是中国辞书史上的一段佳话。

    《康熙字典》历时六年而成,全书共收录汉字47035个,是中国收录汉字最多的古代字典。《康熙字典》以古代诗文溯其字源,又以各代用法佐证文字的变迁,自成书以来经久不衰,影响深远。但毋庸讳言,《康熙字典》也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和不妥之处,几十年后,江西一名名为王锡侯的儒生利用十七年的时间编撰了一部《字贯》,将《康熙字典》作了一番全面的修订。但这部《字贯》却因没有避讳康熙、乾隆的名字而遭到朝廷封杀,王锡侯被满门抄斩,就连看过《字贯》的人也遭牵连,纯粹的学术研究最后演变成一场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其中的曲曲折折令人深思。

    关于《康熙字典》的名字顺便再说两句,根据康熙皇帝的意思,这部辞书编纂之初即定名为《字典》,这在《清史稿》及御制《康熙字典序》中都有记载。后来的“康熙”二字很可能是在流传过程中逐步加上的褒扬性、区别性文字,直到道光七年重刻后,《康熙字典》的名字才被正式固定下来。

    《辞源》和《辞海》

    《辞源》和《辞海》可能是每一位读书人心中的最爱,而这两部辞书也代表了中国近现代辞书编纂的最高水平。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新思想新思潮的涌入和社会的变迁,原有辞书已不能满足读者和社会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刚刚进入商务印书馆不久的陆尔奎向董事长张元济提出,中国人只有一部《康熙字典》是不行的,要适应时代变化,编撰一部能够“钻研旧学,博采新知”的新式辞书。张元济对此非常支持,专门成立了字典部,聘请陆尔奎主持。

    陆尔奎原本以为事情很简单,没想到最后“罗书十余万卷,历八年而始竣事”。1915年12月,历时八年之久的《辞源》正式出版,共录单字1万余个,词目近10万条。《辞源》出版后,商务印书馆在报上专门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道出了其中的曲折艰辛:“新旧名辞,中外典故,无不详备。编辑者数十人,历时七八载。四百万字,三千余页,得此一书,胜他万卷。”

    《辞源》第一次提出“辞书”这个概念,对此陆尔奎解释说:“凡读书而有疑问,其所指者,字也。其所问者,皆辞也。……故有字书不可无辞书,有单辞不可无复辞。”与《尔雅》《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传统辞书不同,《辞源》首创了兼有字典和词典双重功能的现代辞书模式,不仅录有传统的各类文化知识条目,还收入了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科学等词语,在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年代里,《辞源》成为中国文化转型期的标志性成果。

    但令人遗憾的是,《辞源》出版不久,陆尔奎却因积劳成疾而双目失明,后来在女儿家病逝——对于这位辞书大家的名字,每一位有良知的读书人都应该记住。

    《辞源》出版后,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也酝酿编纂一部集字、语、词兼百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并取“海纳百川”之意,将书名定为《辞海》。客观地说,中华书局此举带有与商务竞争的意味,民国年间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两家出版社,也是竞争的对手,双方各树一帜,互不相让。商务出《辞源》,中华书局便要出《辞海》,兼之当时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一些新成就,出现了一些新生事物,亟需一部新的辞典补充,这样就促成了《辞海》的诞生。

    《辞海》的面世历程也非常曲折,由于种种原因,自1915年秋天项目启动后,十几年的时间没有什么进展,直到1928年陆费逵邀请了著名教育家和出版家舒新城加入,事情才有了转机。在舒新城主持下,《辞海》于1936年出版发行。

    1949年后,随着时代的发展,《辞源》和《辞海》的内容已显陈旧。1958年前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相继对两书进行了修订整理,修订后的《辞源》删去了老版本中关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应用技术方面的语词,加强充实了语文性科目,使其成为一部专业的古籍阅读工具书和古典文史参考书;而《辞海》则被定为综合性辞书,内容包罗万象,包括成语、典故、人名、地名以及各个科学技术名词等等不一而足。

    至此,《辞源》和《辞海》各负其责,成为两部性质不同的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