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書者说”第16期活动有幸邀请到汪家明老师为我们介绍“一本书的编辑出版史”，通过汪老师的讲述，看到上世纪老一辈出版人如何勤勤恳恳做一本好书和做好一本书的全过程。
　　汪老师本身也是位很有风度、经验丰富的编辑。活动现场，观众们也从各个角度提出问题，汪老师均耐心解答。也许你已经是位编辑或即将成为编辑，或者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爱书人，相信接下来的问答都会令你有所受益。
 

　　问：做一个编辑和作者之间的互动很重要，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互动？或者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故事，能跟我们分享分享，让我们学习一下，谢谢。

　　汪家明：这个话题倒是很好说，因为做编辑的必须要面对、处理和作者的关系。实际上做编辑，最大的乐趣，或者说是最大的便宜，就是和作者打交道。在过去，十年前、二十年前再早，只要能出书的人都是了不起的人，你和这种了不起的人交往，成为朋友，并且你是在做他的精神产品，只要认真，很容易成为好朋友。其实我做这行，现在很多好朋友都是作者。要处理作者关系，没有别的，很简单，就是认真。

　　比如说当年做龙应台的书，我就是每个星期都发邮件告诉她和她的助手，你的书现在销多少了？有些什么作者来信，又上了榜了等等，你不断地告诉她，她会觉得很好。这没有什么，本来应该做的。

　　但第一关还是把稿子处理好，比如我编了一本书是岩波书店的社长大冢先生，书的名字本来叫《伟大的出版》，我建议改成《我与岩波书店》，岩波书店代表着日本人的良心，是特别好的出版社。我编这本书的时候特别地羡慕他，他的四十年里，天天和作者一块喝酒、吃饭，彻夜不睡啊，聊出那么多的选题。有一个选题就是在70年代的时候，日本汽车发展和咱们现在一样，城市爆满，他和一个年轻的学者商量选题，就聊起一辆汽车它的社会成本是多少？它有多少排放，要占多少道路，家庭要付出多少，社会要付出多少？后来做了一本很有名的学术书，一炮打响。许多好选题都是这样和作者聊出来的。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说三联书店的“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系列，目标是发表年轻学者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已经出了二十年。现在许多大牌的学者，最早的学术著作都是三联书店出的，他就永远成为三联书店的朋友，不会改变的。

　　总而言之，和作者处理关系，第一条就是认真，如果再讲第二条就是不要怕作者。你做的工作和作者是不一样的，是平等的。再了不起的学者、作者，他也需要编辑来帮他，为什么呢？他要是习惯用一个错字，他永远都认不出来那个错别字。你帮到他，他会很感激你，就算你做的是编辑性的，你这个编辑性工作做的让他很服气。再比如说你选一个作者的论文集，你选的篇目他合他心意，他很容易和你成为朋友，他觉得你理解他、懂他。这个说起来很多，和作者交往是做编辑最大的乐趣，也最占便宜的事情。

　　问：汪先生好，可能我这个问题比较私人一点。就是我已经做了10年的电视新闻记者了，目前想要转出版编辑，但是很多人不建议我再转行做出版编辑，觉得如果我从一个新闻行业转到出版行业，我还是一个新人，可能我在新闻方面的经验完全用不上了。而且我这个年纪在进出版做一个新人的话会不会太大了？出版社不会要我这种，您有些什么样的建议？谢谢。

　　汪家明：电视新闻记者？反正现在传统新闻比出版还要难做，所以你要转我很欢迎。其实，真没有一个老和年轻的问题。你只要是认真做，而且一本书一本书的做，把一本书做好，就把所有的环节都经历了。你看这一本书，所有的环节都在里面，选题、加工、设计排版、印制发行等等。前提必须是一本好书，这个书值得你下这个功夫，下了功夫之后，一本书就可以带你入行了。其实现在条件好很多，比如说你想转行就转行了，我们那时候，你要想转行，调动太难了，不可能。时机很重要，我在山东画报出版社提出了“一本书主义”，我认为一本书做好，或者说每一本书都当做唯一的一本书去做，这样你才能行。
 
　　问：汪老师您好，我也是一个身在新闻行业，心在出版行业的人。我现在在人民日报工作，然后我希望有一天能够进入出版行业，今天带了一个问题，之前读过汪老师的《难忘的书与人》，高中的时候就读过老师编过的一本书，那本书是瑞典的汉学家林西莉写的那本《汉字的故事》，后来这本书随着汪老师几经辗转，从最早的山东画报到三联书店，一直到现在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书越做越好，而且从内容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来说这本书是一个佼佼者，也是一个范例，所以今天私心会希望汪老师能简单讲一下这本书的故事。这本书虽然不是汪老师众多代表著作里面最出彩的一本，但也是非常精心策划编辑出版的一本书，所以希望汪老师能够也结合我们之前几位同行从业者他们的疑问，然后回答一下，就是如何做一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结合地非常好的一本书。
    
　　汪家明：这本书叫《汉字王国》，这是瑞典的一个汉学家叫林西莉写的，1932年生，今年已经是84岁了，女教授。她在瑞典名气很大，她的师兄就是马悦然。1961年到1962年，她在北京大学留学，然后写了《汉字王国》。是由著名的翻译家李之义先生做的翻译，他是原人民画报的副总编辑，专门管人民画报外文版，当时人民画报好像有10多种版本，他瑞典文最好，由他翻译。他在瑞典住过一年，喜欢这本书就翻译着玩。因为林西莉文笔相当漂亮，很会写，是个才女，写了之后李之义翻译出来，回来给了几家出版社但都没人要，后来拿给我，我一看这是好东西。为什么我会觉得好，也说不上来，我对语言这东西本来就感兴趣，喜欢。再一个，她写的，中国人写不出来的。为什么中国人写不出来？因为我们从小学，大、小，这字一笔一划横撇竖捺不当回事儿。她是个外国人，她觉得为什么这么一撇呢，她就要问为什么，为什么那有一点呢，那一点说明什么，她有这个好奇心，她就去钻研，她的老师很厉害，高本汉，世界一级的汉学家，也是瑞典人，他写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是我们中国读语言博士研究生必读书。刚才讲和作者的交往，我和林西莉经常交往多年，她后来又有一本叫《古琴》，也卖得很好，也是在三联书店出的。现在她有一本新书，8月23号要出来，她刚刚得到消息，中国政府要在人民大会堂给她颁奖。这本新书是她1961到1962年在中国留学时，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旅行时拍的照片，把当时中国的一些环境、人物都拍下来，写得很精彩。其实好多好书都是碰上了，碰上了，你留下它。完全靠策划是不行的，我其实很反对策划编辑，策划一个选题找作者来给我加工，感觉作者是给你打工的，那不行，你要发现那个作者呕心沥血当做宝贝写出的东西，别人不要，你要了，你发现了，好，这是好的编辑。好的编辑是发现的本事大，不是策划的本事大。我相信就现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好选题没有被发现，我们都去争什么余秋雨的书，郭敬明的书，那不用你发现，拿来就能卖，你有本事，要做一本你发现的，这个作者因为你发现他，他才成为名家。这才是一个编辑最大的光荣。
 
　　问：我是从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行业转到出版的，很喜欢书。做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是一本书都没有做出来。原因有很多，有我个人的原因，当然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跟领导的关系不好。不是什么个人的恩怨，我觉得他跟我在出书的选题方向和对这个书的理解不一样，说不好听，他可能有点大老粗，比较看中市场，当然这可以理解的，他对我的印象就是比较轴。这两年来，我觉得我对出版的热情也在一点一点的耗尽，因为一本书都没有出来。我想问一下，我现在这种情况是应该去找一个跟我品位有点接近的一个地方，还是说我应该继续的耗，去磨它？

　　第二个问题跟第一个问题有关系，就是我跟他有一个很大一个不同。比如说老六的概念，对书的成本应该不计成本，不计代价，他可能就觉得一本书不可能做到这么完美，没有必要为一本书耗费这么大的精力，一本书做上半年一年，接下来的任务就完不成。他说你先找个最快的书先出，能引进的引进。所以对于成本的把控我做的不好，像我们社本来效益一年不如一年，书的成本是跟编辑的利益挂钩的，跟年底的奖金挂钩，作为一个编辑应该既考虑出版社的利益，也考虑作者的利益，心理上期望给作者一些更多的利益。但这个很矛盾，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做？有没有权衡的办法？

　　汪家明：这个矛盾很难说，我没有体会过，或者没有真实体会过，但是我会替别人着想，因为我进入出版社就直接当总编辑，没有做过编辑，当总编辑最大的好处是你想出什么书出什么书，没有出不来的问题。但是你说你们社里的效益越来越下降，所以能理解你们这个领导会那样要求，但是我在社里也算当领导了，我历来对新来的编辑有一个要求，要看你在什么出版社，像人民美术出版社、三联书店那都是名牌出版社，有很多新编辑一茬一茬进来，确实一个编辑报20个选题都没通过的都有，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叫他自己的问题，你到了一个单位，第一你要先弄清楚这个单位是干什么的，它出什么样的书，你再去选这个单位需要的选题，如果是你和单位没法融合，你确实不能在这个单位，你勉强也没意思，所以你首先是要理解，比如说为什么20个选题愣没通过，因为他不知道三联书店到底是干什么，他首先要把这个弄清楚，弄清楚你就不痛苦了，反过来说，一个再差的出版社也需要又好又能卖出去的书，你要能出到这样的书我相信还是能通过的，就怕只是你认为好，但卖不出去，那你肯定是很难通过。所有出版社都一样，不会出版一看就卖不出去的书，卖不出去就什么都没有，不光没有经济利益，社会效益也没有。还是要出又好又能卖出去的书。我也有同感，我最初当编辑的时候在山东画报杂志社，你所爱好的，你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这个画报它能接受吗，它过去从来没出过这种选题，我当时做的运河风情录，还有青岛老房子的故事，很早之前，1988年的时候，那时候没人做老房子。《山东画报》是个新闻刊物，但就能接受，而且很重视。说明还是要找到一个有人愿意看的东西，你别光你自己愿意看，觉得好。因为你不光是在编书，你要找到一个好的选题，你认为能卖出去，你一直要做到推广，让它就卖出去，你做的书一下子卖了一万两万，那领导不会再阻挡你这样的选题了，但起码得有一本。

　　几米的书最早到三联的时候就没通过，因为三联不做这类书，后来还是和一个民营的公司合作，试一把，最后做成了，以后三联这类书就能做了，这都是一个过程，即便三联也有这个问题。
 
　　问：汪老师您好，我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现在很多出版社，像品牌还不错的社，也会出现一些市场书什么问题，即使我现在已经工作了六年，接触到了一些我们社出的还不错的画册，但其中也会有关于艺术家、作者以及美术馆也好或者各种名气合作的博物馆也好，他们各方面的压力，然后编辑在整版东西的期间的一个角色就变成一个统筹人，或者说是整个项目、流程、时间的把控者，就更难有内容上的参与或者是发挥，因为现在这个市场也是这样情况，可能对方也会有一些合作和投入，所以作为出版社也必须要尊重他们。

　　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我们年轻一点的编辑还想在这行继续做下去的编辑，怎么样能够提升一点自己的编辑力，因为我身边其实也有一些不错的编辑，后来他们都还是转出来做独立的策划人了，他们觉得在国企太限制，尤其现在新媒体新的平台的运营，其实他们能够策划一些不错的选题的话，有出版社愿意跟他们单本合作，然后再加上平台运营，生活还是不成问题，但是他们也会有一些抱怨，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的平台还可以，如果还在里面的话，如何能够尽量地提升一下自己，谢谢。
    
　　汪家明：我和上海人美是老朋友了。其实什么事都不能走极端，你也不是说每本书都要编辑把它大加修改，因为其实有很多书不需要你去改。我知道范用先生有一个特点，他轻易不改作者稿子，但是他那些作者都是一流的作者，比如冯亦代、丁聪，确实也不用改，他只做一些编辑工作，这也叫编辑含量，除了内容以外，你还要把这个书整体的感觉形式做对，定价做对，这些学问多了，一本好书做坏了这个现象，差不多100本里面有90本没做对。我和老六曾经有一个对谈就叫“把一本书做对”（点击阅读），怎么叫做对？你做的书摆在书店里，读者走过去连看都不看，他不觉得这个书和他有关，那你就没做对，反过来说，他一看这书，这正是我要的，全凭感觉。这就是编辑力。

　　至于你说做这些博物馆的画册，他要照他的意愿去做，我觉得也未尝不可，你就提供一下好的建议，他会接受的，但并不是说你要对他大加砍伐。其实三联书店历来，包括解放前，也是靠着出那些畅销的东西来养这些不怎么畅销的东西，比如说邹韬奋出电报码的书，就和现在出故宫日历一样。故宫日历属于文化产品，就是说这类东西我们也可以出，当编辑就是这样。

　　我举个例子，可能你们不知道。刘瑞琳当年做过《精神文明读本》、《新三字经》，做完就奔到下面县城里面去跑发行，卖得很好，这两本书都卖了几十万册，这书，叫你说，可能不太好做。但你别走极端，但是总是有好书在做就行，这也不能叫不是好书。    

　　问：在现在在当代中国出版业，无论是民营出版业，还是国营出版业处在非常大的转型过程中，遇到了互联网的挑战，或其他各种挑战，这个您怎么评价呢？   

　　汪家明：这么宏大的问题很难回答，至于说民营出版业有好也有很差的，国营的也一样。但我们应该朝好的方向努力，要不然出版业还有什么意思呢？只是要赚钱的话也没什么意思，至于现在的这个出版的状况，我觉得从大的时代来说，那好日子确实已经过去了。我也是做了30年了。80年代，90年代前半叶，那真是确实好日子，用中国青年出版社胡守文社长的话说，在80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每本书的平均印数是32万册，现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大概平均印书有3000册就不错了。这个不光是他们的现象，但是你要说是好日子过去了，也不对。

　　为什么？因为书越出越漂亮，而且从业者也很多，爱书人也多，加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精神的需求提高，也是明摆着的对吧？尽管有数字出版，这个数字出版，对搞出版的人来说，我一向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其实那是好事嘛。无论你是做内容的，还是用印刷，或者用数字，反正你的内容就是传播嘛，现在你紧张，是因为还没有通过数字出版形成好的商业模式，我的内容到了网上去，钱怎么回来呢？现在无非是有这个问题，做書不已经是个例子摆在这儿了嘛，它虽然不是数字出版，但是也是通过新媒体在做这些事情，也能活下去对吧？你看看还组织这么一个活动。
    
　　我觉得这个事儿，没什么大的问题，就是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时代的乐趣，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做法，我们在这个时代，今天我跟同事还在说，人的情绪是一样，身体也是一样，总是一阵好一阵不好，但是好的时候也会来临的，总是有一个过渡嘛，社会也是这样。
     
　　问：您选择的出版事业这个职业上的选择，最初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动机，现在您怎么评价当初的动机？另外表达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刚才前面这位做电视新闻的姑娘，我很支持你转行。我前两天也去参加了一个读库的活动，他们有一个调研挺好玩的，人们到了活动现场都会问一下，你们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从事你自己的职业，绝大多数人他都是不支持的。但是大部分做出版行业的人，都特别希望自己的下一代继续从事这个职业。我觉得这是蛮令人骄傲的一件事情，我自己的观点，传统的媒体和传统出版业是越来越有价值的一个行业，为什么？因为信息越来越碎片化之后呢，大部分的精英人士的注意力也在分散，那怎么样能留住他的注意力呢，他可能会回归传统的纸书上来，去做深度的思考，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行业并不是夕阳产业，它是朝阳产业，所以希望在座的大家都坚持下去。

　　汪家明：在30年代的上海，文化以惊人的速度发展，那么现在呢？文化发展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讲的知识碎片化，新媒体的出现，带来了知识信息的泛滥，这些问题都是新问题。但是对出版业而言，我再补充一下刚才你说的话，我在一次论坛上，同台坐着有搞印刷的，有搞发行的，我说数字化，紧张的应该是他俩，不是我。数字化不需要印刷了，不需要发行了，不需要书店了，他们紧张，我紧张什么？我是提供内容的。所以新媒体对我们来说倒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有一个问题，就是碎片化和信息的泛滥。你看现在能读完一本书的有几个，别说一本书，读完一篇文章的人都不是很多，这对我们出版是很严重的伤害。

　　第二个问题你说，我当时选择这个职业和现在是怎么看？我没选择职业，就是这么走过来了，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资格选择，我刚才说了，你们想改行就改行了，我们改不了行。但是呢，说实在搞出版，我从范用先生那里得到一个真理，如果你不喜欢书、不爱书，搞出版就没意思。其实我们很多人进入出版，就是因为喜欢书，不为实际利益，我就喜欢这个书，即使这个书现在都不能卖了，还是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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