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洪才教授

 

　　商务印书馆建馆120周年了。

 

　　120年来，商务印书馆以“开启民智、 昌明教育”为己任，在拓宽民族视野，推动国民教育，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学术发展，开展中外交流等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名扬海内外，得到社会的高度好评。知识界无不以与商务印书馆结交为荣。

 

　　《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编写任务使我有幸结缘商务印书馆。

 

《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78年：受商务印书馆委托，接受国家任务

 

　　“文革”结束前夕，我从“五七干校”回北京广播学院，不久，被借调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组做翻译、定稿工作。1978年初的一天，商务印书馆第一编辑室主任朱谱萱先生带着任务来到国际广播电台，商讨编写某些非通用语种词典事宜。台里通知每个语言组派一人参加会议。普什图语组是张敏参加的。张敏回来传达了朱先生提供的信息：1975年在广州召开过“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会上制定了中外语文辞典出版规划。为了扩大我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影响，规划中列入了一些非通用语外汉词典。这项任务分工给商务印书馆执行。国际台是国内非通用语人才最集中的单位，所以，商务印书馆在做了一些前期准备工作之后，来跟国际台商量如何完成这项任务，规划中有《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大家听了都很兴奋，因为切身感受到词典的需要。一方面，普什图语对外广播已开播5年，由于“文革”的影响，翻译中语言生硬，没有生气，不敢突破，除去政治原因，也是因为没有工具书，依据不足；另一方面，学外语的人没有词典，扩大阅读量就受到限制，个人水平提高十分困难。讨论中大家异口同声：应该接受这项任务。但对具体操作，就雷声大雨点小了。

 

　　过了一段时间，朱谱萱先生专门来国际台以讲座和研讨的方式，细致地讲解了编写词典的一般程序，具体地教我们如何设计编写词典的体例，并提出了词典编写中容易出现错误的一些注意事项。鉴于当时的条件，出版社要以卡片发排，朱先生连怎样做卡片都讲得很仔细。普什图语组是我参加的，我因此有机会听了一堂终生难忘的课，茅塞顿开，受益匪浅。朱先生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位商务人，他那时已60多岁，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尊敬的长者，是我编纂词典的启蒙老师。他讲话慢条斯理，循循善诱。几十年过去了，他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至今铭诸肺腑。

 

　　我们接受了任务，商务印书馆立即把他们前期准备的一套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普什图语俄语词典》作为蓝本送到国际台。当时还很年轻的杨德炎同志跟我们接触过几次，后来换成了孙敦汉同志。

 

　　蓝本只有中文，词目和例句等普什图语全部空着，于是，我和张敏、还有另外三位同志各分了一个字母，先把本子上的普什图语填起来。我们过去学外语记单词也都是用小纸条一面写外语单词，一面写有关该单词的信息：词性、语法变化、释义、例句等，所以，按照商务印书馆的要求做卡片，我们很容易接受。在往蓝本上填普什图语的同时，我们试着做了一些卡片。做这一切时我们既兴奋，又感到无奈，因为这些工作只能用业余时间做。国际台是对外宣传单位，广播是政治任务，不能出半点差错，任何差错都可以上纲为政治问题，“文革”刚刚结束，大家都心有余悸。领导也不敢给予我们专门时间搞词典。在上班时间搞词典又似乎不务正业。经过一段实践，大家都认为词典编写很难，编不下去。

 

　　张敏是从外交部借来工作的。他是我在阿富汗学习时的老同学，彼此知心，经常交换意见，对编词典的意义认识一致。我私下跟他商量想回学校编词典，他支持。恰好，当时电台和广播学院协商把借到国际台工作的外语干部人事关系都转到国际台，我提出家里有困难，不能转，要回学校。经过争取，得到允许。张敏帮我把编词典所需要的东西，包括商务印书馆提供的蓝本、刘泽荣主编的《俄华大辞典》、一本《现代汉语词典》，还有原来广播学院专家带给广播学院的一本原文词典及少量空白卡片，都收拾好，带回学校。

 

　　“文革”中广播学院被撤销，刚刚恢复重建，一切都还没有走上正轨，人浮于事。回到学校，我详细地向外语系临时负责人汇报了我带回的词典编写任务，并请学校给我配备助手。当时，调人有编制限制，只能借调。系里要我提出借调人选，他们给院里打了报告。院里同意出借调函，由我自己去联系。

 

　　我提出两名人选，都是1963年入学毕业后改行的。其中一位当了中学教师，所在学校不放人，只好作罢。另一位是宋强民，他父亲是北京戏曲学校的领导，毕业时，他父亲还没有“解放”，受家庭影响，他被分配到河北省河间县文化馆搞县广播站。他中学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学的法语，后来考到广播学院学的普什图语，学习一直很好。他到河北工作后，每年都回来，跟我有联系。他自己活动能力强，于是我把商调函交给他自己去办了。

 

　　借调的人没来之前，系里给了我一间办公室，配有桌椅和一个文件柜。我把“文革”前外语系在德国定制的那台普什图语打字机从电台搬了回来，把编词典用的蓝本，放进书柜，把我手头有的普什图语原文词典（祖非尔词典）、普什图语波斯语词典、波斯语英语词典、普什图语俄语词典、阿拉伯语汉语词典，以及新英汉词典、《俄华大辞典》、《现代汉语词典》等等，都搬到了办公室。

 

　　我静下心来仔细咀嚼商务印书馆传授的词典编写方法，认识到体例是编写词典的根本依据。于是，从设计词典的体例入手。我反复翻看蓝本并比较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出版的词典，吸收可取之处，避免不足，在下列几个方面有所收获：第一，编写目的确定为兼顾翻译、教学和科研。第二，选词范围定为日常生活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基本词汇。第三，在研究各部词典的选词时，我注意到，阿富汗普什图语学会编写出版的《普什图语词典》是为懂波斯语的人编的，在选词方面过分强调选收纯普什图语词，排斥了9个阿拉伯语字母，致使将近十分之一的积极词汇未被收入。所以，决定我们这本词典要适当选收符合编写宗旨的常用外来词汇，特别是已融入普什图人生活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第四，在立词条方面，我发现蓝本中由于方言不同反复立词条，还把一个名词的直接格、间接格、阳性复数、阴性复数，动词的各人称、时态变化、分词、动名词等都分立词条，使一部词典加厚许多，我决定避免这种水分。第五，以往的普什图语词典基本都不注明外来词的语源，这不便读者在阅读时根据这些词汇的本来含义理解句子，所以，打算尽量注出外来词的来源。第六，在设计注音符号上我花了许多工夫，后来还经过多次修改，确定了基本框架。理请了思路，制定了凡例，可以着手工作了。

 

1979—1982年：制作10万张卡片，完成70%

 

　　宋强民经过努力，于1979年初来到广播学院。那时，我一个人已编了蓝本的50多页，做了个样子。我们分工由我来确定格式，解决好释义，写在本子上，他负责往卡片上打字和抄写中文。在他熟悉工作后，我们两个人经常一起琢磨中文的表述。有些词懂得了它的意思，但中文究竟怎么说，未必一下能说准确，特别是有的词一词多义，在不同的场合中文用不同的词表达，而且不能与基本释义相差太远，的确需要花一番心思。能找到例句还好，没有例句要说清楚挺不容易的。有时，碰到一个生僻的词，左查右查拿不准，急得我满屋转悠，有时一上午编不成几个词条。

 

　　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感到资料不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阿富汗的资源匮乏，于是我给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普什图语研究院院长写了一封信，完全是盲投。没想到，穆罕默德۰纳瓦兹۰塔伊尔院长马上给我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对中国有人懂普什图语并且还在编词典感到十分惊讶，表示愿意尽力提供帮助，甚至合作。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百废待兴，我们这样一本词典买资料的经费都不好伸手向组织要，怎么可能与国外合作呢？我避开合作不谈，只说资料缺乏。没多久，巴基斯坦驻华使馆就送来白沙瓦大学出版的各种普什图语资料几十本，其中包括由纳瓦兹教授主编还没有出齐的一套名为《普什图语》的原文词典，对我们确定释义和用法，补充例句都有帮助。

 

　　翻译好的蓝本很可贵，但是，不能过分依赖。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最严重的是俄语词汇内容丰富，往往一词多义，译者不懂普什图语，很多俄语词又不认识，怕翻译不全，不少俄语汉译都是从《俄华大词典》整词条抄下来的。他们这种认真的精神使我感动，但是，孳生出许多俄语有而普什图语没有的释义，落到书上岂不是“无中生有”，误人子弟，实在太可怕了。对于这个问题，《普俄词典》的编者是以好几个含有同一个释义的俄语词来界定普什图语词义的，所以，我第一遍先选出几个俄语单词的共同含义，对照普什图语原文词典的解释，再看波斯语对该词的翻译，并借助蓝本提供的例句理解词义。此外，一些与宗教有关的词，我要查看宗教词典和《辞海》等工具书的相关知识；大量的阿拉伯语词要查阿拉伯语原来的含义，对比波斯语英语词典的翻译；涉及到阿富汗历史、文化、民族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背景，我要翻看相关的书籍和资料。编写中，我深感自己外语和知识水平不足，真是边学习、边提高、边编写。  

 

　　在我们编写的同时，张敏也选些用法多的词条，做成卡片，带过来，我们随时插到已编好的卡片里。没过多久，他被调回外交部并被派往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工作。

 

　　我回到学校后，商务印书馆的孙敦汉同志一直跟我保持联系。他高高的个儿，高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说话斯斯文文，一副书生气。他话不多，可能怕影响我们工作，不聊闲天。他是专门搞辞书出版的，知道工作的难度，从来不催我们，还安慰我们说，出版社没有做时间规定，因为条件有限，能努力编写就是希望，使我们感到很亲切。开始他每两周都要过来了解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有时他也找系领导聊聊，帮我们争取领导的支持。他来就是对我们的鼓舞，使我们感到有人关心我们的工作。我们和他处得非常融洽。

 

　　应该说，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这项任务下达的程序和领导关系无法理顺。广播学院的领导不是受命于上级机关，而是在学校没有招生任务的情况下默许我承担这项国家任务的。而商务印书馆同我仅是合作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对于这种局面，我每月都做好工作进度表报给系里负责人，请他们监督，以使我的工作在系里合法化。

 

　　1982年8月，宋强民正式调到国际广播电台工作，解决了调回北京的难题，我为他高兴。他离开之前，我们把做好的卡片装进卡片箱收在柜子里，共36箱，粗算约10万张，完成了整个词典规划的70％。卡片是按发排的要求做的，宋强民小时候抄写过戏文，养成一笔一划写字的习惯，卡片做得工工整整，一丝不苟，我请孙敦汉同志看是否符合发排的要求，他点了头。商务印书馆的指导使我们心里有底，编写工作一直在规范有序地进行，少走了许多弯路，为词典的后续工作奠定了基础。

 

1982—2008年：工作调动，卡片遭劫，编写中断

 

　　剩我一个人后，国际台曾托人带信欢迎我去。对他们的好意我表示感谢，但词典还要编下去，我不能去。我一个人依然坚持往下编写。

 

　　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系领导也换了。外语系要开办国际新闻专业，要我外出调研，了解社会需要和生源情况，并根据学校现有条件写出开办国际新闻专业的可行性论证报告，预计需要一个学期时间。我提出词典编写还在进行当中，不能半途而废。系主任不软不硬地说，你已经专门编写三年多时间了，现在系里要开新专业，请你出来帮系里做点工作，也是对外语系建设的一份贡献，把词典先放一放吧。身处外语系，这是硬任务，是大局，我理不直气不壮，只好接受。完成这项工作后，我仍坚持编写词典。使我心烦的是他们不允许我撤出系里工作。由于时间得不到保证，逼得我把一些编写工作拿回家里干。

 

　　后来，系主任向我打招呼，可能把我提到系一级工作，要我做好思想准备，我没有动心。转眼到了1984年，广播学院进行系处级领导班子调整。系主任通知我，院里安排我到干训部当副主任。我对干训部根本不了解，他说，干训部跟广播电视部关系更密切些，叫我去组织全国广播电视系统的函授教育。这与我的专业毫不相干，我说，我是专业干部，要搞专业，词典已完成一多半，不能放弃。再说，我去干训部的话，外语不是全丢了吗。他说，院里考虑过，办函授教育是当务之急，安排你到干训部干两年，把函授办起来再回外语系当系主任。院里已经决定，任职材料都报部里了，没有商量余地，准备上任吧。我很不情愿，但无力抗争。我手头的词典编写工作就此搁浅，词典成了我后来时时挂怀的心病。

 

　　在这期间，孙敦汉同志曾打过一次电话，问我手里是不是有一本《普什图语俄语词典》，那是他从资料室借出来的。我告诉他我手头只有一本《俄华大辞典》和一本《现代汉语词典》是商务印书馆提供的。这可能是那个阶段，我们的最后一次通话。事隔30多年，在我重校所编《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时，翻看蓝本，发现了由俄语翻译分别夹在几十本翻译稿中拆散的《普什图语俄语词典》页片。这使我恍然大悟，那不是《普什图语俄语词典》吗！一种愧疚感油然而生，使我久久不能平静。真对不起孙敦汉同志，不知他当年多为难呢。后来因为工作调动，我与商务印书馆渐渐失去了联系。

 

　　函授确实关系到广播电视系统的全局部署，我不敢大意，只能集中精力投身到新的工作。有一天，我办事经过外语系，发现一些办公室在粉刷，我走到我原来的办公室，房间腾空了，已粉刷一遍，卡片柜呢？立在办公室对面的水房里，卡片撒了满地，我惊呆了。在我离开外语系时，因为当时干训部办公室紧张，没有地方摆卡片柜，我把文件柜改的卡片柜仔细检查过，卡片箱摆得整整齐齐，上下两层对开的门都加了明锁，暂时留在外语系。没想到，上下两层间放空白卡片的两个抽屉被工人们拉开，他们伸手到下层从里边掏出卡片铺在水泥地上睡午觉，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很多卡片从窗户扔到外头，前一天下过雨，很多卡片都在楼下草地的泥里，泡得字迹都模糊了。见此情景，我一下蒙了。有三个工人在里边，我不知该怎么办，打也不是，骂也不是，都没有用了，大声对他们说：“这是谁干的！你们这是犯罪！我们辛辛苦苦干了几年才做这点卡片，随便就给毁了。你们刷的墙我给刮了，行吗？无知，无知！” 几个人偷偷地溜走了。我怎么办？往回拣吧。我打开卡片柜的锁，拿出几个空卡片箱，顾不上顺序，从地上收起来，装在箱里。由于数量太多，我只能先堆在一起，搬了几箱回家，并叫家里人来帮我一块往回搬，把落在泥水里的卡片也尽量地捞出来。卡片遭了一劫！

 

　　函授办起来了，各项工作都能正常运转了，领导许诺的“两年后回外语系当系主任”却没有兑现。1987年下半年，我建议安排干训部专业人员每周两个半天搞专业，也为自己争得一点时间，名正言顺地在家编词典。

 

　　我在干训部整整工作了五年，亲眼看到第一批入学的618名新闻编采专业学员毕业。他们当中，不乏广播系统内外像赵忠祥、吴珊、王志等已经成名和即将成名的人物。他们实践经验丰富，知识面广泛，通过三年的学习，加强了基础，把已掌握的知识系统化、理论化，解决了学历问题，在后来的工作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可是，我本人却很少有成就感。五年间，我非但不能全力编写词典，外语也在荒废，精神备受煎熬。这时，外交部借调我去驻巴基斯坦使馆工作，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勉强接受了，以为能有益于编写词典。可是，外交业务十分繁忙，作为政治处的一等秘书，调研工作压力很大。好在能用上英语和普什图语，对恢复外语有点帮助。后来我转馆去了阿富汗，希望为词典搜集些资料。没想到，阿内战让我这个办公室主任把精力主要用到维护馆舍和人员安全上了，直到全部人员撤回。在阿富汗除找到一本《英语普什图语词典》外，没有更多收获。

 

　　直到2000年，广播学院恢复非通用语种招生，我和张敏教了8年普什图语，培养了两班本科生。为编写出版教材，我学会了电脑，用上了普什图语软件，这才真正为继续编写词典做了实实在在的准备。

 

2008—2012年：全心投入，电脑编排

 

　　送走最后一班毕业生，从2008年下半年起，我完全沉下心来，把精力投入到《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中。这时我已经72岁，更加珍惜工作的宝贵时光，为了避开外界的影响，我干脆躲到儿子在厦门的家里去编。

 

　　一本有一定规模的词典开本大，页面宽，为了不浪费页面，必须分栏。但普什图语是从右向左书写， Windows没有从右向左书写的分栏功能，为这事我儿子花了很多脑筋，反复试验，得出结论“不可行”。我只好使用windows自身的分栏功能。左右行文不同，两种语言容易相互影响。我试着把英文字母注音和中文的释义等先打出来，给普什图语留出空，最后再输入普什图文。涉及到移行的问题，上一行，从右向左读一半，到下一行得到左边找普什图语继续从右向左读。排了一段，看着有点别扭，坚持把整页排满，看着才有点顺眼，阅读有了规律。电脑录入很慢，特别是注音。最初的注音设计要在拉丁元音字母上加撇、加横，还有几个国际音标符号，用区位码输入，太影响速度。我不得不参考国际音标和韦氏音标重新制定了一套注音方案，在不同的普什图语单词上试着用，直到行得通；重音改在辅音前标注，这样，注音可以直接用英文键盘输入了。

 

　　电脑应用到这个程度，结束词典编写的纸质阶段，进入全面用电脑录入、编写阶段的条件已经成熟。 我拉上张敏，在几位年轻人的配合下，分头往电脑里录入卡片，同时，直接用电脑编完词典的剩余部分。在2012年初我已经把分头录入电脑的40个字母全部集中到我这里，并陆续按格式编排起来了。

 

2012—2014年：与商务再续前缘，词典出版

 

　　出版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我与商务印书馆“失联”多年，每次路过那里，心里都会出现一阵隐痛。词典没有编完，我不好意思跟人家联系，多年来，我一直暗下决心，把词典编完再找他们。但时过境迁，中国已变成市场经济社会，出版界商业气氛很浓。很多人都替我担心人家还会不会给出。可我始终认为，列入国家出版规划的项目不会不算数，国家行为不是儿戏。

 

　　我想跟原来认识的人联系，但他们都老了，于是我查到商务印书馆老干部处的电话，打听第一编辑室主任朱谱萱及孙敦汉的联系办法。对方回答：朱老先生已经100多岁，我们一般都不打扰他。孙敦汉已退休在家，他们得先征求本人的意见，看他愿不愿意跟我联系。我把自己的电话告诉了对方。过了没多长时间，我的电话响了，是孙敦汉同志打过来的。多年不见，他很客气。我简单把词典完成的情况向他做了介绍，问他出版有什么问题没有，他说，他已退休多年，情况也不太了解，人都不认识了。还说，在第一次全国辞书出版规划会议之后，又开过类似的会，而且非通用语词典的出版分工可能做过调整，他说，普什图语词典如果没有划给别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会接的。他建议我直接跟商务联系。我感谢他的指引，并且说，以后有什么消息我会告诉他。没想到，在词典付印时，从商务得知孙敦汉同志因脑中风引起言语障碍，无法跟他联系了，我感到很悲伤。

 

　　我去商务印书馆之前，打印了一封给商务印书馆总编室的信。信主要包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简介、《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编写的简单历程、《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两位主编简历、《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体例说明，以及普什图语简介，并附录了编好的十来页稿样和我的联系办法。

 

　　2012年4月10日，我乘公交车来到商务印书馆。接待我的是当时的外语编辑室主任张文英。她高高的个儿，不胖不瘦，留着很适合她脸型的短发，看上去挺年轻。我说明来意之后，边自我介绍边从小挎包里取出写给商务印书馆总编室的信，摆在她的面前。张文英说话不紧不慢，很讲礼貌。她边看我写的信，边听我介绍这本词典的由来，她看得仔细，听得认真，不时问上一句。她的和蔼使我感到交流很轻松。我在介绍过程中提到朱谱萱，她说这位老前辈已经100多岁，说到跟我保持几年联系的孙敦汉，她说认识，没有深谈过。谈话中，我还想起曾经跟我们有过接触的一位年轻人杨德炎。张文英声音低沉地说：“杨总去世了。”我不知道杨德炎当过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而且已经过世，出乎意外，我说：“他还年轻呢，60来岁吧。”她说：“前年去世时65岁。”真是世事无常啊！

 

　　我们谈得很融洽，说得也比较透。她看了信后附的样稿，说：“看来，词典编完了。我个人意见，先接下来。但是，立项要由馆务会议决定，下个月就有馆务会，我上报，有什么消息我告诉您。”我很感谢，告诉她我要去厦门，厦门电话、北京电话和我的e-mail邮箱都附在信后了。我表示，我们还要把初稿从头到尾仔细看一遍。

 

　　告别张文英，在走廊里，后边有人喊“车老师”，我回头一看是一位个子高高的年轻小伙子，不认识，我想也许是广播学院的毕业生吧。他走近我，说：“您就是编写《普什图语教程》的车洪才老师吧？”我说：“是我。”他说：“我在自学普什图语，教科书已经学了半册，但是没有音像资料，心里没底。”我听了很惊讶，还有这么热心普什图语的人！我问他：“你是学什么的？”他说：“德语”，我说：“我们现在没有学生，前几年录过音，我回去找找。我现在比较忙，以后咱们联系，你怎么称呼？”他说：“就叫我小赵吧。”回家以后，我翻了书柜找出原来上课时张敏录的部分课文。年底我回北京后，才把录音带交给张文英，她说：“赵飞回家结婚去了，我一定转交，先替他谢谢。”后来赵飞发过一个e-mail给我，表示感谢。这是我见到的新一代商务人。

 

　　跟张文英的谈话不算最后敲定，但是，我重新走入了商务印书馆的大门，续上了前缘。之后，我回了厦门，每天阅读词典初稿，可是过了一个多月，还没听到商务印书馆的消息，就给张文英打了个电话，问馆务会开过没有。她抱歉地说：“哎呀，车老师，真对不起，最近事比较多，我忘告诉您了。馆务会开过了，您那本词典选题通过了，您放心编吧，编好以后我们给您出。”接着她还兴奋地告诉我，“我们查了馆里的档案，还真有国务院文件，《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确实列入了出版规划。”

 

　　12月29日，我收到张文英的e-mail称：“我馆申报十二五规划项目，准备把您这部辞书报上去，请您提供以下信息。1.您和其他编者的姓名、学术简介、主要作品；2.这部辞书的目录。明天我必须在网上申报，请您尽快回复我，可以吗？”我立即按要求回复了。后来，这部已经列入《一九七五至一九八五年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的词典，再次成功地列入 《2013—2025年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

 

　　2013年4月，张文英在答复我试排样张的要求时，顺便告诉我，她不再当外语室主任了，但是这本词典她会继续做，叫我放心。并介绍说，新主任名叫崔燕，“一个很能干的女同志”，还把崔燕的电话和e-mail告诉了我。

 

　　我回京后，继续阅读词典的初稿，同时根据手头资料，制作了附录：世界主要国家（地区）及首都名称；阿富汗阳历与公历月份对照；普什图语量词；度量衡；阿富汗军队编制、军职、军衔；普什图语亲属称谓；常用不规则变化动词；传统普什图人名字等八个表格。 接下来我和张敏用了半年时间往词典里增补新词新义9000多条。其中，新词不多，新义主要是新的用法和实用的例句。 一切都准备就绪，我把词典的目录、凡例、普什图语字母与拉丁音标对照表、正文、附录、内封，以及普什图语软件和请人制作的10以后阴文数码符号等，做成电子文档拷入U盘，并把U盘里所有资料都刻成了光碟。

 

　　2013年6月7日，我叫上张敏带了U盘和光碟如约到商务印书馆交稿。张文英当场把U盘的内容拷入了她的电脑，收下光碟，给我写了个收条。我们还商量了出版合同的内容。这次，我介绍张敏跟她认识了。交接工作完成，后边就要听商务印书馆的安排了。

 

　　商务印书馆动作很快，8月份开始做我们的书稿了。

 

两位主编与商务印书馆编辑团队打磨书稿

 

　　8月20日，我和张敏去商务印书馆正式签署了合同，宋强民的署名是他夫人委托我签的。10月24日商务印书馆负责出版的副总经理王齐签字生效。合同规定了双方的责任与义务。商务承诺在2014年12月30日前出书。

 

　　2014年4月我在厦门时，张文英发来e-mail告诉我，他们的编辑工作基本完成，很快就要发排，希望我早点回京，需要确认他们的处理意见。接着张敏也电话告诉我说商务已安排好三次校对的时间表，叫我快点回来。我立即返京。

 

　　商务印书馆对这本词典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由周洪波总编辑直接领导的项目小组。回京后，我马上去商务印书馆参加了碰头会。项目小组阵容强大，由外语编辑室主任崔燕（博士），张文英（编审），年轻编辑孙驰和排版部负责人于立滨组成。那天，于殿利总经理专门到场跟我们见面，表明商务印书馆不以营利为目的，出于对语言和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担当，一定做好这本词典，使我们感到鼓舞。

 

　　这次我见到了崔燕。她很年轻，中等个儿，身材适中，圆脸，戴眼镜，头发向后梳个卷，很利落。她说话爽朗，明快，给我的印象是她思维敏捷、积极、果断。这次见面，大家明确了一些排版中的问题。我回京之前，他们已排了一部分校样，张敏校对过，给我带回家看，我逐渐熟悉这些校样，开始进入角色。《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排版校对也正式拉开帷幕。

 

　　我们是边排版边校对。校对工作是流水作业。校样出来之后，项目组先看，然后给张敏，张敏校过之后给我。他们都知道我当时受记者采访干扰，所以他们看得很仔细，特别是普什图语部分，张敏很辛苦。我相当于复校，然后在电脑里做成勘误表。我把勘误表叫作替换表，表里有页码、编号，标出错误和用以替换的词，提供给排版人员用粘贴的办法改正普什图语错误。在校对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近几年各种普什图语出版物中反映出普什图语文字在规范化。为了迎上这一发展趋势，在校对时，我们毅然按照近年形成的书写规范，调整了原来的拼写形式，这大大增加了校对时改稿的工作量。为加快速度和改稿准确，我们提供若干出现频率较高的替换词和字母，供排版人员用电脑查找替换的功能改正，并到排版公司盯改几次，效果很好。校对历时长，一环扣一环，谁也不愿在自己手里窝工。

 

　　项目组的四位责任编辑都非常敬业，校对、改稿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她们挑出和改正了很多中文和排版格式的错误。于立滨从中文角度对几处例句提出问题竟能帮助我们发现了普什图语原文的毛病，太专业了，令我们佩服。责任编辑们对词典的质量起到了全面把关的作用。

 

　　我们年纪大，住的又分散，见面和取送校样都很麻烦。责任编辑当中孙驰最年轻，这位文静的小姑娘很能干，除校对稿件外，送往迎来，跑前跑后，很多联络工作都靠她。张敏的校样全部由她乘公交车取送，往返不下20多趟，任劳任怨。我的校样每次都由崔燕开自家车送到我家，我校后，她再取走。基本都是利用上班前和下班后。我感到过意不去，她说：“顺路，稍拐一下就行了。”哪儿那么简单哪，她是室主任，不止这一项工作，会也多，还经常出差。有两次出差赶飞机之前，她“打的”来取稿子。还有两次她因为送稿子把接孩子都耽误了。她来我家恐怕也有20多个来回。我每次去商务，也都是她用自己的车接送。她们没有义务这样做，但她们坚持这样做了。这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商务人以工作为重的优良作风，也充分体现了她们对作者的尊重和爱护。我感觉我们不止是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好像之间还透着一层更亲密的关系。在交往中，我们的确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2015年2月9日，《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出版座谈会在商务印书馆举行

两位主编与商务印书馆编辑团队合影

 

　　我有幸结识商务印书馆并共同打造完成了《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感到无上的光荣。在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周年之际，我衷心地祝愿商务印书馆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俱进，“服务教育、引领学术、担当文化、激动潮流”，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015年1月20日，车洪才教授接受阿富汗总统加尼授勋，并向总统赠送《普什图语汉语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