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独立的宣传载体和传播网络，不仅需要资本和人才，而且需要环境和时间。创建之初的中共势单力薄，单靠自己的力量宣传“主义”和进行广泛而有效的革命动员，显然力有未逮。因此，必须借助那些已在思想舆论界广有市场和声势的书局、报刊及其传播网络

 

　　■1920年上海工人达56.3万余人，其中工厂工人有18.14万多人。在上海各产业的工人中，商务印书馆的职工不仅人数可观，而且多为技术工人，文化素质较高，是“一支有觉悟、有文化、有组织纪律性、有战斗力的产业工人大军”。这正是中共要寻找、动员和依靠的力量

 

　　■中共的创建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包括宣传系统、组织系统、联络系统乃至军事武装的复杂建立过程。这不是单个因素所能决定的，而是多种因素齐聚和化合的结果。商务印书馆与创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上述关系，就体现出这个过程，反映了这种必然

 

　　作者小传

 

　　周武 1989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任伯克利加州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近代上海史创新型学科首席专家、《上海学》集刊主编，兼任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上海民俗文化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上海城市史和中国学研究。出版　《中国遗书精选》《上海通史·晚清社会》《张元济：书卷人生》《圣约翰大学史》《二战中的上海》等著作，另有《梁启超社会思想研究》《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革命文化的兴起与都市文化的衍变》《论上海城市转型》《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等论文百余篇。

 

　　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设于上海，是清末崛起的颇具影响力的现代出版机构，不仅拥有全国一流的编译阵容、一流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而且拥有庞大健全的发行网络。鼎盛时期，在海内外大中型城市设立40余家分馆和支馆，销售网点1000余处，公司职工近5000人。创馆以来，商务印书馆谨守“在商言商”的民间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与现实政治绝缘，更不意味着它在现实政治中毫无作为。

 

　　我今天就是以商务印书馆与中共创建之关系为具体案例，探讨创建初期中共如何借助上海的优势来壮大自身实力，进而揭示“后五四时代”文化、商业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重镇

 

　　创建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武装，可以倚仗和能够倚仗的只有宣传。虽然近代政党无不视宣传为利器，但中共显然更擅长此道，也更寄望于宣传的威力，所谓“一纸文字，胜于十万毛瑟枪”。这与中共创党领袖和早期党员的职业、身份有关。

 

　　1920年8月，中共发起组在上海新青年社成立后，先后参加党组织的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邵力子、沈雁冰、袁振英、林伯渠、沈泽民、李启汉、李中、施存统、周佛海等人几乎全都具有报刊编辑经历和编辑记者身份。不是主编，就是编辑、记者或特邀撰稿人。换句话说，他们是清一色的“媒体人”。

 

　　早期中共党员这种职业和身份的共同性，构成中共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正因为如此，中共发起组成立伊始，即自觉致力于构建独立的宣传载体和传播网络。1920年8月《劳动界》周刊创刊，同时成立新青年社，具体负责党刊及相关书报的编辑、印刷和发行事务；　同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期起）改为上海共产党的机关刊物；11月，秘密创办《共产党》月刊，并出资设立新印刷厂。中共一大后，又立即创办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所有这些努力，无不体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

 

　　然而，构建独立的宣传载体和传播网络，不仅需要资本和人才，而且需要环境和时间。创建之初的中共势单力薄，单靠自己的力量宣传“主义”和进行广泛而有效的革命动员，显然力有未逮。因此，必须借助那些已在思想舆论界广有市场和声势的书局、报刊及其传播网络。李达就曾指出：“宣传主义最好莫如利用资本阶级的报纸。资本阶级的报纸销路很广，许多都市和僻地的工人和农民，大概都看这类报纸……共产党若能利用这类报纸作宣传，效力必大。”

 

　　实际上，中共正式成立之前，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媒体人就已经在利用上海的报刊、书局宣传马克思主义。例如，《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时事新报》、《改造》等，都是当时宣传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商务印书馆、泰东图书局、群益书社、上海伊文思图书公司、中华书局等书局，都曾出版过不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这些书局中，商务印书馆不但规模大、资本雄厚、人才集中、印刷技术齐全，而且发行网络最健全。到1918年，商务印书馆已在全国多地设立分支馆，其中香港分馆和新加坡分馆负责海外发行。另在北京设京华印书局，能够单独印刷、出版书刊。分支馆之外，还设有近千个销售网点，不仅遍布中国乃至东亚，美国旧金山、纽约也有它的销售网点。

 

　　商务印书馆强大的文化生产能力、组织能力、发行能力和辐射能力，正是创建时期中共看重和需要借助的力量。据统计，1919年至1922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20种。这些书籍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如《价值价格及利润》；二是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其中不乏经典，如陈溥贤翻译的《马克斯经济学说》，就被誉为“马克思学说最简明且准确的读本”；　三是介绍新俄国的著作，如瞿秋白的《新俄国游记》。除了这些书籍外，商务印书馆的期刊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都刊载过数量不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虽然跟同期该馆出版总量相比，这些书籍和文章所占比例不算太大，而且出版这些书籍也并不代表它对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偏向，但说商务印书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重镇仍不为过。

 

　　中共在上海发展的最早一批党员，跟商务印书馆也有着深浅不同的交集。譬如，李汉俊就经常为沈雁冰（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写稿，而沈雁冰即是李达、李汉俊介绍入党的。陈独秀的第一本书《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就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的。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回到上海，商务即邀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后来他被捕入狱，商务印书馆也毫不避讳给他寄《东方杂志》，还经常刊登他的稿子。陈独秀去世后，他的很多朋友筹编《陈独秀丛著》，最重要的推手是商务印书馆。

 

　　中共开展活动的“重要据点”

 

　　商务印书馆对中共创建的贡献并不仅限于此。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为中共在上海立足并开展早期活动提供了一个“重要据点”和可以依傍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后，最初一直以城市为主要活动场域，走的是以城市武装起义方式来夺取政权的道路。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的摇篮，拥有全国最庞大的产业工人大军。据统计，1920年上海工人达56.3万余人，其中工厂工人有18.14万多人。在上海各产业的工人中，商务印书馆的职工不仅人数可观——1922年，上海总馆职工达3000余人，1925年增至4000人，而且多为技术工人，文化素质较高，是“一支有觉悟、有文化、有组织纪律性、有战斗力的产业工人大军”。这正是中共要寻找、动员和依靠的力量。所以，中共一成立就把商务印书馆列为优先发动、组织和领导城市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

 

　　考虑到商务印书馆职工中印刷工人占绝对多数，且江苏、浙江籍工人占90%以上，中共决定派徐梅坤前来开展“建党工作”。徐梅坤曾在杭州做过排字工人，到上海后负责组织上海印刷工人的工会，同时担任浙江旅沪工人同乡会理事长。他拿着陈独秀的亲笔信跟沈雁冰取得联系后，就与沈雁冰一道开始在商务印书馆印刷工人中发展党、团员，筹建工会。

 

　　以此为起点，中共在商务印书馆内部的组织系统迅速建立。1921年冬，沈雁冰和徐梅坤首先介绍印刷所影印部技工糜文溶入党，介绍柳溥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上半年，编译所字典编辑部编辑董亦湘入党。同年7月，编译所《学生杂志》编辑杨贤江入党。1923年上半年，董亦湘介绍印刷所外栈房女工黄玉衡入党。1924年，发行所职员恽雨棠入党，编译所职员糜文浩入党。1925年5月，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建立中共商务印书馆支部，董亦湘任支部书记。1925年上半年，董亦湘和恽雨棠介绍发行所职员廖陈云（陈云）入党。

 

　　1925年10月，董亦湘、恽雨棠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支部书记由沈雁冰接任。1926年4月，沈雁冰辞去商务印书馆职务离沪，徐辉袒、冯稚芳（冯定）接任支部书记。根据各方面资料及老同志回忆，1921年到1927年，商务印书馆内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近200名。陈云后来在谈起自己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时，曾颇感自豪地说：商务党、团、工会组织阵容之强，党、团员人数之多，在上海各产业中居于首位。

 

　　正因为如此，商务印书馆党支部在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和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第一任委员长是陈望道，1923年4月陈望道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辞职后，由徐梅坤接任委员长。根据中央部署，同年7月8日，召开上海党员全体大会，将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改组为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5位执行委员，商务印书馆就占了两席，徐梅坤和沈雁冰入选。新执委会职权扩大，除上海市外，兼管江苏、浙江两省的组织发展。

 

　　其实不止沈雁冰，商务印书馆的其他党员团员，如杨贤江、陈云、胡愈之，还有叶圣陶、郑振铎等，也都开始“搞政治”，踏上了追求进步的革命之路。在他们的发动、组织和领导下，原本平静的商务印书馆内部“工潮”澎湃，从五卅运动到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商务印书馆职工不但是参与者，而且是中坚力量。因此，商务印书馆被视为“革命大本营”。

 

　　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点

 

　　宣传和组织之外，商务印书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还是中共中央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上海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地，一大、二大和四大的召开地，而且从1921年至1933年间除了几次较短时间因故迁离外，一直是党中央机关的驻在地，是创建时期中共领导、组织、发动全国红色革命实践的主阵地。有人认为，这是当年上海“一市三制”特殊的政治格局使然。其实并不尽然。上海特殊的政治格局固然为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及活动，提供了一个可以腾挪的制度缝隙和缓冲地带，但当年中共在上海的行动始终处于租界当局的严密监视之下，处境极其险恶，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安全、便利和自由。

 

　　1920年8月，中共发起组成立时就被工部局警务处密探盯上。1921年10月4日，刚从广州回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在自己的寓所，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及自己夫人高君曼一起被捕，并被关入法租界巡捕房监狱。后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多方营救，才得以脱险。可以说，当年在上海的党的各级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无时无刻不处在危险之中。基于安全上的考虑，当时党的各级机关都以商店、住家、写字间等形式出现，且驻机关人员的公开身份必须与周围环境相适应。一旦被觉察，必须立即从一个秘密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秘密地点。

 

　　中共正式建党以后，各省的党组织次第建立，党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的信件、人员来往日渐频繁。因此，如何确保这种来往的安全，在党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建立一个既隐蔽又可靠的联络点，就成为必须立即解决的要务和急务。考虑到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当《小说月报》主编的合法身份和联系广泛的有利条件，党中央决定让他担任直属中央的秘密联络员，负责处理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的函件和人员往来。各地党组织给中央的函件均寄给他，外封面写上海宝山路45号商务编译所沈雁冰收，内封则另写“钟英”，有的也写成“转陈仲甫先生台启”。沈则每日汇总后送中央处理。外地有人来找中央，一般也先去找他，由他报告中央，再作后续安排。

 

　　这个秘密联络点，一直维持到沈雁冰1926年4月被迫离开商务印书馆为止。有关这个联络点更详细的运作情形，现在已很难稽考。但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1922年7月，沈雁冰因发文点名批判“礼拜六派”，遭到他们的忌恨，要新任编译所所长王云五对他施加压力。沈雁冰本想就此提出辞职。陈独秀知道此事后，力劝他继续留下来，说若他离开商务印书馆，中央就得另找联络员。这间接说明了商务秘密联络点的不可或缺。

 

　　新知识新思潮新文化“码头”

 

　　有关上海与中共建党的关系，已有许多论述，有的从阶级基础阐释中共在上海诞生的必然性，有的则着重从上海特殊政治格局和城市管理体制来论证必然性，更有甚者还论证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召开的必然性。

 

　　其实，中共的创建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包括宣传系统、组织系统、联络系统乃至军事武装的复杂建立过程。这不是单个因素所能决定的，而是多种因素齐聚和化合的结果。商务印书馆与创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上述关系，就体现出这个过程，反映了这种必然。

 

　　作为新知识、新思潮、新文化的“码头”，上海早在清末民初就集中了全国最多、最重要的书局和报刊，并建立了覆盖全国乃至整个东亚的知识传播网络和连接世界各地的通讯网络。那时，上海几乎稍具实力的报馆、书局，都建有自己的网络。由此，上海成为当时中国的信息集散之地和新学枢纽之所。同时，上海又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摇篮，产业规模最大，工业门类最齐全，是产业工人的集聚之地。

 

　　上海还有着“一市三制”的特殊政治格局，是中国最多元化的一个都市。这种多元性不仅体现在市政管理和城市社会控制上，而且体现在社会构造、城市生活和文化形态上。正是这种多元的城市格局，为中共在上海的孕育、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存空间。而且，上海贫富差距悬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边缘社会阶层，理论上为“贫者”代言的中国共产党在这里也容易找到同盟者。这些因素，都不是同时期中国其他城市所兼具的。正因为如此，上海才成为中共的创建之地和早期活动的首要场域。

 

　　梁启超说：“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一个人之个性”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少数个人的思想散播为社会思想，地方上的私谊网络发展为全国性组织，都有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中共在上海的创建历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如前所述，在中共创建过程中，商务印书馆曾提供了宣传、组织、联络等多方面支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又何尝不是中共“运动”的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