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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年代，我们心目中的林纾，一个，是翻译小说家，第二，是新文化的对立面，这个研究到八十年代没有共识，只不过评价标准不断变化，对他翻译的小说评价高和低，对一个挑战新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怎么判断，这个变化会有一些起落。但九十年代以后对林纾出现了变化，第一，关注他的古文写作，第二，关注他的长篇小说的写作，那些长篇小说写作的价值以及水平。

　　最近几年出现几个有趣的现象，其一，关注作为教育家的林纾，这里包含他和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的语文读本，包含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修身讲义，也包含他在北京大学的教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教书的过程，当然，还包含了福建工程学院和他的关系。另外，就是书画。我们以前理解的就像之前说的，那是一个“造币机”，是一个工作之余用来换取生活资料的工作，而且他写字、写文章时候是用心经营不能打扰，画画的时候就可以一边聊天一边画，反正国画到了一定时候可以程式化地画，一遍又一遍的。所以对他的绘画我们以前是看不起，觉得这不过是一个文人为了挣钱做的一点事情。但上一回他们出版《林纾书画集》，我才逐渐理解到林纾的画，而且我问了书画界的，他们认为——“入流”。假如这个判断真的是书画界的共识的话，那确实提醒我们关注一个问题，晚清一代和我们之间巨大的差异，比如说一个翻译小说的、写古文的、写小说的、当老师的，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同时又是一个著名的书法家，我们今天找不到这样一个人。唯一一个可以比拟的、有点接近的是饶宗颐，饶宗颐也算是传统的文人和学者之间的多样性，到那个地方大概就为止了。

　　回过头来看一下一百年来的中国教育，这一类的所谓教授们，逐渐成为某一个专业的研究者，而其他的即使想写字，我也不敢给别人看，看了人家会嘲笑，说：“你还想卖字吗？”会有这一类所谓的质疑，某种意义上，专业化导致了我们今天这样的状态。回过头来想象一百年前的林纾以及那一代人的风华以及他们的学养，是极让我们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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