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这么多年的发展，我确实体会到林纾不仅是文化人，刚才有学者讲到近代教育发展这个角度，我也一直有这个想法。昨天我看了胜璋那篇文章，忽然想到，甲午战争前后，中国东南沿海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可以说是文学教材，用儿歌或者用通俗歌诀的方式普及新文化。讲什么呢？有几句我能记得住：“国仇国仇在何方？英德法俄偕东洋。”给孩子教导这个内容。我们遥想一下，1894年是什么年代，中国多么多么黑暗，有一个人在东南沿海那个地方写出这样的文字，用歌诀的形式传播的完全是新鲜的科学的知识，林纾难道不是一个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吗？很鲜活的一个人！有人研究中国教育发展史的话，这应该就是教材。果然就是教材，我从北师大图书馆找到一本南洋印出来的《训蒙歌诀》，证明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作了贡献的，他是很关心教育改革的。

 

　　我感觉林纾在近代文化史、近代社会史方面也是有价值的。我现在还想到他的《讽谕新乐府》。最近习近平主席讲了，对外国的政治制度不能照搬照抄，引进来以后会水土不服。其实《讽谕新乐府》恰恰是我们照搬外国的政治制度而水土不服得非常鲜活的教材。在民国初年，是谁用文学的形式把当时的政治乱象表现出来？是谁用小说的形式把辛亥革命、把袁世凯称帝这些事情都表现出来？不就是林纾吗。林纾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值得我们重视吗？不值得我们挖掘吗？所以我感到，如果我们把研究近代史的人牵扯进来，把研究近代文化史的人也牵扯进来，那么我们对林纾的认识就会达到一个新的高潮了。林纾在当代的文化价值就不仅仅是一个翻译家，也不仅仅是个古文家，他是一个多方面对当代有价值的人。

 

　　另外，在林纾研究过程中，我们有一些思想框框是需要突破的。

 

　　一个框框是上午提到的非白即黑或者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现在很多人意识到了这一思想方式的局限，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曾是非常严重的禁锢。我刚开始搞林纾研究的时候，学界当时受四人帮“政治决定一切”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非常愿意给人划派，先在政治上给你分派，如果把你分在进步这一派里面那就好说，如果把你分在非进步这一派里面那就完全没有价值了，对人的认识非常简单。

 

　　我刚开始研究林纾的时候，林纾是维新派还是洋务派,学界都说不清，有的老先生说林纾不够维新派，他就是个洋务派。但是我纳闷，连维新派都不够，还是个洋务派？他也没做过洋务啊。他在思想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在文学上是“学尊程朱，文崇韩欧”，这样一说他还是悖时的那一派。你说他是维新派,又冒出来个革命派，到“五四”时候他又是复古派。而我们的观念中，旧派就是坏的,新派就是好的，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决定我们研究一个人往往是带有片面性的。

 

　　我当时也很难突破的，我发表第一篇比较像样的研究林纾的论文是1983年在《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题目是《林纾对“五四”新文学的贡献》，我文章中第一句话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反面作家林纾，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铁案是永远翻不了的”，我得说这么一句政治上保险的话。当时我还不敢突破这个派别，我只想做这么一个工作，就是林纾是旧派，但是他不是全旧的。我记得文章结尾还有这样一句话，大概是说，林纾固然立场是守旧的，他反对白话文是不对的，但是文言文能否定吗？我是这样说的。林纾的视角确实是守旧的，但是孔孟就能推翻吗？我只能这样给林纾叫叫屈。在这样一个框框里，我们的认识不可能深入下去，但是这几年，我觉得这个思想已经被很多人破除或扭转了。

 

　　另一个需要突破的，我把它叫“双重标准”，是和非白即黑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大家评价新派和旧派所用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你是新派，那么你即使是错的，也可以原谅，甚至还可以说是对的；你是旧派，那么你即使是对的，也是不对的，错的就更加错了。我后来出版第三本林纾研究著作，提出了“晚年林纾研究”，为什么要出版这样一本书呢？因为我觉得林纾在“五四”时期到底是新派还是旧派，这个问题必须明确下来：他就是旧派。但是旧派是不是全错了？他的价值在哪里？所以我想仔细分析分析，谈谈晚年林纾的政治思想。

 

　　我认为“五四”时期的林纾主要是站在中华文化角度形成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他最忧虑的就是西学的大量涌入，造成传统文化的丧失，因为这是他接受不了的，所以就形成了对立。刚才说到大家评价新派和旧派所用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林纾骂了人了那肯定是十恶不赦、气急败坏的，至于新派骂人了，那就是义愤填膺、是斥责，这个评价是“双重标准”。应该把新旧两派都放在平等的位置，孰是孰非尽量地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