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们说文人，首先会说，你是准备入《文苑传》，还是准备入《武林传》，你得先想好。现在的问题也是这个问题。我们在谈林纾的时候会偏向于谈他的文学，而艺术、教育等相对来说会比较弱，但是一百年后我们反过来看，一个人不仅有文学修养还有艺术修养，就变成加持的分数了。所以这个论述就看你是在美术史谈、在文化史谈，还是在整个20世纪的思想史来谈，是不一样的。

 

　　杜鹏飞所说的那个问题，关于文化保守主义，1910年代，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候，新文化人是极少数。今天我们想象中，文化保守主义是一个抵抗中的角色，所以应该是一支比较小的力量，其实 不是的。在1917、1919年前后这段时间，北大的新文化人是被围攻的，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它变成主流了。所以，我们想象主流 陈独秀等人如何偏激、如何批判等等，这是论战中各自所采取的策略。反而在1910年代，林纾是主流，新文化人是后起来挑战的，只不过它挑战成功了以后，在历史叙述中我们就会更多谈到它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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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水轮流转，以前说“文化保守主义”是一个贬义词，今天“文化保守主义”变成一个褒义词，很多人会标榜自己的保守的立场，从今天上午的论述也看得出来。其实文化需要革新、文化需要保守，取决于你在哪个时段。在一个风云变幻、社会发生激烈变化的时代，需要革新、需要革命、需要批判，在一个文化建设的太平时代则需要保守，所以这个时代大家提倡保守。

 

　　问题是怎么保守、什么样的保守、以及保守什么，是值得我们反省的。林纾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是没有问题的，基本立场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立场，关键问题是自林纾去世以后，到今天为止这90年间，我们怎么样看待林纾的保守立场。其实可以这么说，新文化人以及后来的现代文学史、以及现代文化史，对林纾的保守是持批评态度的，虽然有些变化，但基本上是这个立场。

 

　　但是还有一些人对林纾是认可的，今天我专门挑了三个人，一个是钱基博，一个是钱穆，一个是钱锺书，“‘三钱’说林纾”，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无锡人，东南学术和闽派学术之间是有关系的，我最早想到“三钱”这个题目，是因为最近我读钱穆的《中国文学史》，里面说到了林纾。以前我读过钱基博的、钱锺书的，把三个人放在一起来谈论他们的基本立场与林纾的同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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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三个人，钱基博、钱穆、钱锺书，三个人的立场是不一样的。钱基博基本上是文学史家的立场，告诉你林纾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跟人家争辩，他为什么失败了，失败以后他的意义何在，这是历史学家的立场。第二个立场是钱穆的立场，其实钱穆对西洋小说是没有多少了解的，谈林纾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对抗新文化，林纾对抗新文化让钱穆特别开心，钱穆的立场跟林纾很接近，某种意义上钱穆的立场比林纾走得更远。林纾说西洋小说好，那是因为它跟中国小说有接近的地方；钱穆说西洋小说不如中国小说，他整个论述的就是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精神的好处。所以，如果就保守这一点来说，钱穆比林纾走得更远。回到钱锺书，钱锺书有一句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换句话说，中国人、外国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都有它好的地方，我们需要吸引人类文化的精粹，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当钱锺书说林纾的时候，某种意义上是把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放在一个平等的、对等的位置来看待。

 

　　回过头来看一下走过来的这一百年的历史，我们曾经有过对林纾的激烈的批判，我们有过对林纾的清醒的思考，同时也有过对林纾的“平反”以及表彰。今天，或许我们可以回到对文化保守主义理解、同情，同时有所省察的地步。我说理解、同情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些年对文化保守主义是如何看待的，不只是林纾，林纾只是晚清众多文化保守主义者中的一个；我们知道批判新文化的有很多人、对抗新文化的也有很多人，对这批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论述的时候，除了理解、同情，还有一点省察的意思，意思是我们理解文化保守主义时，其实路径并不一样；同样持之的立场，其实各自的纷争也不一样，还有对他们的缺憾要持清醒的立场。如果不这样的话，就像早上说的翻过来、翻过去，那样是不好的。要理解林纾的长项，也理解林纾当年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为什么要坚持“古文万无灭亡之理”，以及为什么要直接跟新文化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