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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年征文专栏|张稷:曹乃木先生访谈录
2016-10-17作者:张稷新闻来源:商务印书馆浏览人次:460

 

《新华字典》1971年修订重排本

 

  ● 在通州搞师范教育

 

  张 稷:商务的馆史,从翰伯先生恢复馆史研究室以后,一直到陈原、林尔蔚、杨德炎和王涛总经理、于殿利总经理都相继做了一些工作。现在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继续挖掘、整理和研究1949 年以前的历史;另外,1949 年之后的资料,较之前要少,需要抓紧挖掘整理,值得留存的,也要想办法留存下来。很感谢您能接受口述采访。

  曹老,您是商务的老编辑,又是唯一被周总理接见过的《新华字典》组的编辑。您是什么时候来商务工作的?

 

  曹乃木:你知道吗我不是老商务。我原是清华大学经济系学生。1948 年时候我大四还没毕业。毕业论文原是计划翻译美国一本有关经济学小册子,刚把序文翻译完党有任务交给我。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就从学校出来了。当时已经快解放了,党组织让我到冀东军区长城部去。冀东军区长城部主要负责掌管该地区和附近敌占区知识分子,包括民主党派及一般群众的政治活动情况、工商业发展情况以及物价、税收等,并配合军事发展对该地区解放前后全面治理情况进行了解。我到了冀东给了我任务后就让我回来。我走到天津,天津正好被围,我就只能等天津解放了。我在自己租住的房子里挖了个洞,怕万一打起来炸弹不定会炸到哪儿,危险很大!天津解放后1949年初吧,我又找到冀东方面,他们告诉说我原来所属的“冀东军区长城部”已经到了通县。于是我找过去才又见到了我们的领导。当时冀东军区长城部的领导人是董昕同志,他在北平解放后担任了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也担任过吉林省委的领导。其属下侯方岩同志在通州城区解放后任通州市长。找到他们后,让我在通县呆着,负责组织个通州小学教师的学习班。于是我就把逃难走出去的老师们都召集回来开了一个月的学习会,主要内容是学习解放区的政策。1949 年3 月2 日,侯方岩命我和李一农以军管会名义接管了一个学校,就是“通县简易师范学校”。当时该校由北京市教育局管理,那时市教育局在中南海内的市属机关办公,他们发我们经费。我们学校只招收高小毕业生,学生住校三年,毕业时相当于初中水平,毕业后分配到小学任年级教师。毕业生水平一般较该地男师、女师差一些。后来我当了那个学校的校长,学校开始招生开学,我就留了下来。

  通州后来成为北京市的一个县,对了,北京那会儿还叫北平呢。通州城内称“通州市”,属北平市领导,城外通县则由河北省领导。1949 年7 月4日,要召开第一次“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会议地点在中山公园中山堂。领导让我参加,我还被北平中小学教职员联合会列为执委会成员。会上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周恩来总理也去了,正好坐得离我不是很远,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总理,还请周总理签了一个名。

  1950 年8 月25 日,河北省通县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发给我通县师范学校校长的委任状。这样,通县初级师范学校改由通县专署领导。之后又把我从学校调到专区去了,昌平、密云、平谷、三河,等等,这些县都在通县专区里。后来河北省的各专区都成立了一个“中等学校总校部”,我被调去做负责人。由专署教育科从全区中等学校中调来四位教师做视导员,负责到专署所属中等学校做视导工作。实际成为专署教育科的附属机构。我曾两次到中学、师范听教师讲课,并视察学校其他情况。不久,我又被调往河北省委党校学习,一年后毕业。

  1958 年,通县专区里党的机构叫“中共通县地委”——通县地方委员会,我被安排做地委文教部长佟陆德同志的助手。很快,通县专区划归北京市,通县地委也被并入北京市委,我被调到北京市委教育部。因为我是原地区来的,所以还是分管各县的中等学校。当时的部长是廖沫沙,我就在他的领导下。从1958 年调到市委,没过一两年,大概是1960 年,就开始批判彭德怀。我那时因身体不好有胃病,曾在同仁医院住院,出院后赶上批判彭德怀运动,受到一些批评,但我理解我这唯一“外来户”的处境。虽然被搞了一下子,但也没降我的级,就让我到崇文区的师范学校当校长去了。而佟陆德同志却在被批判过程中自杀。

 

  ● 与编字典结缘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到崇文师范当校长,学校的全称是“北京市崇文师范学校”,当时北京城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都有一所以区名为校名的师范学校。我去了之后,因为学校本身底子比较好,摊子还是不错的,做了两年,成绩较突出。后来北京市把各区的师范统一排号,崇文师范排了个第一名,更加有名了,就改称北京市第一师范学校。后来我去了周总理亲自领导的《新华字典》修订小组,崇文师范改组变成了北京市联合大学。“文革”时我被打成“走资派”,没了自由,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才解放。从牛棚里出来,回到学校,时值周总理有个讲话,说到人家外国人来赠给咱们《大百科全书》,咱们连本像样的书都不能回赠给人家,要求先把字典搞一搞。那时我在第一师范,属崇文区党委,区委派我去做这个事情。

  我被打成“走资派”,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让学生学查字典。我是天津市立师范学校毕业的,很了解语文水平、特别是查字典对师范生的重要性,因而着重强调这两方面的学习。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是要当教师的,我认为,不会查字典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师范学校的学生,必须会用字典,而且要经常查。如果学生不认得字来问你,你不见得都认识啊!所以查字典要过关,要快一点,比别人强一些。所以,我做校长时,就强调这个。特别是对汉语专业,我要求,学生的查字典都要过关,要查得快,查得好!我在学校掀起了类似于“运动”似的学习查字典的热潮。结果,“文化大革命”一来,就有学生提出来,说这个校长让我们查字典,是“只会拉车,不会看路”!意思是只顾低头拉车了,不注意看政治方向,就是“重业务,轻政治”嘛!认为我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这个,我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直到后来遇上总理要修订字典,责成各个区里推荐人去做这项工作,区委就说:“得了,让他去吧,他过去就是强调查字典的!”就这样,我到了《新华字典》修订小组。开始的时候修订工作是在北京大学,基本快好了,又转移到北京师范大学,做到最后准备出版的阶段,我们这一摊子又都挪到商务印书馆来了。因为这本书原本就是商务出的嘛,要排版校对什么的,人都过来更方便。后来清华大学根据有关政策,还补发给我了毕业证书。

 

  ● “二曹”一起主持《新华词典》的编纂

 

  张 稷:您之后一直在商务工作吗?

 

  曹乃木:是呵。到商务之后,就专门搞咬文嚼字的事了。我呢,还是很有兴趣的。我小的时候,上过私塾,背了些古文,从“孟子见梁惠王”一直往后背,稍有点古代汉语的基础。“文革”结束后,教育局又想调我到别处去工作。当时,北京市高等学校出现了一批大龄的大学生,教育部的一位负责同志(是个军人)想让我去管理那部分学生。我就对市里领导说,饶了我吧,“文革”这几年做行政工作做得够呛,我愿意在商务,继续做“咬文嚼字”的编辑工作,这符合我自己的兴趣。商务印书馆的领导也希望我留下。教育局也没再强迫我,我就自己把个人档案从市委调到教育局去了,又由教育局调到了出版署。这样,我就算是商务的人了,一直到退休。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简历,也是一言难尽的……

 

  张 稷:《新华字典》看似一本小书,但也是1949 年之后的第一部重点辞书了,但是在建国后老百姓的文化普及、文化学习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辞书编纂史上也很有地位。《新华字典》修订小组的情况,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曹乃木:原来的修订小组组长曹先擢先生是北大中文系的。我们这个《新华字典》修订小组后来就直接转成《新华词典》编纂组了,这两部辞书是连着做的。《词典》是北京市教育局领头组织编的。当时由教育局的一个副局长领导我们这个组,还沿用原来修订《新华字典》的摊子。可能后来又抽了商务的人,像周玲,我记得就是后去的,修订《新华字典》的时候还没有她。还有李达仁这样的年轻同志,也是后去的,他后来做了商务印书馆汉语室副主任。记得当时教育局局长韩作黎建议我们,《新华字典》修订完了,咱们这个摊子别散,因为大家都是搞字典、词典编纂的,有了这个基础了,咱们再搞个词典,就起名叫“新华词典”。这是他的建议。当然《新华字典》组的人也都赞同,这个事儿还是一桩好事儿,参加的人都比较重视词典编纂工作。《新华字典》修订结束后,搞《新华词典》的人留在商务印书馆继续编词典。这样,我们就来到了商务。也有人调回原单位,但是曹先擢没有动的。当时我们年纪都不太大,我比他还大一点,我们那个词典组,就把我叫成“大老曹”,叫他“二老曹”。原来我不是组长,到了词典组以后,我又负点责任,就提我做了修订小组的副组长。之前曹先擢先生是组长,没有副组长的。

  字典组修订完成之后,由我做了总结。我积累了一些材料,大家说要总结总结,我就把我的意见写出来给大家,说大家看看是不是这个情况,连成绩带我们的缺点都写了。你不知道,在修订过程中,我们有过不少过火的地方!比如说有这样一个例子:咱们字典里面收了汉字“就”,这个字在老百姓口语中常常用来当“搭着”讲,比如“炒鸡蛋就馒头”“就饭”“就着吃”。那时候,词条编了要大家看,要纠正里面不合适的地方,有人说这样的例句,有资产阶级性质,“就馒头”“就饭”不够朴素,应改“就窝头”。这件事儿后来常被当成笑话说。这样改当然是不对的,过“左”了嘛!自然后来也就没再改。这也说明日常生活的事情,不能样样上纲上线,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的概念来套。我为这个事情写了篇文章,发表在新华书店办的一个刊物上。后来有报纸采访我们,也举过这个例子。

 

  ● 周恩来总理接见

 

  张 稷:关于《新华字典》我们都知道周恩来总理很关心,曾经接见过编纂小组的专家。您给我们说说当时的情况好吗?

 

  曹乃木:字典组被周恩来总理召见过两次。第一次是在1971 年4 月12 日凌晨1 时至5 时,是曹先擢先生去的。第二次召见,是在1971 年6 月24 日下午4 时至晚9 时的全国出版会议上,这次组里让我去了,当时我是副组长。因为总结是我写的,我在出版会议上介绍了《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情况,代表字典修订小组做了报告。后来又去见总理。

  那时候,词典编纂工作受极“左”思潮影响比较大。那次会见,印象最深的就是,总理说:“你们《新华字典》的书名题字,是集的鲁迅的字。”总理又说:“不要拿着名人的字乱改乱动,这个字不是专门给《新华字典》写的,不要随便拿来凑成一个书名,不太严肃,等于作假了,最好不要再用。”——总理批评了这个事。记得接见之前,总理周围的工作人员就提醒说,总理身体很弱,事情也多,一些小事情就不要提出头儿来增加他的负担,他还得回忆还得想,让我们少发言少说话;又说总理这么忙,谈出太具体的问题来不太好。所以我们听了总理的话也都没再说什么,没有讨论。那次谈到很晚,吃完了晚饭,总理又招待我们吃夜宵,吃完又聊,一直到过了午夜一两点钟。大家就更不敢多说话了,他真的很累!

 

  ● 给吕叔湘先生校错正讹

 

  张 稷:您到了商务以后,就一直在汉语编辑室吗?主要做什么工作?

 

  曹乃木:我一直在汉语编辑室没有离开过,《新华字典》《新华词典》编完了以后,就是些汉语的学术书。我编的最后一本书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当时的语言所所长吕叔湘先生的论文集(《汉语语法论文集》)。编辑室的主任是郭良夫——现在已故去了。吕叔湘的这本书,辑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而成的。写作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比较困难,书少,编辑也难,所以既使是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问题也不少。例如书里面引用了《孟子》,编辑得拿《孟子》的书来参校呵,但当时找本《孟子》这样的书都是很费劲的。看稿的时候我发现吕先生引的《孟子》问题比较多。我判断他这部书稿,因为直接以报刊杂志上的文章集合成,又发表在特殊时期,所以错儿不会少。我写了比较具体的编辑意见,给郭良夫主任看过,吕叔湘先生因而也对我有较深的印象。另一次,我接到吕叔湘先生的一封信,说他一个同事写信指出他某篇文章的错误,他看了认为的确是错了,让我在《论文集》里改过来。我看完信,找出那部分书稿一看,吕先生没错呵!我回信,告诉他那处他并没有错。这样他也看出来了,回信说“得亏你提醒”。一来二去,给他解了一些问题。他对我这个编辑也另眼相待一些。我和吕先生来往的信笺后来交给馆里了。

  编辑跟行政工作不一样,行政工作是对人的,这是对书。对就是对,错就给改过来,不错别给人改坏了。

 

  张 稷:您在商务这么多年了,谈谈对她的感受好吗?

 

  曹乃木:商务是老的出版社,有百余年的一个历程。从张元济开始,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作用还是不小的。商务曾经有一套“大学丛书”,旧时高校几乎都用这个本子,后来逐渐就没有了,怪可惜的。我认为将来商务还可以在这方面发展,可以和高校打通,搞一套新的“大学丛书”。这是很有必要的,这样的书做好了,就代表一个国家的整体学术文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