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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史︱张稷:新学制的发端与老课本钩沉
2017-03-01作者:张稷新闻来源:北京晚报浏览人次:140

商务出版的《最新教科书》和《教授法》

 

《商务印书馆民国老课本经典诵读》丛书

 

 

新学制的发端
 

  清朝末年,在新式学堂没有兴办以前,我国的儿童教科书,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蒙学读物,如《三字经》《千字文》之类;一种是为应付科举的儒家经典和史鉴文辞的图书,如四书五经之类。而当时的社会,已处在一个千年不遇之大变局:洋务运动兴起,革新改良盛行;西学大举东渐,各种思潮端倪初露。中国社会,日趋开明与进步。这样一个大变革浪潮之下,旧式的蒙学与科举,完全不能应付时需,教育的革新,成为朝野共识。

  新式或西式教科书在中国的起步,可上溯到西方教会组织在华兴办的各式教会学校。最早的如上海漕宝路的读经班、宁波的女校以及上海的圣依纳爵公学、约翰书院、益智书会等等,至1900年,这样特色各异、层次各一的教会学校,已经有2000余所。这些教会学校的读本,“宗教教育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儒家经典,再其次是西学”。(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最重要的,不但课本要非常科学,而且要利用每一个机会引导读者注意上帝、罪恶、拯救的伟大事实”(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这些读本虽然对国人学习西方教育制度有一定的借鉴,但是,西方宗教文化通过这些读本长驱直入,自然引起了本土知识精英的警惕。“勿沿用洋人课本……速自译编”(张元济)。“专制之毒痡于学界,递积递演,则国民之萌蘖者愈受摧残,一也。外人利我教育权者,将阴施其狡狯,益深我奴隶之资格,二也。……”(蔡元培)他们意识到,编撰出版新式教科书,是反对专制、保族保种,进而改造中国文化与建设新型民族人格,推进民族进步的大事。主张革新变法、参与洋务运动的一代精英,成为第一批鼓吹和着手编辑本土教科书的人。

  在商务印书馆系统推出自己的教科书之前,亦有几套洋务派所办学校的自编教科书流行,如江南制造局钟天纬所办上海三等公学的《字义教科书》,盛宣怀所办南洋公学外院(即公学附小)《南洋公学课本》,吴稚辉所办无锡三等公学《蒙学读本全书》等。但是教科书从形式到内容都比较完善的,当首推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的贡献
 

 

  众所周知,商务印书馆的成立,缘于几个在西人印刷厂工作的年轻人,难以容忍洋人对华人的轻视怠慢,愤而另起炉灶,集资3750元于上海江西路德昌里创办。创始人之一夏瑞芳独具眼光,接洽印刷业务遇见一个张菊生(名元济,浙江海盐人),就请他入商务主持编译事业。张入主商务不久,就开始着手编印小学课本。适逢此时,清政府推行教育新制。1902年、1904年,清政府先后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因当年为旧历壬寅年和癸卯年,故称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确立了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专门教育、高等教育等相对完整的结构,学科相对完备,与之前的学制也作了变更,在操作的层面具有一定指导性。不久,先于学制颁行就已动手编制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在张元济、高梦旦等的擘划之下出版了。首印4000册,数日售罄。之后, “其他书局之儿童读本,即渐渐不复流行。”“凡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此书之体裁,故在彼一时期,能完成教科书之使命者,舍《最新》外,故罔有能当之无愧者也。”(蒋维乔)

  《最新国文教科书》,是《最新教科书》里第一部也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一部,具有开辟草莱的意义。张元济凭自己的声望人脉,召集了周围有志于“开发中国之急务”——出版业的理想主义者:蔡元培、高梦旦、蒋维乔、庄俞等。他们怀着保国救种的急迫感,借鉴日本的教科书体例,来编辑自己的小学教科书。主事者张元济、高梦旦凡事功必求尽善尽美,使得这套教科书,从一开始,在立意和手笔上,就有别于其他教科书。

  一套教科书,最重要的是它的“根本计划”,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体例了。张元济、高梦旦采用的是圆桌会议的合议制来确定这些“根本计划”,据蒋惟乔回忆,《最新国文教科书》确定了以下至关重要的体例:

  形式方面,第一、教科书根据年级,采用之字,限定笔画,由少渐多。并规定,“第一册,采用之字,笔画亦少,五课之前,限定六画,十课之前,限定九画,以后渐加至十五画为止。”第二、选定教科书采用之字,限于通常日用者,不取生僻字。第三、限制每一课的生字。规定:“五课以前,每课不得超过十字。”第四、生字在后课必要复习。规定:“第一册共计六十课,前课之生字,必于以后各课中,再见两次以上,俾使复习。”第五、全书各册均规定字数。“每一册每课从八字;第二册每课从四十字至六十字;三册以下,不为严格限制”。

  内容方面则规定,选用各科事项,以优美的文字表述,同时根据内容,配有与文字融和的精美图画。同时规定各科内容的比例,如各册六十课中,理科、历史各占十五课;地理九课;修身、实业各七课;家事、卫生、政治、杂事共七课。要求各种材料彼此交错、前后联络、以便儿童记忆。

  蔡元培评价当时的商务:“……厚集资本,特立编译所,……而尤所聚精会神以从事者,实惟小学教科书。……而同业之有于教科书者,度不能以粗粗之作与之竞,则相率而则效之,于是书肆之风气,为之一变,而教育界之受其影响者大矣。”这部教科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部成功的新式教科书,被公认为是近代教科书的发端。其中确立的许多教科书体例和方法,沿用至今。

  正如蔡元培所言,教科书的编撰,一直是商务印书馆的头等大事。癸卯学制公布后,国内编印中小学教科书的机构相继拥现,除了从前的数十家,又增加了不少大小机构。稍有影响的如官方的学部图书局和民间的文明书局、中国图书公司、彪蒙书局等。然而,他们当中,始终难有一家能与商务匹敌。张骞的中国图书公司,实力雄厚,本想与商务大干一场,结果却很快被商务收购了。

  这一时期,商务的教科书,占到市面的十之八九甚或更多。究其原因,首先应归结为一代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的加入,在“以扶助教育为已任”高远理念支持下,其品质的精当和立意的深远得以保障。在操作的层面,亦有其他出版机构难望项背的地方:

  一是资金上的保障。商务此时正与日本著名的教科书出版机构金港堂合资,双方注入了大量资金, 1905年达到10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资,比其他教科书编印机构的资本总和还要多,而这一点,对于即将迎来产业形态的教科书编印出版与发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其次是教科书体系的完备。 “最新教科书”是晚清唯一一套完整教科书。商务前后用了五年,先后编印出版了“初等小学国文”一至十册、“初等小学数学”一至十册、“初等小学修身”一至十册;又有“高等小学国文”一至四册、“高等小学”算术一至四册、“高等小学历史”一至四册等。其三,首创了编印辅助教科书——《教授法》随书刊行。这一点,在一百年前新制初行之时是至关重要的。当时的新教育,谁来办、如何办、课本哪里来、教师哪里来、学业如何教,都是大大的问号!四是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抱怀,将出版为实验田,参与教学实践,并不断修订教科书使之日趋完善。为此商务先办了师范讲习所,讲习所又有附小“尚公小学”;后来还兴办师范函授、《教育杂志》。这些举措,即是教育理想的探索,在举国茫然的草创时期,亦是新教育本身的事业链条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竞争与退出
 

 

  民国的建立,使得教科书的编印出版进入了新的时期。此时,经过商务印书馆8年奋斗,现代教育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各阶层的共识。与这种理念相关联的配套教学制度、教科书体系和师范培养制度,在8年的实践中也渐渐发展起来。中央政府和各省市,借助商务逐渐广布于全国的发行网络,得以顺利地兴办和推行这种新式的具有统一的办学理念和学制规范的教育制度。辛亥革命胜利后,第一任教育总长、直接参与过商务的《最新教科书》编撰的蔡元培,即任不久即颁行《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而这些标准,无一不是以商务业已推行的教科书体系和各方面的实践成就为蓝本——就连起草的大员——高梦旦、蒋维乔和陆费逵,无一不是商务员工。说这些标准由商务的编辑部拟就,亦不为夸张吧。

  中华书局自商务印书馆内部的崛起,是民国教科书事业的大事。坊间有许多的传说:一说陆费逵先生预见到辛亥革命的胜利,在商务内部偷偷编印共和教科书,待革命胜利,一举成立中华书局印行共和教科书而大发其财;又说中华新教科书印行之后商务一度受到重创。这两种说法,后由史家考订,并不符合史实。更有史家举证,商务在中华成立之后,营业额不但未减,反而有增。但中华的创办,打破了商务在教科书领域的垄断却确有其事,中华对商务的不断复制与超越,“移花接木,借风行船”,使得教科书的出版不断推陈出新,更新换代。但商务的主导与领先地位,并未因此受到根本性影响。其间中华书局也曾一度陷入困境,邀约商务商洽并购一事却被商务拒绝。张元济的观点,这种竞争的态势,于业界和商务并无大害反有其利的。

  与同业的竞争,并没有伤及商务在教科书领域的优势地位,即使在“一•二八”、全面抗战等连绵灾祸的困扰之下,商务仍将此领先地位保持至四十年代中后期。但时局的恶化,使得已近末路的国民政府强令教科书由政府所办的正中书局垄断,商务与中华这样卓有成就的出版社,沦为了承印教科书的次要地位,商务被迫离开教科书编印发行的中心,开始面临空前的困境。政治强力的介入,最终使得商务印书馆在乱世中走向式微。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次年12月,负责编辑出版中小学教材的专业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早年由商务印书馆培养的一批出版家、教育家,主持了人教社的创立和新政府的教科书编写。商务早期的编辑叶圣陶,此时以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身份,兼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这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文学家,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便在商务印书馆主持编写了多套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一批“商务人”直接或间接成为了后来的“人教人”。如从商务印书馆学徒成长起来的教材编写专家周建人,亦曾担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直接主持过人民教育出版社生物教科书的编写;朱文叔,人民教育出版社早期创始人之一、副总编辑,亦是由商务培养的语文教材专家等等;而人教社图书馆内的“镇社之宝”,数万册珍贵的清末民国教科书及其他参考文献,相当一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当时的新闻出版总署从商务印书馆统一调拨过来的。

  此时,商务印书馆——中国现代出版的发端之地,中国现代教育的摇篮和保姆,终于松开了自己的双手,将自己由柔弱的婴孩一手哺育成人的现代教育,完全交给了共和国政府,彻底地离开了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与此同时,商务,也开始与新政府努力地沟通和接触,企望在新中国的文化事业版图中,找到一席栖身之地。

(此文原载于2012年5月26日《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人文印记”栏目,原题为《中国现代教育的摇篮——商务印书馆》)

 

 

主要参考文献:

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汪家熔:《民族魂——教科书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