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先贤哲嗣、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  袁明

 

　　深刻的历史记忆，需要鲜活的个体生命来标记和诠释。

 

　　上个世纪的90年代，我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常常有机会与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聊天。当时他年过八十，已经退休，正筹划回国定居。他与我的聊天内容多以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为主。有一次他说：“我小时候就是读你的太公编的算术教科书， 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许多教科书。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受的启蒙”。此处提到的我的太公，是我母亲的祖父寿孝天先生。记得陈先生说此话时，正值黄昏时分，远处太平洋上的落日在水面洒满金光，真是夕阳无限。

 

　　陈先生提到的算术教科书，是指寿孝天与他的绍兴同乡好友杜亚泉编译的“高等小学最新笔算教授法”，于1905年出版。在20世纪初的上海，寿孝天与他的同事们在商务印书馆编印各类教科书之时，断不会料到，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受他们启蒙的中国学子，已经得到了世界级的成就。陈省身从伯克利大学荣休时，已是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所长。但这种“后人的荣光”，并非商务先贤们的终极追求。他们的献身源于对于当时世情的认识与自强不息的精神驱遣。他们的眼光不仅在一两代人的教育，而在通过现代教育达到现代中国理性的建立，最终使中国从贫弱变为富强。

 

　　商务先贤们大都出生于19世纪后30年左右。当时的世界大潮是欧洲列强凭借经济与近代科学技术力量，在广大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迅速扩张并争夺势力范围。商务先贤是既放眼看世界又埋头做实事的一批人。杜亚泉先生（1873—1933）在1902年出版的《普通新历史》（高等小学用）“总论”中呼吁：“举全国之力，振兴庶务，广求智慧，以光我古国之声名，驾五洲各国而上之。”“我国民之眼界，断不可仅注于内国数十朝之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为大家警醒振拔之标准。”他的这种见识与眼界乃至气度，绝非一般。杜先生出身于绍兴殷实之家，18岁进秀才，然甲午战败使他毅然放弃科举之路而转向新学，自数学入手，自修了物理、化学、矿物、植物、动物诸科，1904年被聘为商务理化部主任，在商务服务达28年之久。杜先生主持的商务出版物，除中小学自然科学教科书外，还有《动物学大辞典》、《植物学大辞典》、《中外度量衡币比较表》、《化学工艺宝鉴》、《高等植物分类学》、《下等植物分类学》、《盖氏对数表》、《动物学精义》。他视野开阔，兼任并主编《东方杂志》，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极富影响。70年代末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时，导师王铁崖先生曾建议我以《东方杂志》为主要案例，做一篇关于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对国际局势看法与分析的硕士论文。当时我的兴趣已在中美关系方面，《东方杂志》似乎很遥远。现在看来，真是失去了一个走近“杜家太公”（家中人对杜先生的称呼）的机会。

 

　　杜先生一生对社会贡献至伟，但他60岁时在贫病中去世，连棺木都是借的。杜先生在最后时日，仍用有限资金购买图书，准备编辑《小学自然科学辞书》，正如他在逝世前半年在给友人诗中所写：“鞠躬尽瘁寻常事，动植犹然而况人。”

 

　　一百多年前商务人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当下学习。在我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做好世界与中国这篇大文章。自晚清中国士人发出“三千年未有之巨变”警示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做这篇大文章，至今远未完成。为什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代表人士提出的问题，至今仍能引起人们不断的共鸣？这正说明中国与世界关系这个大格局调整的过程并未结束，中国人认识世界与心理调适的大历史过程并未结束。但是，当下的世情与一百多年前西方列强分割世界的情势已经大大不同。西方在大历史过程中搅动起来的全球化，已经让世界格局发生了大变化。这个大变化的影响，也已经进入到西方知识主流的心理层面。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生前提出“我们是谁？”是一个很具标志性的问题。对于时代的标志性问题，商务先贤们很敏感。杜亚泉在1899年创办《亚泉杂志》时亲笔作序时即指出：“政治与艺术之关系，自其内部言之，则政治之发达，全根于理想，而理想之实际，非艺术不能发现。自其外部观之，则艺术者固握政治的枢纽矣。航海之术兴，而内政外交之政一变；军械之术兴，而兵政一变；蒸汽电力之机兴，而工商之政一变；铅字石印之法兴，士风日辟，而学风亦不得不变。且政治学中之所谓进步，皆借艺术以成之。……且吾更有说焉：设使吾国之士，皆热心于政治之为，在下则疾声狂呼，赤手无所展布，终老而成一不生产之人物；在朝则冲突竞争，至不可终日，果如何？亦毋宁降格以求，潜心实际，熟习技能，各服高等之职业，独为不败之基础也。”此处的“艺术”在当时是“技术”的意思。商务先贤们基于这样的共识，埋头实务，共举出版事业，创立一代新风。他们在工作之余的一大乐趣便是畅谈争辩，今曰所谓“头脑风暴”。杜亚泉的儿子杜其在在回忆文章中说：“来我家看他的人，大多数是商务的同事，记得起来的有寿孝天、凌向之、骆师曾、章锡琛等诸先生及族叔杜就田。他与他们谈天总很投机，一谈就是半夜，谈的内容大多是自己的理想、对商务编译所工作的意见和对时局的评论。父亲谈起来总是兴致勃勃，嗓音很高，精神十足，有时发生争辩，总是他的声音盖过别人，与他那苍老的外表反差很大。”

 

　　所以说，“放眼看世界”，是商务精神的一个亮点。

 

　　另一个亮点是文化底气。我始终认为，商务先贤们在“放眼看世界”时，有一种值得后人尊敬的坦然。这种坦然使他们在行事处世上，都具备了一种“现代中国理性”。这种“现代中国理性”的张力很大、也能持续久远。

 

　　这种理性，是否与商务先贤们的旧学功底深厚，但是又对新知识充满追求，且下足苦功钻研，从而在内心达到一种“中西平衡”有关？旧学新知的这种平衡和完美结合，对于我们今天的知识界和青年学人说来，尤其有启迪和典范的意义。

 

　　1904年以后商务编译的骨干队伍，主要由一批绍兴籍人士组成。他们的年龄，一般相差在5—6岁。在绍兴乡间时，他们多受到严格的传统文化训练。以寿孝天出生的寿家台门为例，家中设“三味书屋”，是绍兴城中较为有名的一所私塾。鲁迅少年时被送到“三味书屋”启蒙并读书，前后长达6年，几乎就是现在的初高中教育。他的启蒙老师寿镜吾先生，是寿孝天的叔叔。关于这一段求学经历，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有生动记载。寿孝天幼年在三味书屋读书，到上海加入商务印书馆之前，他已经在三味书屋北侧小书房开办私塾，坐馆教书。三味书屋藏诗、书、礼、易诸子百家诸书，计有几十箱之多。三味书屋藏书分箱收藏。如“金字书箱”装有《景岳全书》、《伤寒集注》等医药类图书，“石字书箱”也装有医药类图书，“竹字书箱”装有《古诗源》，“土字书箱”装有《会稽名胜赋》、《桃花扇传奇》，“革字书箱”装有《文心雕龙》，“木字书箱”装有《越州纪略》、《乾坤正气集》、《王临川文集》、《越中文献辑存书》、《会稽郡故书杂录》等。这几十箱藏书，实际上是开馆教学的一个小图书馆。

 

　　时势比人强。西学的强劲推动，使这些中国旧学的饱学之士走上了追求新学之路，而且义无反顾。然而传统文化所打下的底色，或说学问的力量，使他们有一种掌握精神平衡的能力。这种精神平衡能力对他们看世界时的心态与尺度把握至关重要。更何况，在他们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这样的舞台上有更大作为前，他们已经在绍兴乡间得到一番中西文化，或新学旧学冲突的洗礼。

 

　　鲁迅曾写过一篇《琐记》，生动描绘过为什么他在1898年要离开故乡，去“走异路，逃异地”的心路历程。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的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那时为全城所笑骂的是一个开得不久的学校，叫做中西学堂，汉学之外，又教些洋文和算学。然而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了；熟读圣贤书的秀才们，还集了“四书”的句子，做一篇八股来嘲诮它。”鲁迅在此文中提到的“中西学堂”，全称“绍郡中西学堂”，是绍兴于1897年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蔡元培任学堂监督，即主事者，他聘请杜亚泉在中西学堂任数学及理科教员。他们在当时绍兴城内的舆论环境中，确实是众矢之的。不过，在中西学堂的小环境中，蔡元培、杜亚泉以及偏于革新的几位教员，在学生们的支持下，又处于上风位置。30多年后杜亚泉去世，蔡元培写“书杜亚泉先生遗事”一文，开篇便回忆中西学堂共事的往事，蔡先生写道：“学堂本有英法两种外国语，而是年又新增日文。先生与余等均不谙西文，则多阅日文书籍及杂志，间接的窥见世界新思潮，对于吾国传统的学说，不免有所怀疑。”中西学堂当时的规矩是中午及晚饭两餐师生同桌，学生6人教员1人，吃饭时也讨论问题。其中有旧学精深但思想保守的教员，提出反对意见也仍处孤立地位。久而久之，反对意见传入社会，蔡元培、杜亚泉等又处于少数，受到校董的警告，愤而辞职。后来蔡先生回忆道：“在全体学生视听之间，不为少数旧学精深之教员稍留余地，确为余等之过失，而余等竟未及注意也。”对中西学堂经历的反思，以及后来出洋考察的经历，使蔡元培更体察到在大时代里“兼容并包”的重要。这和他后来出任北大校长后的做法，是前后关联的。 在时代变迁，“新”与“旧”的各方力量都张力饱满的环境中，“兼容并包”是一种现代中国理性。

 

　　商务先贤们打下的精神底色，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他们用实实在在的工作告诉后代，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注： 本文中有关史料参考了许纪霖、田建业主编的“一溪集”和寿永明、裘士雄编著的“三味书屋与寿氏家族”，特此致谢。）

 

 

 

                               2017年8月9日

 于上海西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