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王申女士

　　章锡琛在担任《妇女杂志》主编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西方妇女思想。他固敏锐地觉知时代思潮的脉动，但意识到妇女问题的重要性和深入的研究乃至广为传布之间，毕竟存在着不短的距离。为应付商务印书馆高层“转型”的要求，被赶鸭子上架的章锡琛因而处在一十分被动的位置。“修改充数”、“临时抱佛脚”和“生吞活剥”，成为了1920至1921这两年间，该刊与编辑群体及其编译方针最真实的写照。而主编《妇女杂志》这段时期的经历之于章锡琛，则应该被视为一学习妇女思潮与想象“妇女”的过程。

　　从“学习”与“想象”的角度考察章锡琛入主《妇女杂志》前后两年间对该刊所展开的诸种“改革”行动，由是不仅具有出版史的意义，亦具有文化史的价值。章锡琛无心插柳却终在一段时间内引领妇女解放思潮的风骚，不应单纯看作是其个人努力的成果，而宜视为“专业人士”与“赞助人”（patronage）的合作。 研究《妇女杂志》1920至1921年转型的过程，分析商务印书馆内外权力结构对该刊的监察与操控，探讨译者如何在选材、翻译策略乃至理论阐述上回应赞助人的影响，对管窥其时新知识分子认识、学习并检讨西方妇女思潮如何适用于中国的过程，或者会是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