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著作翻译家、编辑出版家张仲实之子张复先生

 

　　我发言的题目是“茅盾西北之行的偶然性和重要性”。茅盾在1939年1月至1940年10月到达兰州、新疆，时间长达1年10个月，茅盾去西北有一连串的偶然性。

　　先从杜重远说起。杜重远曾经是张学良在东北时期的高级幕僚，1931年“九一八”之后到上海和张仲实成为好友。杜重远去新疆工作，一方面是盛世才在新疆搞独立王国鼓吹“联共、联苏”的六大政策激励拉拢他去；另一方面据胡愈之回忆，当时同在武汉的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排斥在西安事变中立了大功的杜重远，认为他是大资本家，而杜重远又不愿意在国民党高层云集的重庆工作，所以杜重远去新疆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无奈之举。

　　杜重远确定去新疆之后，到了重庆便极力动员时任生活书店总编辑的张仲实与他同去新疆工作，张仲实起初也不愿意去新疆工作，认为新疆是少数民族偏远地区、交通不便，邹韬奋则力主张仲实与杜重远同去新疆，邹韬奋的目的是希望杜与张在新疆建立生活书店的新的出版基地，他认为新疆离苏联近，便于进口纸张。张仲实征求了博古的意见后决定去新疆。

　　茅盾在回忆录中写到，1938年秋，杜重远在香港的一次集会上遇见他，并竭力动员他去新疆工作。茅盾听后很惊讶，表示他不想去新疆工作，一是他与杜重远只是在上海见过面，并没有来往，二是新疆自古以来是流放犯人之地，是文化沙漠，三是他对新疆、对西北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后来因为香港物价飞涨和方方面面的原因，他和廖承志商量后，决定去新疆工作。茅盾和张仲实两个人到新疆不久，发现盛世才是一个伪装革命的残忍军阀，于是千方百计脱离新疆，以后，他们两人在毛泽民等人帮助下侥幸脱险去了延安。之后，毛泽民、陈潭秋、杜重远相继被盛世才杀害，如果茅盾和张仲实两个人没有脱险及时离开新疆，后果可想而知。

　　茅盾脱险之后去延安也有一定的偶然性，茅盾到了兰州之后由于傅作义要去重庆，座位不够，他就留下来了。茅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仲实告诉我他想去延安，仲实劝我也去延安看看。当天夜里我和夫人商量，决定到了西安再定，如果交通方便就与仲实同去延安。”1940年5月底茅盾和张仲实到达延安，那个时候周扬、丁玲、何其芳、萧军、张庚等都去了，毛泽东与茅盾谈话说：“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这个句话说明茅盾在当时延安文化界的影响和地位。

　　从表面上看，茅盾的西北之行是有偶然性的，而且冒了极大的风险，但是偶然性里面有必然性。首先，去新疆是建设抗战大后方，新疆有茅盾的老战友毛泽民、陈潭秋，其次，当时中国的革命中心是在延安，那里有茅盾在大革命时期结交的许多老战友，茅盾在新疆和延安做了许多重要的文化建设工作。茅盾去西北的必然性，就是茅盾既是文学家也是革命家、出色的政治活动家，因为在那个动荡的救亡图存的时代，他很难成为纯粹的大文学家。正如前面几位老师所说的，茅盾是文学家介入中国政治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茅盾西北之行的意义就在于他去新疆特别是去延安，是中国现代名列前茅的文化巨人鲁迅、郭沫若、巴金几人中在抗战时期唯一去过大西北的人，在当时的新疆、延安乃至全国的文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在文学创作方面，茅盾在兰州、新疆写了大约30篇文章，在延安时期写了15篇文章，这些文章不仅有思想性、感染力，对当时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几省的风土人情也留下了可贵的历史文献式的记录。在政治上，茅盾的延安之行，使他本人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收获，对他以后的道路有不小的影响。例如，他在延安鲁艺讲课，此外，还参加很多文艺界以外的活动，如毛泽东、艾思奇等人发起的“延安新哲学讨论会”，每周一次，等等。最后，茅盾的延安之行，还使他和中共中央的一些主要负责人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联系，例如他和张闻天、博古、周恩来、陈云等都恢复了联系，特别是茅盾与毛泽东恢复了中断14年的联系，两人见面多次深谈，加深了相互了解，增添了相互之间的感情和信任，意义深远。他们两个人在延安多次深谈的意义对毛泽东和茅盾在建国之后的关系也都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