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先生

 

　　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商务印书馆、茅盾研究界的各位老师学习交流。

　　茅盾先生是1949年10月，也就是共和国开国的时候创办了《人民文学》杂志，杂志主编一直做到1953年6月，时间似乎不长，但是这本杂志其实一直受他的影响，尤其一直到50年代末期前后。他虽然不是主编，但是整个编者还是由他来延散的。

　　我对茅盾的印象有几个方面。

　　首先，刚才大家说到，他是综合型的文坛领导者，是100年来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他在商务印书馆也好，做《小说月报》主编也好，做《人民文学》主编也好，他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曾经给我们的文学史留下了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的贡献，尤其是框架性的、立规矩一样的贡献，茅盾是非常突出的。

　　我们知道，他是文学研究会最早的参与者之一，写人生的现实主义的风格成为现代文学史最强劲的一种声音。到了当代文学时期，《人民文学》创刊时他亲手写下创刊词。我们现在回头看，方方面面包括如何培养青年作家等等，给当代文学立了规矩。如果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给当代文学从政治、视野等方面立了规矩，但是当代文学具体如何发展的规矩，我觉得是茅盾先生立下的。我们不妨可以翻翻这个创刊词。

　　他的文学活动有三个方面大的贡献非常值得我们重新去认识。我做博士论文时曾经写过三篇比较长的文章：《中国式的成长小说的生成》《中国式的城市文学的生成》《中国式的乡村小说的生成》，我发现这三个命题都离不开茅盾，而且茅盾必须是最重要的作家。这几个大的方面似乎可以涵盖整个新文学，而在新文学里面贡献最巨的就是茅盾，我们从这个角度重新认识茅盾才知道他有多重要，还没有提到他关于编辑引领方面。下面来谈他的三个贡献。

　　第一个贡献，他使得中国式的成长小说得以完型。这个完型与商务印书馆有关，就是《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这三个维度似乎是中国式成长小说所有的维度，里面涉及到广阔的社会生活、学生运动，涉及青年男性和女性的成长，在中国式成长小说当中具有完型式想法的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也就茅盾一个。后来有了《青春之歌》等这一类作品出来，但是和茅盾的《蚀》三部曲相比，它的丰富性以及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张力这种关系还是茅盾厉害。

　　第二个贡献，他第一次在现代文学史上提出中国作家“农市经济？”的概念，比如他对彭家煌小说的评价，农市经济对写乡村小说的人的重要性。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以《子夜》为代表的经济分析和历史时代命题的提出，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方法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结合，在《子夜》里展现了他的本事。在乡村小说里面，由于他对农市经济，这两面非常重要。如今我们的很多乡土小说、乡村小说对农市经济没有了解，他们只是臆想当中农村里面会出现什么样的官民矛盾，但对农市经济的实际状况根本就是缺少了解，缺少实地的接气，但是茅盾在那个时候提倡现代作家必须做到这个，所以他带头创作了当时一类“丰收成灾”主题的小说，那一批作家包括丁玲等人跟着他写，他的《春蚕》等等都是这样出来的。这是他注重“农市经济”、城市经济分析，而不仅仅是政治分析。还是从过日子角度出发的，所以他是文学角度，不完全是政治角度，我们很多读法都是误读的，重新读他作品就知道，也包括《林家铺子》，都是这类作品。

　　第三个贡献，在时代命题中注重艺术逻辑和艺术发现。这也是茅盾不同于其他文坛领导者的地方。尤其在当代时期，1949年之后茅盾在这方面做了巨大的贡献，刚才孙郁说到他对《百合花》、对茹志鹃的评析。他有一篇文章最近比较火，《谈最近的短篇小说》手稿，被香港一个拍卖行拍了1200多万，就是给《人民文学》写的一篇文章，那张手稿“文革”时候流出去了，他的孙子沈韦宁都不知道。最近沈韦宁跟我联系，他们这个官司在打，想把这个原稿弄成文物。这个原稿确实有文物价值，这篇文章在“大跃进”的背景下，满天满地都是政治话语情况下，他“谈最近的几篇短篇小说”，包括茹志鹃的创作，包括王愿坚的创作，从艺术、节奏、速度、情感等等，有些用词让人流泪，比如他说茹志鹃的创作，“如闻静夜消失”。那个时候是多么喧哗的一个时代，但是他对这个话题的兴趣，我们看到，这个作家在巨大时代命题下非常关注艺术的发现、艺术的逻辑和享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只有大文人才能做到的境界。那是1958年第六期《人民文学》上发表的那篇文章《谈最近的短篇小说》，我们能够看到茅盾是多么了不起的编辑家、批评家和文坛领导者。如果没有茅盾这样的声音，当代文学的很多地方无从谈起，很难从艺术角度去整理。1957、1958年前后很多短篇小说出来，丰富了当时的文学，使我们回顾50年代文学的时候，除了巨大时代命题下的创作之外，还有很多细微的艺术的成果，非常确凿地留在了那里，这和茅盾先生的贡献有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