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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史︱吴永贵:东方图书馆——知识疗贫时代的文化坐标
2020-02-28作者:吴永贵浏览人次:497

编者按  武汉是当代中国出版史研究的重镇之一。在新冠疫情形势仍然严峻的当下,我们特刊发出版史专家、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吴永贵老师关于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的文章,并与读者分享吴教授从历史视角切入现实的深度思考。

 

  积贫积弱所带来的屈辱与苦难,是书写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条基本线索,与此相应,奋起与抗争,则构成与苦难叙事相携而行的另一条明朗主线,凸显着中华民族韧性、顽强与不屈的可贵品格。为了救亡图存,有人起来运作政治,旨在推翻颟顸低能的无信无良政府,重建真正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新政权,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与壮大,正是这样的初心与使命驱动的结果;有人投身实业和商业,希望通过发展实体经济,增强国家的硬实力,从而为应对各种可能突发而来的灾难培植基础性的根基;有人究心于科学、文化和教育,以为只有让广大民众脱愚脱昧,方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脱困,将脱贫攻坚建造现代性民族国家,看成是一个系统性的长期工程,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协同与配合。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著述、编译与出版活动为其提供面向公众传播的发布平台,以及知识、思想和观念上的智力支持。商务印书馆是我国近代出版业中举世公认的真正领跑者,它以民间的力量和商业的方式,始终将企业利益与对国家未来的思考融贯在一起,出版严谨、目标宏阔又脚踏实地。因而历史上商务印书馆之“大”,就绝不仅仅是实业成就的经济层面上,更表现在担当和使命的精神层面上。

  在当下湖北尤其是武汉疫情依然深重的时刻,商务印书馆官网策划了一个相关抗疫专题,邀请在湖北的出版史和商务馆史专家们写一些文字,激励当下人们战胜困难,希望通过历史事实向广大读者传递正能量,并以史为镜,鼓舞士气。这个专题策划寓含着对疫区人民的关切挂念之情,不仅仅是具备学术和现实上的价值而已。于情于理,我都无法推脱。可惜我元月十五日离开武汉回安徽乡下陪老母亲过年,而过去积攒的一些出版史料都放在家里的台式电脑里了。身在曹营心在汉,归城无计路漫漫,没有史料就无法完成撰述。几年前我做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注意到出版行业在几次大的国难时刻都有十分活跃的参与与捐赠,这不仅意味着诸如书业这样的社会力量的自我动员和组织,从来都是一个国家战胜时艰的重要支柱力量之一,同时也意味着灾难的降临可能还是一个民族国家强化凝聚力的契机,促发人们在命运共同体的框架里思考、追问和建构新的民族国家认同。商务印书馆作为书业的龙头企业,在相关的新闻报道中,从来都是其中的要角。尤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商务印书馆在《申报》上发布了一个告示,说是因为各处灾民亟待赈济,取消了它每年初春向例举行的社会联谊活动,将其三百元春酌之资移赈灾民。

  商务印书馆官网刊发我的这篇旧作,主题是讲商务印书馆对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尤其着意于商务印书馆创办规模宏大的东方图书馆并免费对社会开放,这正是以知识疗贫的公益举措,与灾难之际它的热心捐款赈助,本质上并无二致。而东方图书馆自身的被毁与艰难的复建过程,都跟国难息息相关,因而乐意重新把它发出来,并略为之记。

 

   吴永贵    

2020年2月27日  

 

 

东方图书馆——知识疗贫时代的文化坐标
 

  由私家藏书楼向私立图书馆转变,早期有徐树兰于1904年创办的古越藏书楼,继其之后,相继诞生了一批从私人藏书和企业藏书基础上演变而来的私立图书馆,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是我国旧时最大的民营出版企业,按说,出版业筹办图书馆自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来自家就是图书生产者,有近水楼台之便;二来出版者在编书过程中不时地需要各种书籍作参考,因而一般的出版社都备有自己的资料室或图书馆,以便利本社编辑人员随时随地查阅资料。

 

  一、东方图书馆的馆藏

  东方图书馆有两点常被后人提起,一是向社会开放的丰富馆藏,一是毁于日军纵火的不幸结局。馆藏丰富表明商务印书馆在图书收藏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向社会开放代表了商务印书馆服务于文化建设的开明方向;而筹措多日毁于一时的不幸结局令人愤慨惋惜之余,又平添几分对昔日文化业发展维艰的感叹。

  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前,也就是东方图书馆被毁前夕,其馆藏数量居同时期国内各图书馆之首,计463083册,而国立北平图书馆其时藏书也不过371752册(1)。两相对比不禁令人深思,在那个政局动荡的时代,政府无暇顾及公益文化事业,却由一个民营企业充当了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领头羊。也许正因如此,反而更能衬托出商务印书馆在保存文化上的努力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当初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筹划资料建设,一方面固然是提供给编译人员作参考之用,但也不全是如此,特别是对古籍的收购就带有明显的遗产抢救意图。

  1907年夏,号称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归安陆氏皕宋楼近两百种宋版珍籍被日本人高价购去,归入岩崎氏之静嘉堂文库。母邦文献流入异土,刺激各界爱国的有识之士,商务印书馆也不惜重资加大了古籍收购的力度,为阻止帝国主义文化掠夺尽了自己的一份力。1909年商务印书馆购得绍兴徐氏“熔经铸史斋”五十余橱藏书,遂建立自己的善本室——涵芬楼。其后归入涵芬楼的有吴县蒋氏“秦汉十印斋”、太仓顾氏“謏闻斋”、清宗室盛氏“意园”、丰顺丁氏“持静斋”、江阴缪氏“艺风堂”等名家旧藏。(2) 1916年以后,随着国学研究和新图书馆运动在国内的逐步展开,商务瞅准时机,大规模出版古籍以适应新的时代需求,这时,涵芬楼的珍本收藏便派上了大用场。这种因时代变化而展现的新的出版商机,也算是对张元济当初苦心经营涵芬楼的一个意外回报。说是意外,是因为当时商务印书馆四处征讨古籍时用心并不在此。

  东方图书馆藏书增长速度很快,1926年开馆前,藏书不过20余万册(3),至1932年初已超过46万册,几乎每年以5万多册的速度递增。若非毁于外敌之手,继续以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不出十年就会超过100万册。然而,时局的变化远非一个文化企业所能预见和控制得了的。幸好商务印书馆决策者眼看政局动荡,为防患于未然,将547种宋元精本移藏于租界内金城银行保险库,才免遭飞来横祸。这大概也是纸灰飞舞的当时,惟一能让老泪纵横的张元济稍微觉得宽心的地方。

 

商务印书馆1909年设涵芬楼,1926年扩展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

 

  与几十万册藏书同时化为灰烬的还有2641种地方志。地方志同古籍一样,构成了东方图书馆藏书的重要特色之一。东方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的种数仅次于国立北平图书馆的3844种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3641种(4),居全国第三。若分析那个时代特殊的历史背景,我们就能理解那个时候的商务印书馆,为什么如此着力于对地方志的收藏。我国近现代国势孱弱,外族入侵之事屡屡发生,特别是后来的日本,对我河山早有虎狼之心,很早就开始注意搜集那些记载各地方风土人情、地形物产的地方志文献,为其进一步侵略作先行的准备。在这种形势下,商务印书馆的地方志收藏便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商务印书馆能收集到2600多种地方志,亦见其用心之坚之苦。除了委请各地分馆代为收购外,还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四处征集。笔者曾见到这样一则广告刊登在1922年8月8日的《申报》上,兹录如下:

  敞公司附设图书馆收罗群籍内志书一类,业经购到一千五百余种,惟所缺尚多,兹特登报访求。凡有收罗各省府厅州县志书愿意割爱者,无论新旧但不重复均可收购。在本埠者请送至“棋盘街敞公司总发行所美术柜”阅看;如果合用,当面议值。在外埠者请将书名、卷数、册数、纂修人姓名、刊印年月及书价开单见示,即当通函商购。惟不合用者,恕不答复,合并声明。

  另外,备受读者重视的中外报刊,东方图书馆收藏也很齐全。例如,荷兰出版的《通报》,上海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所出的《会报》,德国出版的《大亚洲》等杂志都备有全份。此外,还有福州及上海出版的《教务杂志》,1832—1851年间香港出版久已绝版的《中国汇报》,以及《哲学评论》《爱丁堡评论》等无一缺期,而且都是相当难得的珍本。尤其是购得出版达百年之久的德国李碧氏《化学药学年鉴》初版全套,乃远东惟一孤本。中国出版的日报,如上海的《时报》《神州日报》《民国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以及20世纪初与《京报》并行的《谕折汇存》等,都全份收藏。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外交报》《新民丛报》《国闻周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也都收集齐全。(5)

  东方图书馆藏书来源,除继承了原来涵芬楼的绝大部分藏书外,主要有两方面的渠道。一是捐赠。凡是商务印书馆新出的图书,每种均捐赠三部给东方图书馆。(6) 以商务印书馆年出书量之大,则可以想见东方图书馆受益之多。二是购买。据称,东方图书馆每年用于购书的经费约有二三万元(7),就当时的书价水平来看,这绝不是一笔小数字,至少可以购买到两三万册一般的图书。与国内其他图书馆相比,两三万元的购书费也是一笔大数字。据浙江省立图书馆1936年调查,1935年年经费(不是购书费——作者注)2万元以上的省馆仅9所,1万元的11所,青海省馆1800元,西康省馆仅260元。(8)20年代中后期,商务印书馆经过近30年的苦心经营,经济实力已是相当雄厚。这是依附于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能获得稳定长足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二、东方图书馆的开放

  商务印书馆有了经济实力,便在出版之外的其他文化领域开疆拓土,如附设各种学校,增设博物部等,而特意斥巨资兴建馆舍,向社会开放其馆藏尤能体现出高超的出版境界——如果说出版业也有境界高低之分的话,相较于现在的某些出版社有了钱就大兴土木造房子不知高明了多少倍。从小处说,开放东方图书馆有利于提高商务印书馆的社会形象,博取良好的社会声誉,增加与同业的竞争力;就大处论,出版是大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出版业的发展有赖于其他子系统如教育、图书馆等行业的良性互动。商务印书馆开放东方图书馆,关心国家的图书馆建设则可看成是这种文化整体观的付诸实施,相信图书馆事业的进步迟早会反哺于出版业。事实也是如此,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历程来看,得益于图书馆的地方着实不少。(9)

  1921年2月,张元济退居监理后在董事会上建议,将公益基金专办一公共图书馆,经议决通过,此为东方图书馆之发轫。1922年1月,成立“公用图书馆委员会”,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为委员。(10)1923年1月,董事会决定拿出11万元建筑费,由魏清记承建公用图书馆大厦。(11)1924年5月,东方图书馆2600平方米的五层大楼正式落成。(12)1926年5月2日,东方图书馆正式开幕,并对外开放(13),聘请王云五为馆长。

  想当初,东方图书馆开放时,偌大的一个上海,“通商巨邑,天下行旅,皆出其途,黉舍林立,四方学者负而至者”的地方,竟没有一所公共图书馆(14),这很好地说明了商务印书馆开放馆藏所具有的填补空白及表率示范意义。据说,5月2日东方图书馆开幕那天,前来参观的人数达千余人以上,场面十分壮观。(15)从当时上海人视之为稀罕这一事实也能反映出,东方图书馆的开放对沪上读书人的意义。在后来一些文人学者的回忆文章中,有不少地方都提到他们治学成才与东方图书馆的关系。说东方图书馆是文人学者的摇篮,这话也许并不过分。著名作家茅盾,政治活动家胡愈之,文学史专家郭绍虞,复旦大学已故历史学教授、书法家王蘧常,科学史专家胡道静,经济学家于光远等都有专门文字述及其早年如何受惠于东方图书馆。(16)

  据《1897—1949上海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统计,1929年平均每月来馆读者2416人次,全年综计近3万人次;1930年平均每月来馆读者3066人次,全年综计3.6万多人次(17)。东方图书馆受到读者的欢迎,一方面固然因为,东方图书馆乃上海惟一一所可供大众公开借阅且馆藏又很丰富的图书馆,同时也与其定点守时的开馆时间、相对开架的阅读环境、严密有序的图书分编组织有很大关系。《东方图书馆阅览章程》第一条有明文规定(18),每日阅览时间为下午二时至五时,晚上六时半至九时半。选择下午和晚上时间开馆,可能考虑到便于本馆职工下班后利用图书馆。东方图书馆二楼为阅览室、阅报室,陈列普通参考书数千册,完全开架阅览。(19)章程中第六条对此也有明确规定。开架阅览体现了现代图书馆的读者服务意识,为后世图书馆界所大力倡导。因此,东方图书馆半个多世纪前实行的部分图书开架阅览措施便显得相当可贵。当然,毋庸讳言,东方图书馆规章制度中也有不合时宜的地方,如借阅收费制度,虽只有两个铜板,多少也限制了读者对馆藏资源的充分利用。

  有资料显示,东方图书馆开馆后的开放力度也是逐渐在加大。1929年春东方图书馆开始筹设流通部,1931年5月6日正式办公,读者由原来的只能在馆内阅览放宽到可以馆外借阅(20),从而得到了更大的方便。1928年3月19日,东方图书馆添设的儿童图书馆开放,每天下午三时至六时开放,以便放学的小学生阅览,这样,东方图书馆便由成人惠及到少年儿童。1932年1月,东方图书馆又成立研究部,专供学者在馆内作长期研究之用。这一利用馆藏资源直接服务于专家读者的举措在国内属于首创(21),即便到今日,我国图书馆界仍不见有第二个尝试者。也就是这一年这一月,商务印书馆这一良好愿望尚未来得及付诸行动就被蓄意纵火的敌军付之一炬。

 

商务总厂、印刷所及附属东方图书馆等在“一·二八”事变中悉遭炸毁

 

  三、东方图书馆的复兴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日本的军事侵略与文化摧残狠狈为奸。军事侵略是企图从物质层面上摧垮中国;而文化摧残则包藏销毁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祸心,从而达到其长期占领中国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最大的出版文化机构,其出版物外引西学,内阐国粹,传播久远,是重塑民族文化精神的利器。1932年初的商务印书馆在出版业的发展上鼓足着前进的势头,而且涉足文化事业发展的诸多方面,表现出视民族文化发展为己任的大出版家气派。像这样一座文化重镇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盘算,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一·二八”之役,商务印书馆遭受的打击是致命的。然而十分难得的是,商务在劫难之后不改其志,从废墟中东山再起、重铸辉煌,用实际行动回敬了敌人,表现了民族不屈不挠的大无畏气概。作为当时商务复兴总指挥的王云五是这样夫子自道的:

  我所以不顾艰苦,不避嫌怨,力排万难把商务印书馆恢复,并没有什么高远的目的,只是为我们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日本帝国主义者认为商务印书馆是中国人自办比较有点规模的企业,觉得有些讨厌,便首先把它炸毁。我认为一打便倒,一倒便不会翻身,这是莫大的耻辱,所以极力要把它扶起来。日本帝国主义者认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杂志,多有提倡民族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也觉得讨厌,便趁势一火把它烧尽。我认为一烧便不能复兴,也是莫大的耻辱。(22)

  经过半年紧张而艰苦的善后及筹备工作,商务印书馆在当年8月1日就复业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成为激励全体职工振兴商务印书馆,服务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一句响亮口号。由于措施得力,上下合作奋进,商务印书馆的经营主干——出版业务迅速恢复并获得长足发展,表现在1933年出书量增大,出书品种增多,超过了战前任一年份,并且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年年都有所增加;而作为商务印书馆复兴标志的东方图书馆重建工作也一直在筹划和运作之中。从制定章程、落实人选、筹措经费、收集图书到规划馆舍,一步一步有条不紊地进行。

 

复业后的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内景

影印《四库全书》开始工作纪念(1933年)

 

  1933年4月29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议决通过王云五提议,即在每年赢余所提乙种特别公积金中拨其1/3作为复兴东方图书馆基金。该会还订定《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章程》,并聘请胡适、蔡元培、陈辉德、张元济、王云五等五人为委员。6月7日,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公推张元济为主席,王云五、蔡元培为常委,推定美国人Dr.Esson、M.Gale、德国人Prof.W.Othmer、英国人C.J.Chancellor、法国人L.Lion为委员,并在6月17日的第二次会议上组成了四国赞助委员会,以便收集国外图书,同时在国内组成南京、杭州、北平、广州、济南、汉口、长沙七处赞助委员会,以便收集国内图书,由罗家伦、郭任远、袁同礼、全湘帆、何思源、杨端六、曹典球等七人分别组织办理(23)

  经过多方收集,图书数量至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夕已达30余万册(24),数量十分可观。其中有捐赠的,如德中友好协会等德国团体捐书3000册、上海法租界公益慈善会捐书1500册;有定期借用的,书籍所有权属于借与人但可公开阅览;有商务印书馆购买的。这些书起初存放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四楼,后来移存到静安寺1025弄174号专门藏书室典藏。(25)

  图书收藏乃尺寸累积之功,商务印书馆短短五年时间里从白手起家聚积到30余万册,虽未能完全恢复旧观,但已属十分不易;而要将这些书籍重新向社会开放,依然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比如说馆舍,以及由此牵扯到的经费问题,都需要从长计议。这次复兴,商务印书馆准备把新馆舍建得较过去更宏伟,馆址拟选择在读者比较方便的静安寺路一带,经费预算约需40万元。对于“一·二八”之役元气大伤的商务印书馆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数字,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但为文化建设计,商务每年都拨列款项,逐年积累起来作馆舍建筑之用。1933年已拨列45300余元,又张元济慨捐一万元,1934年已有11万元,1935年共有19万元,截止1936年12月,共累积资金254000余元。如此,商务印书馆每年新拨基金,多则七八万元,少亦四五万元,积极筹划,预计1937年春可以再度成立馆舍。(26)可惜这一复兴图书馆计划再一次因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而被迫搁置。

  八年抗战,商务印书馆流徙颠沛,损失惨重,但依然不忘自己的文化使命,1944年夏东方图书馆重庆分馆的开张即是明证。王云五对分馆的筹备与开放情形是这样叙述的:

  余自太平洋战事发生之即日,经致电西南各分馆各保留样书两部,开单寄重庆总处。一面检查渝馆存书。尽量选定全套,嘱令检寄汇集,暂行保存于汪山安全石室,连同三年以来在渝新版重版二三千种,除仍存一套在汪山外,一面修建白象街部分被日机炸毁之馆层,规模稍具,即辟出一大间房屋庋存样书及新版重版图书各一册,统计不下万册以上,并设一小规模之阅览室,自上午九时开放公众阅览,至晚间九时为止。白象街原为僻地,幸一出街口,即为林森路宽大之马路。由于重庆此时公开之图书馆不多,商务有此较大规模,且切实用之藏书,一时来馆阅览者,座上常满,极为社会所称道。(27)

  东方图书馆从开始的筹建到后来的复兴,与商务印书馆的命运紧密相连,有挫折也有奋斗,有屈辱也有抗争,折射着商务人站高望远的出版境界和一以贯之的文化理想。在中国现代图书馆史上,东方图书馆作为中国最大的私立图书馆,其化私藏为共有,其处逆境而不屈的精神将永远载入文化史册。

 

《涵芬楼烬余书录》稿本(商务印书馆2018年影印出版)
 

 

注 释

⑴ ⑾ ⒄ 吴相:《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4页、第224页、第232页。
⑵ ⑷ ⑸ ⒆ ⒇ 杨宝华、韩德昌:《中国省市图书馆概况(一九一九—一九四九)》,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145页、第149页、第150页、第146页、第146页。
⑶ 张元济:《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40页。
⑹ 王振鹄:《王云五先生与中国图书馆事业》,《王云五先生与近代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7页。
⑺ ⑿ 汪家熔:《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图书馆学通讯》1981年第1期。
⑻ 陈训慈:《二十年来我国之民众图书馆及其展望》,《教育辅导》1936年8—9期,转引自李雪梅:《中国近代藏书文化》,现代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⑼ 参见吴永贵、陈幼华:《新图书馆运动对近代出版业的影响》,《出版发行研究》2000年第7期。
⑽ ⒀ 吴方:《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第180页。
⒁ 上海小规模的市立流通图书馆建于1930年底,直到1932年才建成第一所由政府开办的图书馆。
⒂ 陈建民:《智民之梦——张元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6页。
⒃ 陈江:《东方图书馆——文化宝库和学者的摇篮》,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一百年(1897—1997)》,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5—96页。
⒅《东方图书馆阅览章程》可参见吴相:《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232页。 
(21)郭太风:《王云五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22)王云五:《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四号卷头语,1932年第4期。
(23)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第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96—297页。
(24)(25)(26)宋建成:《岫卢先生与东方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学会会报》(3),转引自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第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98页、第298页、第298—299页。
(27)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801页。

(原载《出版发行研究》2001年第9期,原题为:《商务印书馆对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