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中所见的龚自珍情感世界

《龚自珍的学术交游与生活世界》（商务印书馆2021年出版）

 

 

　　龚自珍生前即为“京都名士”，身后更是声誉日隆，无论是中国近代学术史、思想史还是文学史，龚氏都是难以绕开的重要人物。因此自晚清民国以至当代，龚自珍研究始终为学界所重视，相关学术专著不胜枚举。目前龚氏研究要进行大跨度学术创新，已颇为困难：相关文献资料有限，发掘新史料几无可能；研究成果积累甚多，诗文选本、人物传记以及学术专著多达百余种；学术论文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70余年，每年皆有若干新作见于各类期刊……如此情形，创新谈何容易？

　　2015年，我受邀为河南大学出版社作《龚自珍集》选本，借机认真阅读了龚氏诗文，感觉他的每一首诗词皆如天籁之音，令人产生心灵共鸣。更重要的是，龚氏诗词之下多有小注，写作背景比较清晰——绝大多数诗词有确切写作时间、地点与相关人物，真实记录其人生轨迹与日常情景。作为史学工作者，深感诗词是描画龚氏学术交游与生活世界的绝好素材，与当今史学界流行的日常生活史和感情史研究尤为贴近。以诗词证史早有前贤今人提倡并做出若干典范性作品，但发掘诗词当中的日常生活史料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我希望在这方面有所开拓，于是就有《龚自珍的学术交游与生活世界》的研究与写作。本书注重运用各种文献与诗词作品相互参证，在史学规范的指引下对日常生活中的龚氏形象做了较为细致的描述。相信读完本书，读者会看到一个鲜活生动、有情有欲、有血有肉、既清高超迈又不能忘情功名、有优点亦有缺点的龚自珍形象。

　　诗词作为史料与其他文献相印证，为理解史实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最典型的就是“丁香花公案”问题。

　　龚自珍1839年离京南下，1841年暴卒，有人认为龚氏与宗室奕绘侧福晋顾太清关系暧昧，因此被迫仓促南下，而暴卒于丹阳县署是为仇人所杀，即所谓“丁香花公案”。龚、顾恋爱之说最早形诸文字者为冒广生，其后李伯元、柴萼推波助澜，曾朴《孽海花》假托自珍长子龚橙侍妾之口，将龚、顾恋爱演绎得淋漓尽致，黄世中推断二人恋爱确有可能；而况周颐、启功、郭则沄、徐珂、孟森、苏雪林、赵伯陶、樊克政等学者力辩此为无稽之谈；直到2009年，苏全有发文认为，丁香花疑案“毋庸置疑”。

　　但事实上，从1836年至1838年，龚自珍与友人交游唱和的诗词中，多次表示归隐之意，充分说明自珍并非仓促离京。1836年，徐宝善邀请朝士18人在京师花之寺宴集，自珍酒酣微醉，填词《凤凰台上忆吹箫》云：“白昼高眠，清琴慵理，闲官道力初成。任东华人笑，大隐狂名。”龚氏沉抑下僚，政治抱负难以施展，因此产生辞官归隐念头。立秋后自珍与进士同年庆勋、吴葆晋、马沅、戴綗孙、步际桐、徐启山等人在积水潭秋禊，登上西北高楼纵饮，龚氏填词《百字令》云：“江郎老去，又追陪、彩笔多情俊侣。禁苑山光天尺五，西北高楼无数。”他慨叹自己江郎才尽，而洞庭湖风景宜人，最适合隐居。由此可见，自珍辞官归隐是长期抑郁不得志的结果，其处境、心态一目了然。

　　但《己亥杂诗》第171首表明自珍当时与他人发生了激烈冲突：“猰貐猰貐厉牙齿，求覆我祖十世祀。我请于帝诅于鬼，亚驼巫阳莅鸡豕。”龚氏认为某些坏人就像吃人恶兽一样，要倾覆龚家十世祭祀，而他请求上帝、亚驼和巫阳大神对其降灾惩罚。第172首又云：“书梦亚驼告有憙，明年三月猰貐死。大神羹枭殄枭子，焚香敬告少昊氏。”此诗讲自珍梦见亚驼大神，助其将仇家灭绝。其实龚氏诗歌中屡次说有恩仇之事，如“恩仇恩仇日苦短”“亦有恩仇托，期君共一身”“若敖不馁怙深恩”，但仇家为谁，恩仇具体指什么，已详不可考。由此可见，有人认为龚氏暴卒系为仇家所杀，并非向壁虚造，而自珍诗歌为学界揭示某些真相提供了线索，诗词补史之用显而易见。

　　龚自珍个性强烈，感情丰沛，“哀亦过人，乐亦过人”，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亦为具有七情六欲的普通士人：他藐视功名富贵，又向往建功立业；他主张人性解放，公开写香艳诗，并坚决反对缠足；他喜欢游山赏花，精神洁癖使其批判欲望不可遏制。龚自珍这样一位交游广泛、情感丰富、思想激进的士大夫，解析其个性可以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多面信息，而诗词是窥视此一变迁的窗口。

　　比如，龚自珍幼读《科名录》，金榜题名、建功立业是其人生理想，但诗词中时常流露对功名富贵的藐视。1812年自珍21岁，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之时，即高吟“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第二年进京应顺天乡试，落第后不禁感叹：“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似春水干卿何事？”1819年，龚氏进京会试，逗留期间到北海游玩，目睹皇帝赐给朝廷重臣的华美宅第，心中陡生羡慕：“荷叶粘天玉蝀桥，万重金碧影如潮。功成倘赐移家住，何必湖山理故萧？”想到自己若功成名就，就会得到皇帝赐宅，何必要过着吹箫弄玉的隐居生活呢？

　　龚自珍公然以诗词记述偶遇的“恋情”。1826年在京师湖畔，他遇见一位贵族少妇，彼此产生恋情，作《纪游》诗云：“并坐恋湖光，双行避藓迹。低睐有谁窥？ 小语略闻息。”自珍诗歌对士人鄙夷的艳情艳遇毫不回避。世俗香艳诗易流于绮靡悱恻，堆砌华丽辞藻，但自珍的情感由衷而发，香艳诗可与唐人李商隐无题诗媲美。

　　龚自珍主张个性解放。他认为大自然绚丽多姿，斑驳陆离，而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无论是性格叛逆的，还是循规蹈矩的，皆有自由发展、合理成长的权利：“华者成梅芝，戾者成棘刺，朴者成稻桑，毒者成砒附，重者成钟彝，英者成珠玉，润者成云霞。”

　　关于女性美，自珍崇尚自然，坚决反对缠足，1827年作《婆罗门谣》一诗，对西北少数民族妇女的天足加以赞美：“娶妻幸得阴山种，玉颜大脚其仙乎？”《己亥杂诗》第117首则直接反对缠足：“姬姜古妆不如市，赵女轻盈蹑锐屣。侯王宗庙求元妃，徽音岂在纤厥趾。”自珍认为选择配偶要看重妇容妇德，而不是被缠足毁坏的小脚。

　　龚自珍爱花成癖，赏花是人生最大的乐趣。有一次他去京师红泥寺赏丁香花，细雨湿透了衣服，但他还是不忍离去：“弱冠寻芳数岁华，玲珑万玉嫭交加。难忘细雨红泥寺，湿透春裘倚此花。”

　　总之，诗词是龚自珍书写人生、张扬个性与表达情感的重要媒介，是探寻其内心世界的宝贵史料，而这些内容在文集、年谱、笔记中仅见一鳞半爪，难成体系。笔者研读龚自珍的经验表明，以诗词证史是打开清代士人生活世界的一把钥匙。

 

（原载于《 中华读书报 》2022年01月19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