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商鞅思想的捷径

　　为了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法治思想文化资源，重新译注《商君书》，很有必要。张亲霞老师的《<商君书>译注》，去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战国历史在进入中晚期之后，秦国兼并天下的目标和意图都变得越发明确。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学派受到重视，其思想主张对秦国崛起和实施兼并战争，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受法家、兵家等思想影响较大，虽说很早就显示出非凡才能，却在魏国郁郁不得志，后来在秦国受到重用，被秦孝公赏识。公元前356年，商鞅展开变法，变法十年后，“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此后，秦国日渐强盛，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他的变法损害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由此而遭到宗室贵戚势力的反抗，商鞅最终遭车裂而死。

　　《商君书》被视为商鞅学派的作品集，书中集中论述了推行“农战”的主张，认为农民积极从事农业生产，才能保证国家走上富强之路，同时重视战争，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击败强敌。为了促使民众积极投入农战，商鞅主张朝廷必须要采取具有足够诱惑力的奖励政策，同时也要注意打压儒生和工商业。《商君书》是秦国政治制度的重要渊源，战国时期就受到广泛重视，因此《韩非子·五蠹》 中说：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商君书》对秦国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历史上，《商君书》一直得到广泛传播，清代严可均、俞樾、孙诒让等学者的整理、注疏工作更受瞩目。二十世纪初，王时润、朱师辙等人的勘校之功也值得称道。此后，杨宽、冯友兰、高亨、蒋礼鸿、杨树达等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商君书》进行了研究，取得卓著成绩。改革开放后，《商君书》译注越发受到重视，张觉的《商君书全译》《商君书校注》，李存山的《商鞅评传》等，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张亲霞的《〈商君书〉译注》以高亨的《商君书注译》，蒋礼鸿《商君书锥指》、石磊的《商君书》译注本为基础，采各家之长，既注意学术性，也考虑易读性，一定可以很好地帮助读者读懂《商君书》。

　　张亲霞根据不同的话语环境，注重把字词放在特定的语境中帮助读者有更好的认知。比如对于“民”，译文根据不同语境，或译为“民众”，或译为“民间”，更有利于读者理解原典。再如，以前人们经常把“国治”直接译为“治理国家”，张亲霞则译为“国家治理”，表面上看只是顺序颠倒而已，但关注的侧重点就有了很大变化。国家治理，不能完全遵循君主个人意志，而要遵从法的规则，这也体现出新意。

　　《<商君书>译注》在忠实注释和译文的基础上，也注意有意地提炼一些有价值的论题，即便是对几乎已经形成定论的“弱民之术”“权谋之术”等，也尝试进行了语义上的澄清，这些工作也非常有意义，足以启示我们重新思考商鞅的治术并且重新评判商鞅的思想价值。张亲霞在译注过程中，也注意挖掘《商君书》中跨时代的内容，注意挖掘法家思想的现代内涵，这一点也做得非常成功。

 

 

原载于《西安日报》2023年3月24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