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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评述集稿》（商务印书馆2022年出版）

 

　　董琨先生大著《启功评述集稿》终于问世了，与稍早完成付梓的《启功书法别集》《启功临黄庭坚二帖》《沈尹默赠启功先生书黄山谷题跋》（均文物出版社）等墨迹资料一并，以丛书形式成为完璧，作为纪念启功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献礼。丛书内容从启功先生的语言文字学及书学成就，到其平生景慕、二位先生之间的往还细节及私人信函，无不弥漫着久已暌违的传统文人气息。

 

　　一

 

　　与世人认知中的书法家启功先生不同，作为自弱冠起至启功先生羽化，期间长达三十五载的莫逆之交，在启先生耳提面命下步入人生道路，终以语言文字学家而立言的董先生，将启先生正式正名为语言学家，并在《集稿》次序中，将其语言文字学的成就列于书学之前，这一认知，即便不如明末黄道周那样将书法看做“学问中第七八乘事”，也无疑更加合乎启先生实际具备的文人风范。

 

　　在世人眼中，启先生是书法家；在董先生眼中，启先生是文人。在学者眼中，启先生是语言学界的知己；在董先生眼中，启先生本就是曲中人。

 

　　经历过清末民初历史时期的文人，受传统士大夫观念的影响至深，启功先生虽在书画方面用功颇勤，但并不以在书法领域获得巨大声誉为自得，他认为书法作为“艺”之一事，相伴生活，乃属小道，虽“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论语·子张篇》）。启功先生孜孜所念的名山事业，依然是传统文人价值观的道德文章。这种情结，在近现代书法大家身上普遍存在，如胡小石、林散之、谢无量、游寿等，皆为不器之君子，所以，董先生《启功评述集稿》“透过笔锋看人生”一文，集中论述了启功先生首重学术、全面发展、摒弃以书法为进身之阶的书法观，并引用其恩师陈垣先生的话说：“做文史工作必须懂诗文，懂金石。”而在肯定书法“可以锻炼艺术情操，又可以调心养气，收到健身的效果”的同时，又反对将书法无限抬高。启功先生一直把治学放在首要位置，甚至在他以书法享誉海内、执掌书坛牛耳之时，仍然把书法看作治学之余事，拒绝在自己门下设书法专业博士点，而是深研文献，专注于古代文献的整理与教学。董先生得启功先生数十年耳提面命，总不离修身治学之要，多次被启先生询问语言学界对自己的观点看法如何，董先生自是明了启功先生之心迹，其志在学术，尤其是语言文字学之著述，一如太史公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启功先生自开蒙即接受传统文化教育，重经史与小学之教。由于家世的影响，启功先生熟知清史及诸多掌故，受顾颉刚先生推荐，参与中华书局“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之役，并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但长期以来，启功先生精擅小学的情况却少为人知。在王宁先生与董先生的努力下，再版启功先生的《古代字体论稿》《汉语现象论丛》等语言文字学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多次召开有关启功先生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专题学术会议，肯定了启功先生在语言学方面的成就及对语言学发展的巨大贡献，惜其影响并未广布于全社会，至今为书名所掩，仍是现实。

 

　　董先生于《启功评述集稿》中总结了启功先生的语言文字学治学观念，主张必须重视近代考古发掘所得的古代文字实物资料，明确提出“实物与文献互证”的方法。这当然与王国维“地下材料与地上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相吻合，但是这一观点实则与疑古学派是有冲突的，启先生的学术观点明确而坚定，并非盲目选边，而是其实际研究的心得所在。启功先生认为：首先从实物资料中切入，找出决定汉字字体变化的六个条件，即：时代、用途、工具、（书写）方法、写者、刻者、地区。同时结合考察汉字组织构造和书写风格的变化对字体变化的影响，强调“手写”对汉字字体风格变化的重要作用。其次结合传世的文献资料的考察，得出六条重要结论。启先生的《古代字体论稿》也为我的硕士导师、训诂学家舒怀先生所重视。

 

　　董先生敏锐地发现，启功先生在《古代字体论稿》最后的第十一节“余论”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应该成为古文字研究的基本原则：每一个时代都不止一种字体；每个时代的字体至少有三部分——正体字、古体字、新体字（俗体字），它们有如祖、子、孙三辈的关系；从字体的用途可见一种字体在当时的地位；古代书写者崇尚的创作标准常常导致字体的变异和发展。

 

　　启功先生的观点，既是对文字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总结，也是对书者小学素养的要求。显然，在启先生的观念中，不仅是将文字学研究与书者的小学素养等量齐观，更是将二者看作不可偏颇的统一整体。治学之功不似书法作品那样以显性的形式彰显于世，而是作为修养潜隐于身，故启先生的学术成果并不如“启体”书法般广为人知，也只有积学深厚，又站在语言文字学研究前沿的学术带头人如董先生，才深知其价值所在。首重经史小学，这正是古代文人养成模式的规则，启先生恪守古训、延续古风、身体力行，全然一派传统文人的格局。

 

　　董先生对启功先生《汉语现象论丛》一书给予高度评价。启功先生长期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对于古代汉语的词汇（训诂）、语法、修辞，各种文体及诗词格律等等，都有深入的研究，针对近代以马建忠《马氏文通》为代表的“葛朗玛”派的局限，启功先生提出尖锐的批评。董先生总结说：启功先生从汉语本身的特点出发，运用大量《马氏文通》无法解释的语言现象证明，受西方语言学理论影响下形成的“葛朗玛”派，不能完全正确地归纳总结出古代汉语的基本规律，启功先生有明显向章黄学派回归的倾向。但这种回归，其间吸收了现代语言学有益的成果，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而不是简单地回到原来的起点。董先生认为：启功先生所发现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又多是从汉语已呈现出来的种种现象着眼的”，这就给后来的语言或文学研究者，指明研究的方向和进入研究的门径。

 

　　二

 

　　董先生对启功先生的书学理论和实践做了全面分析，令人得以从中一窥大师风貌。

 

　　首先，明确了书法在启功先生心中的位置。传统的士大夫文人，受儒家修齐治平观念的影响，甚至认为“作书是学问中第七八乘事”。启功先生告诫人们，要正确理解古人的意图，“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做人是第一位的。另外，书法仅仅是艺之一事，既要看到书法与生活的密切关系，几乎是无处不在，又要不过分抬高书法的地位。

 

　　人所共知：自汉代起，经史诸子是文人的必修课程，书法是文人必备的基本技能。即使是设有书学取士的唐代，其书学专业教育的主干课程仍以经学小学为主。唐代国子监辖有六学，其中书学即书法专门学校，但无论从专业主干课还是考试内容，概不涉及技法，即便是被太宗皇帝推重为书圣的王羲之，其书法也不在唐代书学专业主干课之内，全然经史小学，这就是唐代官方书法教育的学院派教学模式，这就是古训！ 今天高等院校的书法专业以技法为先的理念已与之大相径庭。传统文人离不开书法，书法也离不开经史子集，尤其是附属于经学之小学的滋养，这本是文人通行的常识，但历经时代荡涤之后，今已无以为继，又加书法被列入艺术一科气候已成，断然别出于经史小学之外，全力求取技法，从根本上已不复当初。反观民国时期胡小石先生在金陵大学执教国学研究班时的书法课程设置，沿袭古训，以研治经史小学为主，其高足如高文、游寿等的学术境界和书法造诣，放眼今日书坛，谅无人能够望其项背。

 

　　其次，《集稿》详细考察了启功先生的艺术实践历程，叙述启功先生的取法渊源及对历代法帖的取舍，并对其萌发筑基期、提高成熟期和鼎盛奉献期三个不同阶段中的书法成就进行了归纳总结，重点论述了柳公权、黄庭坚、郑板桥和倪灿对启功先生的影响。而“启体”主要受柳公权、黄庭坚、赵孟頫、董其昌等的影响而形成。

 

　　第三，董先生认为：启功先生开创的“启体”，是书法史上“形式美”的典范，古往今来，“可以说自王羲之、赵孟頫以来，能把汉字写得如此之美的，加上启功先生，再没有第四人了；而在当世，则允推第一，独步天下”。并具体分析了“启体”的风格特征。“再没有第四人了”，或许有点绝对了，最少宋徽宗的瘦金体和被明成祖称为“我朝王羲之”的沈度，都是以唯美风格进入书法史的。当然，这并不影响人们理解董先生对“启体”的肯定。

 

　　个人认为，对于“启体”，如何作风格和技法评价并不特别重要，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它的社会价值。在那个人们刚刚走出文化大破坏的审美空白的历史时期，“启体”起到的社会作用如何，如何将其置于历史长河中，探寻其为何在长达半个世纪之内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且至今余响不绝，这更值得关注。

 

　　董先生指出启功先生书法“雅俗共赏”，这一点意义重大，它揭示了“启体”拥有各阶层受众，由此获得了社会更广泛的审美接受度，此与唐代张为在《诗人主客图》中评价白居易诗歌的社会功用异曲同工，即二者均为“广大教化主”。在文化下移的当代，启功先生书法的唯美观，以“启体”的雅俗共赏，得到了学术界、文化艺术界、社会大众的一致肯定，真正起到了“广大教化主”的作用。避开了书法本身的“玄虚”及他人的故弄玄虚，从追求“漂亮、好看”的实用性书法的示范，到通易的入门知识的宣讲，引导人们步入书法艺术的殿堂，使美轮美奂的“启体”成为一个时代从者甚众的风尚先导。

 

　　第四，在《传统书论术语“格”及启功先生之运用》一文中，分析了启功先生论书绝句是如何运用这一术语来品评历代书家的，并指出启功先生的书法作品有“黄金律”结构之美，还是就“技”的层面立论，要指出向上一路，就要从启功先生书法的“品格”来展开讨论。

 

　　启功先生人品贵重，穷不改志，达不忘本，温婉谦和又风趣幽默，与人相接，使人如沐春风。观启功先生之书，如见谦谦君子，吟对风月，文人书卷气充盈纸上。如用刘熙载所言“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来品评，启功先生书法不仅以“士气”胜，更以“清气”胜；如以“品格”来评，则以君子闲雅、温润如玉而至高格。

 

　　结语

 

　　董先生的《启功评述集稿》等丛书，使人们看到一个带艺修身的文人形象，今人称之为“学者型书法家”，笔者以为这种奇怪的称谓如同“文化学者”一样，委实俗极。孔子教育弟子，最理想的人才应该具备的条件：“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但孔子自知此标准过高，可达者寥寥，所以又退一步说：“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对照《启功评述集稿》的人物事迹，以此来评价启功先生，与圣人之言若合一契：一有冉求之艺，二有公绰之无欲，三有见利思义，四有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启先生名满华夏，桃李天下，友朋无数，遍布学界、教育界、书界、藏界等等，大型纪念性书画艺术展、学术研讨活动，以及成果整理卷集编纂出版，乃至各种追忆书册等等，不胜枚举，且均成规模，但是，直至读到董先生凭一己之力，集个人所藏及记述所成丛书撰著，方知或许这世上唯有一人可以告慰启先生说：“我懂您。”毋庸置疑，如有“启学”，无论文献的补充还是评价的刷新，必自董先生此丛书翻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