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到过他们的演讲

 

　　陈平原先生的新书《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是那种像磁铁一样的书。你若理解为拿起就放不下，也没错。但我的意思是“演说”这一主题以及平原先生笔触旁征博引，穿插游走，像一块磁铁一样，将我从前阅读时关于“演说”的碎片，都一一唤醒、吸附、组合到一起，很有意思。

 

　　“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呼喊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

 

　　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这段文字出自清华学生梁实秋《听梁任公演讲》，十分传神，我头一次看到还是初中，笑不可抑。隐约还记得另有一个细节：梁启超讲到酣畅处，突然大声问台下：“点解？”台下的外省学生瞠目结舌，唯广东籍学生笑而不语——1900年，梁启超曾在家书里自夸“吾因蕙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梁的发妻李蕙仙是直隶固安人，因此任公有此自信，但是听讲者的反应不算太佳，他们甚至传言梁启超戊戌变法时面见光绪，因为官话不行鸡同鸭讲，被光绪派出京去办报云云。

 

　　平原先生书中又特别欣赏闻一多的演讲，称为“有诗性亦有危险的演说”（谁没读过《最后一次演讲》呢？），并附录有《作为演说家的闻一多》。其实闻一多1919年在清华上演说课，曾因为成绩降为中等而自视为“大耻奇辱”，在严寒的冬夜里苦练演说，一遍又一遍，直到冷得受不了。十二天日记中，有九次关于练习演说的记录。后来功力大成，“他的演讲是异常得到青年人拥戴，每次演讲，听众总是五六千至二三万人，演讲时总是掌声不绝”（张友渔）。从当年的演说课中等生，到后来被费孝通称为“少有的天才的宣传鼓动家”，不知道用了多少心力。

 

　　大概演说是传播文明的“利器”，是现代社会的共识。留过学的学生，总有演说的研习与体验。有名的如胡适，留美时从波士顿到俄亥俄，演说足迹遍及全美，有过跟前总统塔夫脱同台的骄人战绩。因为演讲太多，胡适经常缺课，甚至申请延长一直在领的研究院奖学金，也不获康奈尔大学批准（《胡适口述自传》）。不过没关系，演说也是有报酬的，如果是比赛还有奖金。有私费留学生就靠演说解决了转校的旅费问题。更夸张的是后来当过燕京大学教务长的洪业，留美时加入过演说公司，在美国巡回演说，好似如今的网红，为此洪业甚至放弃了申请博士学位（《洪业传》）。

 

　　《有声的中国》里还特别关注一类重要的演说——志愿者走向街头向民众宣讲大义。但是效果如何，少有记载（有也未必靠得住）。而且能不能练出口才，也得分人。像朱自清在“五四”运动时期便已加入“平民讲演团”，嗣后从教近卅年，上课时仍不免紧张得时时“用手帕揩汗”，一旦说错话，“总不免现出窘迫甚至慌乱的神色”（余冠英）。

 

　　这方面我印象最深的是叶圣陶儿子叶至诚当年写的一篇作文《宣传》，写几个学生扮成外省难民，在四川街头宣传抗日，还让同学们当“托儿”，掏钱救济难民。结果市民们将他们当成了骗子，评论说：“他叽叽咕咕说了一大套，也不晓得说的啥子。那两个娃娃连小调都唱不来，还要卖唱。唱得人家听都听不懂！”准备好的长篇演说也没机会讲。（《花萼与三叶》）

 

　　还有一种演讲，是政治人物的“训话”。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极为有名，“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属于“影响了历史进程”的讲话。但平原先生考据结论，这是一篇“拟演说稿”，参与者有陈布雷、周佛海、汪精卫、张群等，是集思广益之作。

 

　　蒋介石本人的演说，很难说精彩。杨苡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里回忆：

 

　　我们外文系去的基本都是女生（男生都去给美军当翻译了），听他的方言腔国语就忍不住笑。蒋大概习惯了给部下训话，哪见过这样的？就很生气。他问台下：“你们像老师的样子吗？”台下没人搭腔，他又说：“我替你们回答——不像！”又问学生：“你们像学生的样子吗？”然后自己回答：“不像！”——显然是光火了。

 

　　这大约是1942年后的事。1936年，南菁中学高一学生汪曾祺到南京军训，在中山陵也听过蒋介石训话。蒋介石的训话，就是将国民党党歌像国文课一样从头至尾讲一遍。每讲一段，就用一个很大的玻璃杯喝一大杯水。下面的学生嘀咕，猜玻璃杯里盛的是参汤，不然训话训不完。

 

　　好笑的是，1939年，汪曾祺辗转到昆明考西南联大，国文考题里有一道“语体翻译成文言”，材料就是“蒋委员长之演说辞”。联大档案里不知道有没有当年的考卷，好想看一看这些考生都是怎么答的这题。

 

2023.5.31

 

（转载于《北京青年报》2023年6月2日第A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