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歌德的毕生大作在汉语世界重获新生

《浮士德（第一部）》（商务印书馆2023年出版）

 

《浮士德（第二部）》（商务印书馆2022年出版）

 

　　重译经典的原因有很多种，不论是译入语的变异和发展、翻译规范和策略的转变、图书版权和出版政策的调整，还是译者的主观作为，都让译无定本。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谷裕教授日前完成了《浮士德》的新译本。在译者序中，她强调《浮士德》纵有百年汉译的积淀，但仍缺乏权威译本和系统深入的研究。如果第一部“小世界”中的学者剧和格雷琴剧还能凭着读者的个人感受深入堂奥的话，那么第二部所呈现的“大世界”，涵盖政治、军事、科技、军事等宏大的公共领域，就如歌德所言：“谁要是没有四面探索过，没有一些人生经验”，恐怕难以获得理解的路径或门道。这也是第二部常被束之高阁的原因所在。为避免如此高雅的文学经典再遭冷遇，译者需添加必要的注释和解说，方能弥补普通读者在人生阅历和文化修养两方面的空缺。

 

　　重译《浮士德》有其必要性。首先，《浮士德》的文学和思想魅力常青，其对人生的意义和悖论、对人性本能追求世俗欲望和向往崇高精神的双重性（“有两个灵魂啊驻于我胸中”）的讨论仍有吸引力。但因理解、阐释和接受的时空环境都发生了巨变，需要新的译本来纠正过去因时代局限而仅从进步论或阶级论等单一视角做出的阐释，让原文真正向读者敞开。其次，新译不能满足于散文或戏仿式的译法，过于强调“得鱼忘筌”或“以己化人”，从而忽略了语言本身的力量，牺牲了诗歌的格律等构成性特征，让翻译沦为简单的意义传递的工具。再者，新译还要摆脱过去因追求通顺而消除原文层次和韵味、追求言情美文而一味堆砌词藻和句式的译法，应追求歌德提到的第三种翻译，即立足原文、紧扣原文，让歌德的诗思在汉语中得到最大程度的绽放，以外来的滋养为母语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众所周知，译注《浮士德》这样一部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世俗盛典”（哈罗德·布鲁姆语）和尘世之诗，这样一部斯宾格勒眼中能代表整个西方文化的文学巨著，不仅要处理文字表面的语义复杂性和深层次的文化哲学内涵，还要兼顾与之匹配的丰富的诗歌形式和格律，即要翻译“表达的内容”，又要翻译“表达的形式”，统筹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可谓难上加难，对译者的知识储备、学术修养、语言功底及翻译技能都有着极高的要求。而谷裕作为日耳曼学者和资深“浮学”专家，不仅谙熟两种语言文化，而且将研究、教学和翻译相结合，历经十余年的精雕细琢，终为读者奉上眼前这一千二百余页的译注。

 

　　作为新译，尤其是阿皮亚提出的“厚译（thick translation）”，谷裕采用国内完全阙如的德国最权威和最完备的薛讷注释本和施泰恩的全本演出，吸收当下“浮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秉持学术翻译所要求的严谨和认真，除了准确理解和传达原文的意义和参校本的注释，还凭借多年浸润在古典学、中世纪文学和神学领域积累的雄厚的研究基础，在脚注中发表大量原创性见解，打造出了一部具有学术性的译注本，对于扭转国内对《浮士德》的浅读、误读和曲解的状况大有裨益。比如译者在语文学、文化史、诗学和比较文学层面探本寻源，向读者展示第一部因为漫长的成文史而带来的改弦易辙、重点转移，甚至是抵牾之处，剖析《浮士德》所依赖的欧洲文化史和文学史中的传统，比如浮士德与格雷琴搭讪和恋爱的文学程式和辞令、两人对话的修辞差异、彼时婚丧嫁娶的民俗传统、宗教礼仪和习俗。针对第二部剧情跳跃、时空变幻莫测、出场人物层出不穷、台词隐晦难解等多重难点，译者从文本内到文本外，从思想内容到形式构造两个方面给出详尽的解释和说明。比如从中西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差异来诠释原文基督教式的超越此世的设定，分析罪人浮士德何以未经忏悔和赎罪而得救、升天和复活。如此“细读”（close reading）及“厚译”，可极大降低原作因地域、时代和文化隔阂而带来的阅读障碍，给予读者更多的阅读收获。

 

　　除了可为文学研究者提供重要参考资料之外，谷译本还具有独立的文学价值。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如此评价歌德创作《浮士德》：“企图像莎士比亚重振英语那样重振德语”，甚至“雄心勃勃地要重铸世界文学和语言”。作为现代德语的塑造者，歌德从日常德语中锤炼出的诗性语言鲜活灵动、弹性大、表现力强，可谓言简义丰，至今仍为德国人所传颂。那么把这样一部层次丰富的语言杰作翻译成汉语，除了准确传达字面意义，还势必要从汉语语言文化宝库中精挑细选贴近原文的语言风格来呈现歌德的语言艺术，这对于人物刻画、情景铺陈和氛围烘托都极为关键。至于译语风格的选择，谷裕并没有一味求古求雅，而是遵循原文，据实翻译。译者紧扣诗剧的文体和基调、语体层次和社会方言，在白话为主的译文中，按需添加一些得体的浅近文言、通俗方言、口语和俗语，把古今汉语的优势，即把文言虚词、实词或典故特有的简洁、文雅、隽永等古典精神与现代汉语随性、直白、生动充分结合，试图再造歌德游走在庄重典雅和诙谐俚俗之间、调和动态感性的生活口语与抽象玄远的诗性语言的特色，让歌德个性化的词汇和绚丽多彩的语调重新穿上汉语的新装。就整体效果而言，谷裕的译语风格独特，精炼达意，雅俗得体，即便放在汉语文化里单独来看也不失为一部优秀的作品。

 

　　另一个翻译的难点在于摹拟原作的艺术表现形式。歌德这位格律大师在原作中使用了多达37种不同的诗体格律。翻译成汉语，考虑到德汉语言的差异和诗学传统的不同，原诗的格律很难在汉语诗歌中立足生根。但因难见巧，为模拟原诗格律的功能和效果，谷裕选择用诗体翻译，在诗歌可译的部分做到尽信尽美。比如为营造铢两悉称的诗学效果，译者在韵律、抑扬、音韵、节奏上极力摹拟德语的特点；或援引诗经词汇、楚辞体、五言诗等稳定且高雅的诗歌语言来呈现原诗的经典性。宫廷戏用符合宫廷语言和仪制的亚历山大体译之，古希腊经典庄重的诗行以古典诗歌译之，浮士德引诱格雷琴的轻佻迫切用白话译之，结尾的神秘合唱则用至简至圣的五言诗翻译，信于原文的同时，也保证译诗具备相当的文学性。在诗歌不可译的地方，如头韵、对韵、行内押韵等，译者则在注释中予以解释说明，尽力展示其原貌，让诗显形，或者至少让读者注意到形式的变化。

 

　　与其他旧译相比，谷裕的新译极具辨识度，其通达而简练的译笔、精准详赅的注释、独到的见解和紧跟国际前沿的研究，都能体现译者信实存真的翻译宗旨和打造权威译本的努力，也让我国的浮译借此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相信，借由她的创造性工作，歌德的毕生大作将在汉语世界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