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达是20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字训诂名家之一，他一生涉猎广泛，在语法、文字、史学、文献诸领域，皆斐然名家。不管是《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还是《积微居金文说》，抑或《汉书窥管》《论语疏证》，这些颇为人称道的著作中，令人赞叹的闪光之处几乎都是其训诂之得。

训诂之学  闻名学界

　　张岱年1931年于《大公报·文学副刊》撰文评价江侠庵所译《先秦经籍考》（日本学者先秦典籍研究论文集），称日本多学人，而当日中国学人，只有冯友兰之哲学，陈垣之史学，杨树达之训诂学，足以抗衡日本。此年张先生尚为北京师范大学二年级学生，其论尽显青年人的青涩意气，虽不可当真，但也足见杨树达闻名学界的看家本领，正是其具有自我特点的训诂之学。

　　杨树达的训诂方法与黄侃的不同。他不仅有传统小学的基础，还融汇了西方语言学之长。因此他的训诂学与陈寅恪的史学相似，虽所治均为传统文献，然问题的发掘已然是一种新的方式。这是一种中西合璧的学术类型。只是相比陈寅恪，杨树达更多显现出清代朴学家的趣味。其文章也多以短札形式写就，重一字一词的训诂，这些均与清代学人相似，由此他也往往被误认为是守旧的小学家。

卅年精力  幸资小结

　　杨树达一生名著若干，最为人称道者，非《汉书窥管》莫属。此书是王先谦《汉书补注》之后又一部重要的《汉书》学著作。杨先生于1925年3月14日出版的《汉书补注补正》（六卷）是《汉书窥管》的基础。从书名不难发现它与《汉书补注》的关系，这是一部给《汉书补注》纠谬的著作。此书出版之后颇为畅销，同年9月，商务印书馆即告知杨树达《汉书补注补正》卖出3.4万余册，而3年后出版的《词诠》则仅售出600多部。这部书为杨先生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声望，狩野直喜赞其为班氏功臣，柯劭忞称其为集《汉书》之大成。1932年陈寅恪与之通信，赞其“汉事颛家，公为第一，可称‘汉圣’”。

　　但《汉书补注补正》毕竟仅是一部补正之作，学问的格局并不阔大。随着对《汉书》玩味愈深，浸淫日久，杨树达所积累的札记也越来越丰富，并跳出了《汉书补注》的窠臼。1936年年中，杨树达开始在《汉书补注补正》的基础上，依据自己的读书所得，整理撰写一部全新的《汉书》考释训诂之作，这就是后来的《汉书窥管》。此书于1941年初步完稿，但因战时原因未及出版。1952年秋，杨树达重新整理此书，并新增补了数卷的新注。1955年，《汉书窥管》终于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杨树达在自序中说：“卅年精力，幸资小结！”卅年，遥指1925年《补正》之出版也。

 

披沙拣金  水准不凡

　　《汉书窥管》有校有注，有析疑，有考讹，是杨树达数十年课读《汉书》的所得，披沙拣金，自然水准不凡。此书有三个特点：

　　其一，明《汉书》行文之通例，以正句读、文字。如《金日磾传》有“赏为奉车，建驸马都尉”一句，这是《汉书》述及金日磾两子金赏和金建的仕进，金赏为奉车都尉时，金建为驸马都尉，因此“赏为奉车”似丢“都尉”二字。王念孙《读书杂志》即校增之。杨先生依其对《汉书》的精熟，发现这是《汉书》行文之法，非缺逸文字。他举《儒林传》“龚为弘农，歆河内，凤九江太守”，因后文有“太守”，故“弘农”、“河内”后省“太守”。又《王莽传》述六经祭酒一事，省五“祭酒”。明此，则知《汉书》通例，亦见王念孙之误。

　　其二，通《汉书》上下文，以释字句，纠讹误。如《外戚传》“时又数有灾异，刘向、谷永等皆陈其咎在于后宫”，下文又有“上于是采刘向、谷永之言以报”。杨树达发现《谷永传》确实明确记载此事，但《刘向传》无之，《杜钦传》反详载此事。同时，《谷永传》曰：“时对者数十人，永与杜钦为上第焉。上皆以其书示后宫。”《五行志》载录此事，亦以谷永、杜钦并列。《外戚传》下文许皇后引《书》实出于杜钦对策之文。杨先生据此三证断言《外戚传》两“刘向”乃“杜钦”之误，所辩极是。

　　其三，据《说文》以为训诂。虽无准确统计，但《汉书窥管》征引较多的文献中，无疑就有《说文》，多见于疑难字的训注。如《贾捐之传》“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颜师古注曰：“粟久腐坏，则色红赤也。”《汉书窥管》则曰：“红假为  。《说文》七篇上《米部》：，陈臭米。”这是很精彩的考证。

　　《汉书窥管》也偶有刻意求新而失之穿凿之处。然而美玉微瑕，并不能掩盖其学术辉光。1932年，黄侃曾告人曰：“遇夫于《汉书》有发疑正读之功，文章不及葵园（王先谦，号葵园），而学问过之。《汉书补注》若成于遇夫之手，必当突过葵园也。”二人后来虽有学问上的歧见，但当黄侃公允地评骘杨树达时，他对杨树达在《汉书》学上的功夫还是极为佩服的，而这仅是依据《汉书补注补正》作出的。若将之后二十余年杨氏治《汉书》所得加上，恃才的黄侃又会作出怎样的评价呢？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8月4日第1022期）

 

《汉书窥管》（商务印书馆201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