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学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 系列讲座（第二季）第一讲

 

时　间：2014年10月19日

 

主讲人：郑克晟，郑天挺先生哲嗣，著名明清史专家。1931年生于北京，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5年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63年初调至南开大学，先后为讲师、副教授、教授。1989年—1993年兼任南开大学古籍所所长。他治学深受郑天挺先生影响，对明代政治史尤有精心独到的研究。现已出版《明代政争探源》、《明清史探实》等专著，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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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来非常高兴，后来我听说这个报告可能还要录音，所以我就有点儿紧张，因为我原来想随便说一点就完了。不过好在我是老北京，所以我说话大概不会有什么人听不懂，这个是好。另外我说得比较慢，所以说这样大家对一些人名或者是地方可能听得稍微清楚一点。我不愿意耽误大家更多的时间，所以说我维持到一小时多一点咱们就算谈完了。
　　儿子说父亲，我老觉得好像不太好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人一听儿子说父亲的话必然就要打些折扣，我反正客观地说，究竟怎么样大家再仔细考虑，看有一些我说得不对的地方大家再指正。
　　郑天挺他是1899年生，1981年去世，享年是八十二岁。他的幼年的情况大概是这样：他的父亲是一个进士，光绪十六年的进士，后来一直在翰林院工作，翰林院的编修。到了20 世纪初他的父亲就到了东北，东北那个时候叫奉天，奉天做学政，学政就是管教育的一个官。他的父亲大概是四十二岁就去世了，他那个时候才六岁。他的母亲也是一个热爱教育的人，在他的父亲去世了之后她到天津来教书，但是很不幸，教了一年他母亲也去世了，所以等于说他是六岁丧父，七岁丧母，所以他在《清史探微》的序言里头一开始就说：“天挺早失怙恃，未传家学。”这个就是说父母很早就死了，所以说他就没有所谓家学，这个在上一代的史学家都非常重要，有很多著名的文人他的父亲都是学问很好的，对于子女都是管教很严的，但是他很不幸，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教育。比如说跟他同时代的人，像傅斯年、像顾颉刚这些大家他们的家学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他在他父母死了之后，他的母亲的一个表哥叫梁济，这个梁济大家也可能不太熟悉，就是梁漱溟的父亲，结果委托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来照顾我的父亲，后来一直上小学、中学，大概齐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他也有一些优越性，他学清史他有什么优越性呢？他在那个时代他还究竟是经历过清朝末年的那个社会、那个时代，而且他也亲眼目睹了许多清代的掌故，所以这样的话对他后来研究清史还是很有帮助的。
　　正是由于他从小没有父母，寄养在别人的家里，所以说他就在性格上产生了谨慎小心，胆子很小，这个都和他后来做行政工作还是有关系的。
　　到了1917年他就考上了北大国文系，当时北大文科学长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文学院的院长就是陈独秀，教授就有胡适等人，所以说他也是胡适的学生。同学中有很多都是著名的学者，像顾颉刚、傅斯年、罗常培等等，还有很多的人全都跟他是前后的同学。因为他是1917年入学，所以说他们都赶上了“五四运动”，他也和当时的这些学生一样走上街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另外他自己也参加了当时北大的学生会的工作，有一次还代表北大到天津的南开去做联络工作，这个是他上大学的时候大概的一个情况。
　　另外也就是在“五四运动”的后一年，这个时候日本的军队在福州登陆，残杀了中国人民，这个在近代史上说叫“闽案”，闽就是福建。刚才我忘了说了，郑先生他是福建人，所以说由于“闽案”的结果，在福建的一些学生举行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侵略福建。在北京的一些福建的学生也群起响应，编一些报刊、开会——开集会，然后反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时候参加的人有很多也是著名的文学家，比如说谢冰心，比如说郑振铎，还有比如说黄庐隐，黄庐隐也是著名的一个女作家，不过她死得很早，30年代就死了，就是有很多人，他们这些人还成立学会，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是在大学简单的情况。
　　在1921年的时候，他就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那个时候的名字叫“北大国学门研究生”，他的导师叫钱玄同。钱玄同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大概好像不到40年代他就去世了。他在做研究生的时候有几件事情可以提一下，一个就是参加整理明清档案。明清档案说来还是话长，简单来说就是清朝的一些档案最后是存在故宫，后来故宫又移到了历史博物馆，就搁在一个仓库里头，结果仓库里头漏水，损失很大。另外历史博物馆也感到这个档案太多了，从明朝末年一直到清朝初年这么多档案简直它就是一个大包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希望给卖了，结果它卖给一个纸行，纸行大概那个时候是四千块钱，卖完之后有一个著名的学者是搞甲骨文的金石学的叫罗振玉，这个人后来在伪满的时候做了汉奸了，但是这个人他很注意学术，结果他就花了一万多块钱给买回来了。结果这个档案当然最后是让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给买了去了，这部分档案大部分现在都在台湾，现在已经都给整理得很好了，看着也都很方便，它存的地方都有暖气，恒温。
　　另外还有一部分明清档案就转给了北京大学，这个时间大概就是在1923 年到1924 年左右，那个时候郑先生正在北大，所以说参加了整理，这对他研究清史有很大的帮助。他整理档案的时候也有一些记录，他就说有一个档案非常有意思，它这个档案是清朝雍正十三年的十一月云南来了一个文件，他说我们听说雍正继位了我感到非常的高兴，特此祝贺。结果实际上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份他收到继位诏时候实际上这个时候雍正已经死了，因为大家伙知道雍正一共才十三年，而且雍正是雍正十三年的八月份死的。所以就说那个时候它这个公文传递是很费时间的，当然一些属于重要的文件不在此间，就是一般的从云南到北京那是很费时间的，这个也是他在做研究生的时候一件事情，就是整理明清档案。
　　还有一件事情，他在这个时候写了一本书，因为那个时候研究生可以到外面去兼职，那个时候研究生岁数都比较大了，而且也都结了婚了，有了家庭的人负担就很重，他得到外边工作去。结果郑先生他在这个时候他到一个机构，叫法权讨论委员会，他来做秘书，当然是当时最低的职员了。当时法权讨论委员会存了很多清朝的档案，他看到有这些档案他非常高兴。当时他们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叫张耀曾，说你可以看这个文件可以写点儿东西，然后他就特别注意领事裁判权的问题。领事裁判权实际上是这样，也是属于一种不平等的条约，就是说对这些列强到了中国来了之后，如果他本国的人民犯了罪他要干预，按照现在来说，就是说你在中国犯了法了，就应该按照中国的法律来处罚。可是列强他不是这样，他希望他这个领事能够参与裁判，这个当然是一种不平等的一个条约。然后他就根据这些档案写了一本书，叫《列国对华领事裁判权志要》，这个是郑天挺先生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这个书都是用文言文写的，所以说大家伙现在看着就可能有一些吃力了。所以他在研究生的时候我就是举这三件事情，都对他后来研究清史还是有关系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他在研究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导师都很多，研究生不太多，老师和学生定期总要在一个地方集会，大家伙儿谈一谈。他们有一次就在陶然亭的附近开会，他的其中一个导师叫陈垣，这个陈垣就是后来辅仁大学、北师大校长，这也是一个很老的先生，已经故去了很多年了。那个时候北大的明清档案实际上是由陈源领导的。结果在这个集会上陈源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现在研究国学、研究汉学动不动一说就说巴黎、说法国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东京、说日本怎么样怎么样，从来都很少说中国本身，这个很不正常，我们应该大家努力，应该把汉学中心夺回到中国来。郑天挺也感到他说得非常对，也是很受刺激，这也使他后来在学问上明白应该怎么样来努力，把汉学的中心夺回中国。
　　上完研究生之后，结果他就做北京预科的讲师，教国文，这个时候正好是北洋军阀的后期了，其中有一个对于对教职员很不利的情况，就是经常欠薪，到了应该发工资的时候了它不发，或者少发，有的时候甚至于就先发一两成，你本来一百块钱，他发你一二十块钱，这个情况到了特别是张作霖时代的时候那就非常严重了，所以这样的话很多人就都不愿意在北方待着了，就愿意到南方去，所以这个时候他也就到南方去了。到南方去他先是在他的表哥梁漱溟，先到他表哥那儿去当秘书，梁漱溟当时在广州工作，他做什么工作呢？他主要要推行他的乡村教育，结果广州因为那个时候派系很复杂，梁漱溟的计划就失败了，梁漱溟一怒之下就走了，所以说郑天挺先生他也就走了。走了之后他就找他的老师，一个叫蒋梦麟的，蒋梦麟后来在教育部也做过部长，后来1949年之后到了台湾，他到台湾在“农村复兴委员会”做主任，在台湾他也做了好多事，比如说弄水库、搞节制生育、搞土地改革什么的，这个今天就不说了。那个时候蒋梦麟是做浙江大学的校长，所以后来蒋梦麟就给他弄到浙江大学去，他就做秘书，做了时间很短，后来蒋梦麟就做了教育部部长，后来他又跟着蒋梦麟到教育部，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全国教育会议，他参加那个的筹办。到了1930年的时候，蒋梦麟就回到北京做北大校长，郑先生他也就跟着回来了。就是说他从1917年北大上学，后来又在北大教过书，到了1930年他又回到北大来。到了1933年的时候，很多教授希望郑先生做一些行政工作，所以说他就做北大的秘书长，就是1933年。1933年之后算是北大的中兴时期，就是蒋梦麟1930年回到北大之后一直到1977年，这个算是北大的中兴时期，中兴时期有很大的变化，当然最主要的是请了很多著名的教授。比如说到了蒋梦麟做了北大校长之后，请胡适来做北大的文学院院长，还有其他的很多人。
　　他做了秘书长之后绝不肯续任，他一定还要教书，这是郑先生一个特别值得称赞的地方，就是说行政事务再忙，但是我一定要教书，他在那个时候教书一个是教国文系的古地理，古地理就是讲禹贡这一类的，说得再深一点说实在我不懂，他讲古地理，古地理也有讲义，讲义在最近郑先生出的《清史探微》里头也都有，当然那个还不全，但是有一部分古地理。
　　另外他还教一个叫校勘学，校勘学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说这本书张三，看看那个书里头是不是也是张三，他别是李四，校勘学实际上简单来说就是两种：一种叫本校；一种叫他校。校勘，所谓本校就是同一本书里头，这里头你也应该校，比如说明史，说张三是某年死的，比如洪武十年死的咱们随便一说，结果到了张三的传上就说他不是十年死的，他是八年死的，同一本书里头它都有矛盾，这个叫本校，就是本书里头的校勘。
　　还有一种就是他校，他校就是一本书里头版本很多了，有广东印的，有湖南印的。这个里头，广东的和湖南的印的它是不是一样？它不见得一样。这样要通过校勘可以校勘得出来，而且你可以还进行考证，究竟是谁对，是广东对还是长沙对，这个就是所谓的校勘学。
　　在30年代一开始，咱们刚才说了北大的中兴时期，在明清史方面请来一个重要的教授，叫孟森，这个可以说是现在研究明清史的祖师爷了。孟森原来是在中央大学，中央大学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的首都它在南京，所以说它的学校就叫中央大学。后来大概在1931年左右孟森就由中央大学到了北大，到了北大之后写作非常之多。他教课有一个特点，这个我也是听我的老师说的，因为他是常州人，而且他说话一般的来说北方的学生全都听不懂，但是他有一个好处，他是每上课之前他必然发讲义，所以说选他的课的人不少，结果来了之后领完讲义然后学生就走了，就不听了，一般来说听他的课的人也不过就是五六个人。所以说他的《明史讲义》和《清史讲义》很快就都出来了。
　　另外孟森在这个时候写了一本书叫《清初三大疑案考实》，这个书在当时影响很大，所谓三大疑案是什么呢？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太后下嫁”，太后下嫁就是指顺治的母亲，皇太极的皇后，叫孝庄皇太后，太后下嫁；还有就是“顺治出家”，顺治是不是出家了；还有就是“雍正夺嫡”，雍正夺嫡就是雍正他是不是篡位，这三个问题。他对这三个问题的看法大概是这样，“太后下嫁”他考证的结果他说没有这回事。“顺治出家”他也认为根本没有这回事。“雍正夺嫡”是不是篡位呢？他认为是篡位。所以说当时孟先生他写完了这篇文章之后，这个就是很多人有一些看法，特别是对“太后下嫁”，胡适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你说她没有下嫁，那多尔衮称皇父，说称皇父说是皇父就是尚父，就是和尚的尚，或者是叔父，说这个好像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所以说郑先生在这个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多尔衮称皇父之由来》。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他的观点是跟孟老看法是一样的，他就说太后没有下嫁，至于说是多尔衮称皇父的原因，就是说皇父只是清朝的一个爵位，就算是一个阶级，所以说他写了这篇文章，所以关于“太后下嫁”的问题基本上一些各地的刊物就都没有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就是说认为郑先生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的。郑先生这篇文章我觉得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主要用的都是历史档案，不但是用了北大的历史档案，还用了故宫博物院的历史档案——明清档案。另外还用了史语所，就是我刚才说的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档案，这个虽说郑先生他研究清史他是非常注意档案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后喜欢清史的人或者是研究清史的人不能忽略的一个问题。如果只是像现在在网上查了，别人都已经给弄好了那么一条，那我觉得作为研究工作者来说它是不够的。就这个问题，咱们说的这是30年代的事情。后来有一个中央民族大学的王钟翰先生，他有一个看法，他的看法就我个人来说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王先生搞过满族历史调查，另外他过去也和陈寅恪先生，当然现在陈寅恪也有人叫陈寅恪（kè），不过我们已经都叫惯了，就姑且就是还叫陈寅恪（què）先生，就是中山大学的教授，那是清华最有名的了，过去一提历史专家就是“二陈”，“二陈”就是陈寅恪、陈垣。我觉得王先生说的这个也有一些道理，他说什么呢？他说在少数民族来说哥哥死了，嫂子或者是嫁给弟弟或者是再嫁给别人，这是一个风俗，咱们就不用说了。比如说陈寅恪先生他就说，唐代的时候唐太宗他的哥哥、弟弟建成、元吉的妻子，后来也就很自然地成了唐太宗的后妃了。明代蒙古族有一个“三娘子”，实际上也有这个问题，她为什么“三娘子”？就是嫁了三回，先嫁这个皇帝，后来死了之后就嫁给他儿子，儿子又死了，她又嫁一回，所以说她叫“三娘子”。你们看明代的一些资料里提到蒙古三娘子也是这个原因，所以说王先生认为这是少数民族的习俗，即使清朝的皇太极的皇后，孝庄皇太后嫁给多尔衮这也好像也并不奇怪，当然这个就算是题外话了。
　　在30年代的北大，还有一个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讨论《水经注》的问题。《水经注》是北魏郦道元写的一个东西，在清朝的时候，乾嘉的学者们就纷纷地讨论这个事，其中涉及了很多的人，像戴震戴东原、全祖望，还有杭世骏、赵一清等等人。其中有一个赵一清，这个赵一清他有点儿倒霉，因为他写过一部书叫《直隶河渠水利书》，直隶就是现在的河北省，结果遭到人家窃取了，另外他的一些书，特别是关于《水经注》的一些文章和杭世骏也有雷同的地方，所以当时有人就怀疑说赵一清这学问到底怎么样？他是不是“文抄公”，他老抄别人的？郑先生在这个时候利用了赵一清有一部书叫《三国志注补》，杭世骏也有一部书叫《三国志补注》，结果《补注》和《注补》这两部书进行校勘，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这个是郑先生用校勘学的办法，结果校勘的结果是证明赵一清他的《三国志注补》比杭世骏的材料要多七、八倍，这样就等于给赵一清翻案了，这在当时非常下功夫的一篇文章了，这篇文章在《清史探微》里也有。
　　当时孟森和郑天挺基本上也可以算是师徒之间，两个人很多的问题、看法都是非常相同的，这个就是奠定了北大的所谓的“孟郑”这个说法。
　　到了“七七事变”之后，郑先生他还去医院看孟森，因为那个时候孟森已经得了胃癌了，他已经走不了啦。走不了之后，他跟郑孝胥是很好的朋友了，可是他也作诗骂郑孝胥，孟森这个人是学问上非常勤快的一个人，因为那个时候孟森是住在沙滩，沙滩到北京图书馆大概按现在来说也就是两站多一点，经常是走路到那儿看《李朝实录》，因为那个时候《李朝实录》还很少，孟森当时写了一部书叫《明元清系通纪》，他的研究方法已经有所变化，原来老是想找一些历史的人物、历史的掌故，这个时候他就是踏踏实实地搞《明元清系通纪》。所谓《明元清系通纪》就是用明朝的纪元、清朝的世系整理了一部完整的资料，这个书中华书局也出了。
　　另外那个时候孟森在一起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吴晗，吴晗那个时候也是抄《李朝实录》，《李朝实录》就是朝鲜的实录，那个时候实录很多重要的事情全被掩盖了，只好依靠别的国家的记载中国的事情，而记载中国事情最多的就是《李朝实录》，就是朝鲜的实录。后来在193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孟森已经死了，郑天挺他们已经到了西南联大，他们还开会纪念孟森，郑先生他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纪念孟森的，特别提到了，他的文章叫《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所谓说他晚年著述，就是主要提这个《明元清系通纪》，认为这篇文章还是特别值得称赞。
　　到了抗战的时候，北大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那个时候的校长蒋梦麟和文学院院长胡适以及其他的一些人全都离开了北大，所以说北大只剩下了秘书长郑天挺一个人来主持北大。我顺便说一下，那个时候的北大不是现在的这个城外的北大，现在城外的北大是原来的燕京大学，那个时候北大是在沙滩，那个时候沙滩的西边那边还有很多的房子。
　　结果到了“七七事变”之后，因为正是放暑假的时候，很多人就都走了，结果那个时候郑先生就没办法，怎么办呢？就说给那些没走的学生一个人发20块钱，说让你们赶紧走。然后职员也都处理好了，准备学校到底要到哪儿去听上面的决定。在这个时候，就是1937年9月9号，胡适在武汉他给郑天挺写了一封信，他是匿名写的，他用他的笔名藏晖，他就说听说你们几个人，这里头提到了郑天挺，提到了周作人，提到了罗常培，提到了魏建功，他说听说你们这几个人都决定不走，全都留在北平，这个就是最好的事情了，是最可钦佩的，说你们这样你们可以维持松公府，松公府那个时候就是沙滩附近北大一个地方，“维持松公府的故纸堆”，将来你们还是好好地搞学问，你们要搞了学问你们留在北平的比不留的可能成就还会更大。但是后来由于客观的原因，他们这些人除了周作人之外其他的人全都离开了，到了西南联大了，但是这封信对郑天挺来说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郑天挺他一直不太愿意搞行政，他不愿意搞行政，他就愿意教书写文章、搞研究。所以说胡适这封信说你们还是“维持松公府的故纸堆”，这样你们还搞学问，将来你们成就还会大。所以一方面来说他没有听胡适的，没有留下，他到西南联大去了；另外一方面这句话对他打动很大，所以说他到了昆明之后，就有一段时间他就坚决不愿意干行政的事了。
　　然后1937年他们就先到了长沙临时大学，三个学校：北大、清华、南开。第二年他们又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我简单地说一下西南联大的情况。大家知道当时除了西南联大之外，还有一个西北联大，西北联大就是北洋大学、北师大，还一个叫北平大学，北平大学跟北京大学是两回事，成立一个西北联合大学。这个大学由于内部矛盾，结果没有维持几年就垮了。西南联大它为什么能够一直维持到1946年胜利之后，主要就是从上到下大家伙互相谦让、团结。刚一开始的时候，南开的校长叫张伯苓，张伯苓他就跟蒋梦麟说“我这个表你戴着”，他意思就是说你就代表我了，我对你完全放心。然后蒋梦麟他比梅贻琦大，梅贻琦是南开出身，后来说你梅贻琦你最年轻，所以说你还是你多操心，所以说那个时候三个常务委员里头主任是梅贻琦，就是他们三个里头最年轻的一个人。互相讲团结，没有什么私心，所以就是这样。
　　另外西南联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找一些干部都是和三校尽量有关系的，你比如说当时西南联大有一个秘书主任叫杨振声，这个人也是在学术界很有名的一个人，原来是在清华做过文学院院长、做过教务长，后来又到青岛大学做校长，这个时候他也在西南联大，所以说那个时候让他做秘书主任就特别合适，因为他跟清华的关系非常之近，这个是一个例子。
　　另外像北大有一位叫周秉林的，他原来也在清华教过书，都是这样的关系，所以说那个时候是这样，所以西南联大能够一直地坚持团结，从上到下都是矛盾很少，当然也不能说一点摩擦没有。像钱穆的回忆录里头他也提到好像是1938还是1939年的时候，他说北大的教授开会希望脱离西南联大，当然很多人都不赞成，结果最后也没行。
　　到了1940年的时候好像也有这么一段时间，就是说认为西南联大的行政效率差，所以说是不是应该设立一个校务长，校务长等于说除了常委会主任之外就是一切都由校务长来管，但是这个也就是少数人的意见，最后像讲团结的一些人后来他们是坚决反对这样，所以西南联大整个的八年它是一个非常团结的，这个是事实。所谓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要上边就闹矛盾必然影响到下面，西南联大恰恰是相反的，不是这种情况。从长沙，从长沙临时大学到西南联大的时候，到了西南联大还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西南联大当时校舍不够，刚一到昆明的时候校舍不够，所以说文法学院到了蒙自，就是云南南边的一个小城市。在蒙自大概待了半年左右，这半年郑先生他写了好几篇关于西南史地的一些文章，这也是他的好朋友鼓励他，说你到了西南你应该注意西南的问题，你应该注意西南史地的问题，所以他写了很多文章，这个文章在《清史探微》里头也都有。
　　在这个时候还有这么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吴晗，吴晗写《李朝实录》的中国史料他当时抄了80本，这个大概是在1981年左右中华书局出版的，都是那个时候吴晗亲自抄的，后来吴晗听郑先生说孟老的《明元清系通纪》没有搞完，郑老还想接着搞，他就跟郑先生的好朋友罗常培说，说他要搞没问题，说我那儿抄了80本，全部都可以给他，让他搞。这一个例子也可以说明当时北大和清华的教授都是非常团结的，全是一心一意地搞学问。
　　到了西南联大之后，郑先生他就说我绝对不搞行政了，行政的事可千万别再找我了，那个时候蒋梦麟他很理解，他说行，你不搞就不搞吧，你就教书就完了。可是那个时候梅贻琦他说郑先生现在哪能不搞行政，他搞行政搞得那么好，特别是做预算还都特别得好，口碑也好，所以说在1940年的时候正好联大的教务长调到了四川大学去了，所以他们一致说一定得让郑先生来做联大的总务长，结果郑先生一再地辞，北大的人也劝他说你千万别做，因为三校联合的事情特别是总务长这是最挨骂的事儿，他说我不做，所以说他就是坚决不干，结果最后梅贻琦他就动员一些北大的老教授，说一定得让郑先生做，后来结果就只好做了。因为大家伙全都知道，做总务的事一直是挨骂的事。他做北大秘书长的时候口碑还比较好，就是他这个人比较公正，另外他是一个读书人，他搞行政也不见得特别合适，但是他有一个优点，他就是“好好先生”，就有点儿有求必应，这样的话有的人就是觉得这个人还是挺好的，挺能为教职工多做一些事情。所以到了1940年的时候非让他做，后来北大的原来反对他做的人现在也非得鼓励他做，说咱们还得照顾三个学校的关系还得怎么样，所以说结果他在1940 年初就兼西南联大的总务长，一直到西南联大解散。他做总务长一般地反映还都可以，当时清华的一个理学院的院长，这个人后来在中国科学院做副院长叫吴有训，是个物理学家，吴有训有一次就当着梅贻琦和郑天挺的面，他说现在后方的学校全都痛骂总务长，管总务的人都挨骂，只有西南联大例外。
　　从西南联大一开始郑天挺就开始教明清史，到他去世一直就是教明清史，特别是那个时候西南联大政治系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钱端升，他经常去美国。他有一次就跟郑先生说，现在美国人对于清朝还有满洲国什么的全都弄不清楚怎么回事，所以说郑先生就说明清朝和蒙古还有汉族它是三位一体的问题写了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清朝的皇室的氏族和血系》。氏族他就是说氏族的更迭，血系今天简单地来说就是互相的婚姻。清朝既有蒙古的血系，也有汉族的血系，三位一体，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的几个民族。其中提了一句，他说：“近世强以满洲为地名，以统东北三省，更以之名国，于史无据，最为谬妄。”他就是说满洲是一个地名，结果现在成立了伪的满洲国，统治了咱们的东三省，说还这样“于史无据”，说你在历史上根本没有根据，“最为谬妄”，非常荒谬。他这个就是针对的日本帝国主义，是郑天挺他写清朝的历史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他在解放后像1959年中印边界的问题，他也写文章提供上面参考，当然这个是内参了，《清史探微》也没有。晚年的时候，中国和苏联论战的时候他就注意东北的问题，他也写了很多关于东北问题的一些文章，这个在《清史探微》里头也都有。《清史探微》里头他有一个序，很简短，大概也就是个一百字左右，可是他写得非常之好，我简单地说两句。他就说“天挺早失怙恃，未传家学”，咱们刚才已经说了，“粗涉载籍”这个也是他谦虚的话了。他说“比岁僻居无书”，就是说到了昆明之后书很少；“蓄疑难证”，原来在学术上想的一些问题也都得不到证明，所以我不敢说是《清史探微》是著作；说“独念南来以还”，就是说到了昆明之后“日罕暇逸”，事就很多了，“其研思有间恒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说有的时候想的一些学术的问题是在哪儿？是在跑警报的时候，警报迭作，“晨昏野立”，在城外那儿站着考虑，考虑一些学术的问题；他说“其文无足存”说我的文章存不存都无所谓；“而其时或足记也”，他说抗战那个时候那么艰苦，那么天天跑警报，说这个时候“或足记也”。你们要在网上要看看《清史探微》，可以看看他原来的序。他第一版的《清史探微》是他写的清史论文，主要是十二篇，并不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他30年代写的，当然也不包括现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个。《清史探微》的第一版是1946年出版的，重庆出版的。他那个时候除了这些清史的文章外，他那个时候比较注意的就是“清史余解”。很可惜因为他那个时候事情多，他没搞完，不过《清史探微》里头也有一部分。
　　到了北大复原之后，那就是1946年了，大家伙儿可能都知道，那个时候主要是学生运动了。他那个时候还是北大的秘书长，因为那个时候校长是胡适，胡适经常在外边开会，所以说学校的这些事情主要是他来处理。
　　那个时候他给胡适写信，就提到北大的特点。特别提到了学术应该有自由，北大有自由民主的传统，他就强调这个，在那个时候强调这个就很不容易了，因为大家伙儿知道北大没有校训，前些日子这个学校、那个学校都有校训，实际上学术自由、自由民主传统这个都应该是北大的校训。
　　跟着就是1948年，那个时候胡适就走了，他把校政就委托给汤用彤和郑天挺。汤用彤是后来北大的副校长，汤一介的父亲。那个时候也是国民党“抢救”这些学人，结果他跟汤用彤还有其他的人都不走，所以说那个时候自治会就赠给他一个锦旗，叫“北大舵手”。另外学生自治会也给他写信，说你的这种表现，就是指他“不走迎接解放，全北大的同学不会忘记你，北大的同学的子孙也不会忘记你”。解放后他还做北大的秘书长，到了1950年的时候他就辞去了北大的秘书长，他等于说做了北大的秘书长做了18年。
　　然后就是大家伙儿就全都知道了，1952年就是“三反五反运动”、“思想改造”，他就到了南开大学，后来又做南开大学的副校长，所以说在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北大的副校长何芳川说郑老把他最好的三十年给了北大。到了南开之后，我就简单说一下吧。
　　1980年“文革”以后了，那个时候南开要搞一个“明清史讨论会”，这个会影响很大，来的人也很多，美国的、日本的还有其他国家的大概一百多人。他在这个讨论会里头也提交了一篇文章，叫《清代的幕府》，他那个时候已经81岁，他还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也很不容易。这个文章得到好评，台湾的一个院士叫黄彰健的，他说看了这个文章之后觉得写的真是好。所以说整个来看，我觉得郑先生他研究清史主要和他整理档案是分不开的，他到了解放后他还整理北大的明清档案，特别是明代的档案，明末的档案，所以他出了一本叫《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另外清代的史料出了一本叫《宋景诗起义史料》，所以他搞清史注意史料，特别是注意档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在今天好像往往很多人虽然说是研究（历史），对原始的档案我觉得是注意不够的，这个是需要继续努力的，就是说我们的前辈，既然都这么重视史料，所以说我们做学生辈的更应该注意这个档案的整理、档案的应用，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我说说郑先生的人品。他这个人名利思想是比较少的，因为这个人也还是特别清廉的，这是有口皆碑的。1952年搞“三反五反”的时候，他做了18年的秘书长，结果后来“背靠背”，结果他是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另外郑先生他这个人很低调，谦恭，他绝不张扬，所以说他和蒋梦麟、梅贻琦、胡适关系都非常好。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人名利思想怎么样。1956年给教授定级，南开大学只有两个一级教授，其中有一个就是郑天挺，另外二级也有一些人，其中有雷海宗。雷海宗原来是清华历史系的系主任，1952年他和郑天挺一起到的南开，他们两个人都互相尊重，关系很好。后来在郑天挺的心里来说他应该跟雷海宗是一样的，所以宣布一、二级教授的时候，宣布他是一级，雷海宗是二级，他就感到好像不太合适，但是他又不敢正面地说不合适，他就提出来，他说我这个一级太高了，我应该二级，他后来他跟我说他实际上的意思他应该跟雷海宗一样，当然例子还很多，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说了。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喜欢买书，那个时候我母亲就觉得他花钱太多，就不高兴。那个时候也是尽为这个事争执，可是他38岁的时候我母亲因为难产死了，他后来就一直不结婚，他就觉着他一方面对不起他的夫人，另外一方面他也是为了我们这些子女，因为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姐姐才13岁，我才6岁，我弟弟才3岁，这也就是说他在私人道德方面也是非常之好的。
　　下面我再简单地谈一下他对我的教育。我最近有一本书叫《明代政争探源》，是故宫出版社出的，刚刚出，这个是1988 年出的，这回又重印，刚刚重印。在后记里头谈过我父亲对我的教育，我怎么受他的影响。他有一次就跟我说，他说我在1938 年在西南联大教明清史了，说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注意到一个问题，说明朝初年的时候特别是朱元璋的时代，很多江南的文人对元朝非常怀念，这是个问题，后来他就跟我们说他的一些想法。因为我当时听着我也是觉得奇怪，因为咱们学元朝历史的时候，咱们全都知道元朝分四等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南人那就是南方人，怎么现在倒反过来了，南方的文人倒还怀念元朝？另外那个时候学元史咱们也都知道“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工匠第七等，娼妓是第八种，知识分子九儒，然后十丐就是乞丐，那就是最后了，他为什么是这样呢？
　　所以我这个书就是从他对我的指导受到启发，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从朱元璋开始的。朱元璋开始是重赋，赋税重，赋税重必然就影响到这些文人——江南的文人都有地，全是地主，然后我又往后说江南地主和北方地主的问题，这个书如果大家以后在网上要看到的话，要看出还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再联系，希望大家提意见，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在选题方面，在写论文的选题方面他跟我强调“人弃我取”，就是说你别赶热闹，人家现在都那儿写比如说李鸿章也好、袁世凯也好，你就别赶那热闹，人家不愿意搞的你搞，人弃我取，这个也是一个。
　　另外他也跟我说，他说搞学问应该慎重，写不写文章还在其次。写文章的话应该有独到的见解，所谓独到的见解就有独立的见解，就是与人不同的见解，这个我觉得刚才我说的这几点全都是对我影响非常之大的。我没想到耽误大家这么多时间，大概齐我介绍郑天挺和《清史探微》就想到了这么多，如果大家要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还可以再聊聊。我的讲演大概就是这么多，请大家原谅。

 

（书稿责编：朱绛）

 

《清史探微》（商务印书馆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