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学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 系列讲座（第二季）第二讲

 

时　间：2014年11月1日

 

主讲人：梁钦宁，梁漱溟先生嫡孙，《这个世界会好的——梁漱溟先生生平图片纪念展》全国巡展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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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应邀来到首都图书馆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分享我祖父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的一些经历。我把讲座的名字稍微做了一个改变，原来是叫“梁漱溟：新文化运动的特立独行者”，我给改成了“梁漱溟在新文化运动中特立独行”，强调了一个动感的感觉，因为现在是一个符号的时代，需要标签、需要符号，虽然我祖父身上有很多光环、很多标签，但是我觉得他更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行动的人，他的思想是能够落实到他的行动中的。

　　在介绍我祖父之前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家族，这一张是我祖母小时候他们的全家福，前排两手交叉的那个男孩就是我的祖父梁漱溟，他的左右是他的两个妹妹，相反都比他高，在照片的最右侧是他的哥哥，在后面穿黑衣的男子是我的曾祖，我祖父的正后方那个老太太就是我祖父的奶奶，在左侧的后面那个立着的女性是我祖父的母亲。

　　我们梁家人之所以姓梁要溯源于元朝宗室，我们家是有蒙古族血统，族谱写到的是忽必烈第五子和克齐之子是我们的远祖。我们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家庭，我的祖父的母亲是大理白族张氏家族，张氏在大理也是名门望族，后面也会讲到张耀曾先生都是大理白族张家的一个名门后裔。讲到我的祖父就要先讲到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叫梁济，字巨川，他对梁漱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像豪侠仗义、勇于担当等这些都来自于他的影响，因为他虽然是一个清廷的小官吏，没有什么大名气、大作为，但是他对中国的国事的关心也影响到了我的祖父，像他在日常生活中对我祖父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是通过他自己的行为，比如勇于担当。我讲个小故事，这个讲座也讲到郑天挺先生，郑天挺先生就是我祖父的表弟，他的母亲，他们在天津得了白喉，和他弟弟都要快故去的时候，就通知我的曾祖，希望把郑天挺还有他弟弟托孤给梁家。当时白喉是一种传染病，是有风险的，我的曾祖去天津就把郑天挺还有他的弟弟带回了北京，作为他的法定监护人，照料他的生活，管理他母亲留下的财产，帮助他们。还有我祖父的朋友，这回我没有他的照片，叫彭翼仲先生，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先驱式人物，他1902年就办了民间的报纸《启蒙画报》，这些对我祖父都有很深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梁启超先生对我祖父早期的思想有一定影响，他的君主立宪，当时办的那些《新民文丛》，我祖父都是买来合订本，大概有五六百万字之巨，他来阅读。从小他没读过《四书》、《五经》，他在小时候学的是什么呀？西式小学，北京第一家叫中西小学，学的是英文、历史、语言、地理这些东西，早期他没有受到中国传统的教育，相反在一个开明的家庭接受了相对新式的教育，他后来上到中学就是北京著名的“顺天中学堂”，后来又改成“顺天高等学堂”，像我祖父、张申府先生、汤用彤都出自这个学校，而且他们正好都是那一年的同学，但是同校不同班。

　　1910年他在上中学的时候顺天中学堂他们同班来了一个革命党人，同盟会的叫甄元熙，后来做到广东大元帅府的秘书，他跟我祖父在中学交往非常密切，我祖父当时受梁启超先生的影响是赞成君主立宪，甄元熙是同盟会，是要求革命，要驱除鞑虏，所以他们难免有些争论，但并不妨碍他们的相互影响、相互的接触，相反他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而且甄元熙通过他自己的表达也深深影响到我的祖父，我祖父也就加入了京津同盟会，就是同盟会京津支部，在他文字上有过，搞了些手枪、炸弹的把戏。当时在东单二条有个杂货铺，是他们的接头据点，可是还没容他们有真正的什么行动，辛亥革命就胜利了，这样他就正好也就中学毕业了。这是他中学毕业后的一张照片，我可能看我祖父所有的照片这是他在年轻时最时髦的一张照片，因为他的穿着的衣物都源于他大哥从日本留学带回来的，你看皮鞋非常得亮，这大概是他年轻时比较新潮一点的照片。他来到民国受甄元熙的介绍进入了《民国报》，甄元熙任社长，孙炳文先生字浚明，他任总编。孙炳文先生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他，但是我说一个人大家有可能知道，孙维世的父亲，而且孙炳文先生后来经周恩来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三几年在上海就义。我祖父本名不叫梁漱溟，他叫梁焕鼎，字寿铭，笔名瘦民，还有寿名，因为当记者，在《民国报》当外勤记者和编辑需要笔名，有一次孙炳文先生给他写了扇面就用了“漱溟”二字，我祖父后来用来比较习惯了，从此以漱溟行世。1913年他们就开始在《民国报》担任记者，他经常出入国会，看到了当时政治的局面，也有记载，当时他对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的时候，他认为袁世凯当时穿着的是一个旧衣服，而且胡须也没有剃，非常不严肃、不庄重地来参加这个活动，当时对他的影响颇为深刻。在那儿他也结识了政界的一些人士，对当时的时局政事他也有自己的观察。

　　后来同盟会改组，成立了中国国民党，然后《民国报》进行改组，甄元熙和孙炳文相继离开，我祖父自然而然也就随之离开了，他在那一段时间在家去自己专心地区别研习佛法，自学，在琉璃厂去买来这些佛经、佛典，自己在家那儿自学，所以他的表舅张耀曾先生后来就任中华民国司法总长的时候就想到他，因为他对他比较了解，让他就任他的机要秘书。张耀曾先生是我祖父的表舅，他是大理白族人，他是《临时约法》的起草者之一。他在司法部担任总长秘书期间也经常出入国会，也结识了一些政要，其中就有教育部长等等，他那一阵还是继续他的佛学的学习。

　　后来有一件事深深地影响到他，促使他写下了这篇《究元决疑论》，这是一篇影响和改变他人生命运非常重要的文章。此文评议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崇佛法。他写这个书的一个原因就来自于这位先生，叫黄远生，本名黄基，字远庸，笔名远生，后来大家就跟梁漱溟一样，黄远生大家都叫惯了，他被誉为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他跟我祖父有一些交集，他们在1913 年我祖父送他的妹妹去西安读书的时候，就在西安卧龙寺去跟庙里的和尚去探讨佛法、佛典，然后和尚告诉他康有为“康南海”从他们这个寺庙借了很多孤本的这些佛经、佛典不还，他们碍着康有为的名气奈何他不得，我祖父当时自告奋勇，想替他们主张权利，他就回来找到黄远生。黄远生他留学日本，学的是法律，同时也是一个大律师，他虽然只年长我祖父六岁，但是他成名早，那阵由于律师收入比较高，过的生活是非常优越的，当时我祖父去他们家拜访的时候就看到他的家庭环境非常好。但是他对这么一个布衣青年没有慢怠，一一解答了我祖父的这些问题，这是他们的一段交往。后来我祖父又编了一个小册子，类似于《古文观止》那么一种古文的小册子，请比较有名气的人写一个序，也找到了黄远生，当时他也写了，后来这个书跟商务印书馆合同没谈拢，后来商务印书馆给了50块大洋，这个书就告一段落。虽然没有出，但是他们彼此有一些交流和交谈，我祖父是非常欣赏他的。黄远生作为名记者，他出入国会，针砭时弊，那阵他对袁世凯、孙中山都有褒贬，因为他名气很大，所以都在拉拢他。袁世凯当时为了称帝，就拉拢他，许以重金，同时加以利诱，同时加以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黄远生写了一篇似是而非的文章《谈国体政体》。我祖父看到以后觉得很奇怪，觉得这不像是黄远生的态度，又投书章士钊先生的《甲寅》杂志，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实际上黄远生内心也非常痛苦，但是无奈他在北京在袁世凯的治下，他也不敢说什么，后来他跟林宰平商量好了以后他就先跑到了南方，跑到了上海，也在杂志上、报纸上公开发表了包括回答我祖父的信，表明了他的态度，他是不支持袁世凯称帝的。他当时害怕，还是害怕袁世凯的报复，他就远走海外，1915年冬天他来到了旧金山，就在1915年的12 月25日的下午，他在那里的餐馆吃饭，被人从背后连开两枪毙命，消息传到我祖父耳中，我祖父非常地感慨和痛心，就在这个情况下他写了这篇《究元决疑论》，当时大家都以为是袁世凯派人追杀或者爱国华侨基于义愤，认为他曾经表明态度拥护过袁世凯称帝，或者是爱国华侨对他下的毒手。时间来到了1985 年，在台湾，一个老人即将去世时吐露出背后的真相，此人叫刘北海，是国民党元老，当时是革命党在美洲支部的负责人林森的卫士，他受林森的指使杀害了黄远生，而林森又是得到谁的命令呢？孙中山。这是孙中山先生的一个不光彩的一个小点，因为没有完人，但是真相就是真相，真相是不可战胜的——“真相是时间的孩子，不是权力的孩子”，它必将会穿过重重迷雾走到我们的面前。

　　我祖父写下这篇文章就受到了各方人士的一些关注，当时他发表的是《东方杂志》，可是他投书是章士钊先生的杂志，是后来章士钊先生忙没有看到，被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佛学家蒋维乔先生看到了，拿到了《东方杂志》上发表，在1916年的六、七、八期连载，后来商务印书馆也出过单行本，他写了这篇文章就受到了一些人士的注意，同时他也想拿这篇文章向这些人请教，他就找到了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先生，因为当时我祖父是司法总长的秘书，他自然有机会接触到范先生，他就给范先生写信、投书，范先生希望他引荐去见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先生也就是在1916年秋天也接到了司法总长范源濂先生的邀请，让他出任北京大学的校长，那阵是刚刚邀请他从苏州回来，然后我祖父投书给范源濂先生，范源濂先生还专门给他写了一个名片：蔡鹤卿先生，范源濂谨荐梁漱溟君。后来他又投书蔡先生，就是范源濂先生给他地址以后他又给蔡先生写信，你看这是专门文字上可以看到他想拿这篇文章去向蔡先生请教。

　　1917年1月4号的白天，这回我跟蔡先生的孙女考证清楚了，说1914年的白天蔡先生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晚间就在他的寓所接待了我的祖父的拜访。我祖父当时是持着这篇《究元决疑论》的文章向蔡先生请教，一见面蔡先生说这个文章我已经看过了，写得很好，我这回受邀主政北大，希望你能来哲学门来担任个教师，教印度哲学。我祖父有点儿惊讶，为什么？他只是一个中学学历，中学毕业以后他因为投身新闻事业，就做了一个新闻记者，他没有去考学，没有任何的资历，蔡先生就邀请他出任北京大学的讲师，他有点儿惊讶。当时他就推托道，他说蔡先生印度哲学有六个门派之多，我只是对佛学略知一二，你让我去教恐怕不合适。蔡先生说：“我现在也寻不到其他人，你来就好。”我祖父还是在推辞，但是蔡先生说你不要把它当作教书，你就当作把喜欢哲学的一班朋友聚在一起，大家共同地来研究、探讨，蔡先生再三邀请，我祖父也不好推特就应承了下来，这一天他答应了蔡先生的邀请出任北大的讲师，但是他又向蔡先生言明他无法立刻就任，那阵他还是司法总长的秘书，还有很繁忙的工作。蔡先生允许他介绍一个他认为能够替代他的朋友来代课，我祖父就推荐了许丹许季上先生来替他讲印度哲学这门课，所以他还做司法总长的秘书。也就是1917年的夏天，那阵他也随着张耀曾辞离司法总长的职位，他也自然而然不再担任这个秘书了，就赋闲在家，当时他也游历湖南的寺庙，当时都差一点在那儿出家，但是因为兵祸、战乱使他痛下决心，他还是想要做一番事业，所以他回到北京也接到了蔡先生的通知，因为许丹先生许季上先生得了一场大病不能再替他代课了，让他赶快来上课，所以在1917年的11月份，他就正式先去北大校长办公室去报到，去报到时蔡元培先生和陈独秀先生在那儿，我祖父一进门寒暄过后，直截了当地就问蔡先生：你们对孔子是什么态度？蔡先生一愣，因为你想想我祖父当时24岁，一个小年轻儿，对一个校长，而且对他知遇之恩的校长毫不客气地问问题，有一些惊讶。但是他还是很包容的，他就答到“我们不反对孔子”，我祖父就说“我不但不反对孔子，我此次来北大就是替孔子说个明白，不做旁的事情”，大家可以注意这一点，这是我祖父公开的第一次对孔子的表态，以后我会接着讲他的态度。所以1917年的12月5日北京大学的《日刊》上正式刊出梁漱溟开始讲授印度哲学，然后他通过这篇文章一是得到了蔡先生的赏识进了北京大学，同时也得到了一些前辈学者的垂青，像林宰平先生，林宰平先生大家可能知道的人不多，黄远生最后的遗著的合集《远生遗著》，还有梁启超先生的《饮冰室合集》最后的编撰整理者全是他，而且梁启超把他所有的东西直接就委托给林宰平先生，因为他曾经也是一个法律学家，也是留日学习法律的，所以他有一些法学界的朋友，他认识司法部的同事主动来结识我的祖父。

　　1920年的夏天有一辆小汽车，停在了我们家在崇文门外英子胡同的门口，我祖父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个时代要是看到一辆汽车是非常不容易的。从车下走下来谁啊？林宰平先生、蒋百里先生、梁启超先生，还有梁启超先生的嫡子梁思成先生，他们四个人来登门造访。我祖父当时非常的惊讶，因为他非常的仰慕梁启超先生，但是为什么没有主动去结识他呢？这可能就源于我的曾祖，我的曾祖也是非常赞同君主立宪的，曾四次投书两次拜访梁启超先生而不得，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我的祖父可能有些担心，觉得梁先生架子比较高大，可能不愿意见，所以他有这种抵触心理，他没有主动去拜访他，相反是他们主动地来拜访他，使得我祖父很惊讶。他们来拜访他也是因为这篇文章，来探讨佛法、佛理。这篇文章还让我祖父得以结识了熊十力先生，著名的一个哲学家，也被认为是中国的新儒学的三圣之一。因为在这篇文章里我祖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熊十力，说“此土凡夫熊升恒”，熊十力先生的字是升恒，“愚昧无知”，就是对佛法不懂，说三道四，批评了他。也是20年前后的夏天，熊先生写个明信片寄到北京大学给我祖父，在明信片上说那篇文章我看过了，骂我的不错，我现在在南开教中学，暑假想过来，能不能见个面。我祖父就回书，“可以，没有问题”，这样他们就在北京的广济寺得以相见，从此一见如故，成为终身的朋友。熊先生这个人的为人非常的豪放，他跟我祖父一样是属于自学成才的，没有上过什么学，他学历可能比我祖父还要低，但是他为人豪放，行事很豪放，跟我祖父的风格很相反，但是他们俩却非常友善、友好，而且经常他们的学生都互为学生，我爷爷的学生就管他叫真师，他的学生也管我爷爷叫术师，所以他们非常好。熊先生这个人还有他自己一个特点，他这个人非常的豪放，同时他在生活中非常的随意。这个人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他不识数，数字的大小、钱币的大小他不知道，所以他兜从来不放钱。他曾经跟我祖父还有一帮学生在大有庄，在中央党校旁边同住同睡不带家眷，当时还有一个德国人，只有两个人是吃单独的饮食的，一个是西洋人，还有一个就是熊先生，为什么？熊先生的饮食每天必须有肉，而且不能少于半斤，其中有一天他就把负责采买的薄蓬山叫来，“小薄，这个肉我怎么觉得少？”后来薄蓬山说我看着他说的有半斤，然后熊先生这个事就过去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熊先生还是觉得肉少，又把薄蓬山叫来问，薄蓬山说我亲自在店里看他秤的，足足的八两，当时旧时的半斤就是八两，有这么一个成语半斤八两，但是熊先生不识数，他听着感觉八两就比半斤多，从此就不再问了。而且他这个人非常容易相信人，可能由于他们熊先生跟我祖父的关系，我的父亲还认了熊先生做干爹。他那阵1948 年的时候在北大教书，我爸就去看他，他看我爸学的是生物，所以他就问培宽吃什么有营养？我爸说牛奶，现在从西洋看他们吃牛奶都比较强壮，说了一通，然后说还有红辣椒，维生素A、维生素C，挺好，挺好，过一段我爸又去看他，就看到熊先生拿牛奶煮面条呐，然后小菜里也有红辣椒，这是熊先生的两段轶事。

　　熊先生后来经我祖父的介绍去了南京支那内学院学习，当时他在支那内学院也结识了陈铭枢先生。所以这篇《究元决疑论》使我祖父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垂青，让他来到了北大任教，也结识了一些前辈大家，也结识了一些好朋友，所以这篇文章对改变他的人生命运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他1917年12月份正式就任北大的讲师，可是他却说北京大学培养了我。

　　他进入北大以后他还写下了一篇小文章叫《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当时军阀混战，他起来号召大家发起，大家起来举行“国民息兵会”，这个活动李大钊先生也参与了。他当时为了表明态度，写了一篇小文章，大家通过这个小文章的一段话可以看到我祖父当时就具备了一种担当的精神，我给大家稍微念一段：“余以为若不办，安得有办法。若要办即刻有办法。今但决于大家之办不办，大家之中自吾曹始，吾曹之中必自我始。个个之人各有其我，即必各自其我始。我今不为，而望谁为之乎？嗟乎！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他那时就开始以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一种担当的精神去参与解决这些问题，这个小文章当时他自费印刷了几千册，在社会上还有在北大的教研休息室里散发，其中有一次辜鸿铭先生走到教研休息室看到这个小册子拿起来看了看，我祖父当时在一旁，望了他一眼，他说了一句话“有心人哉！”胡适先生也看到了这篇文章，他当时是北大的教授、留洋的博士，“梁先生这个人是要革命的”，在日记里写下了。

　　来到北大，我祖父的学历是最低的，又没有什么背景，当时北大已经是人才济济，“新派”、“旧派”，“新派”的人物像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旧派”的刘师培、黄侃、林琴南等等都云集在此，当时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发源地，而我祖父在“新派”、“旧派”的中间，左右不能。他对旧派是不认可，他认为他们说的那些旧道理被陈独秀骂得体无完肤，回嘴不得；而“新派”又认为他是“旧派”的人物，又不太理会他，所以他备受压力，这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杂志，《新青年》。所以“新派”当时他们高喊着“打倒孔家店”、民主、科学的口号，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瞩目，其中为首的就是陈独秀先生，我祖父对他的评价是陈先生是一个反封建的闯将，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头脑明晰，笔锋锐利，批判“旧派”观点如摧枯拉朽。所以陈先生之精辟廉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所以他非常欣赏陈先生那种豪放、勇敢的态度。陈先生也是中共早期的创始人之一，有“南陈北李”之称。

　　这是1919年北大哲学门的毕业照。这个照片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当时照完这张照片，班长孙炳文拿这张照片就去给陈先生看，陈先生看过说照得都挺好的，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长了一点。大家可以看到在右边第二、三中间有一只脚伸得比较长，就一只脚。后来孙炳文先生说这哪里是梁先生的脚，是您的脚伸到梁先生前面去了，陈独秀看过哈哈大笑，在后排的在第二排左四就是冯友兰先生，他的毕业论文指导者是我的祖父，我祖父记得他毕业论文是他给批阅的。冯友兰先生原来也是“尊孔派”，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后我再讲1974年那一段。

　　当然“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不得不说，就是胡适先生，胡适之。我祖父对他的“白话文运动”是非常欣赏的，他说“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属新文化运动的灵魂”，你看他对白话文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但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旧交锋，我祖父又参与其中，他们之间难免有一些文章进行交锋和碰撞，所以他们就产生了一些碰撞，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很平常。但我祖父却表明他自己对这种碰撞的一种态度，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不认为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我是没有敌人的。”他又说：“在这个时候，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我们都是一伙子！”这句话放到当下也有他深刻的意义，希望大家去思考。我们搞阶级斗争、搞对立是没有出路的，和而不同这才有这个国家的发展。

　　新文化运动虽然蔡先生不是主要的人物，但他对新文化的发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祖父认为：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个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时运来临时，许多人都参与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所以我祖父对蔡先生非常地推崇。他又说道：“所有陈、胡（陈独秀、胡适）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个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能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我祖父对蔡先生的推崇，去年我还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认为梁漱溟夸大了蔡先生的功劳，但是我以为他认为蔡先生的理念不过是现代大学所应该具备的理念，他这句话不差，但是我又请问蔡先生就任北大马上快一百年了，这一百年来举目望去，中国又有哪位校长做到了呢？这个很重要，知行合一，我一直会要强调的“知行”，知道没有用，需要行动。

　　这句话我觉得挺重要，希望给大家念一下。蔡先生，“他对于我讲的印度哲学、中国文化等自亦颇感兴味，不存成见，这是一种气度。这一气度完全由他富于哲学兴趣相应而俱来的。换而言之，若胸怀意识太偏于实用，或独断固执脾气的人，便不会如此了。这气度为大学校长所必要的；老实说，这于一个为政于国的人有时同属必要吧！治国也是如此。”

　　就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我的曾祖在1918年9月就开始写他的遗书，他要《敬告世人书》，他当时看到社会动荡，在政府里的人都是为一己之利，根本不考虑国家，根本不考虑民众，他决定以身殉死，警醒国人。他在他的《敬告世人书》中写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就在1918年他生日的前几天，他就准备去投湖，当时他谁也没告诉，而且他写下了遗书，而且把他自己的债务、欠的钱他自己都还掉了，借的钱挨家都送还后，一天在家中他跟我祖父碰了个面，他问：“世界会好吗？”问我祖父，我祖父随口答：“会好的，相信一天天会往好里去的。”这就是他们父子最后的对话。有一个著名的我祖父跟美国的艾恺教授的对话“这个世界会好吗？”就源自于这句话，是我的曾祖问我的祖父“世界会好吗？”三天后，在他的60岁生日，家里都准备给他过生日了，他投积水潭自尽。后人为了纪念他，在他投湖殉道之处立了“桂林梁先生殉道处”，“文革”期间也被毁坏了。他在北大因为受到新派、旧派的这种压力下，他得自己去钻下心来研究文化、研究哲学。所以，他在写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他说过一句话“诸君或不相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是逼出来的。”就是环境所逼、形势所逼，迫使他不得不对中国文化、西洋文化、印度文化，世界上三大主流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从1920年他就做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开始在北大，然后在山东，后来成为当时在“新文化运动”中非常有影响的一部著作。

　　当时蒋百里给他的老师梁启超写信称赞此书“此亦迩震古铄今之作”；胡秋原先生说：“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叹的深刻思想力”；熊十力先生也说：“梁先生提出未来世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话，是很有胆识的”。在当时迅速被印成十二国文字，而且也多次发表出版，从1922 年至今一直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也让他一举成为全国乃至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哲学家，甚至于直到三十年代西洋人一直以为梁氏是中国的唯一哲学家。这是源于什么呢？陈独秀、胡适之、张申府等等那些大家为什么西洋人没有认同他们呢？就源于他们是拿来主义，没有创新。梁漱溟呢？是在总结三种文化的基础上对三种文化的评判，他是有创新的发展，所以这上头也谈到了孔子，我祖父对孔子的态度在这本书又一次体现，但是他不是简单地赞成。现在也开始“尊孔”了，我有些担忧，我怕是一种简单的方式，对待文化一定要是继承发展的，不能抱住老道理来解决新问题，我们得有发展的。

　　这本书现在还在商务印书馆出。从1922 年到现在都快一百年了。这本书让他迅速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知名人物，当时他在北大只是一个讲师，可是当时做民意测验，全国十大名人，梁漱溟跟冯玉祥并列第十，可见这本书给他带来的影响力。通过这个书他也结识了像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李济深先生，他也是国民党的元老，还有陈铭枢先生，最重要的就是冯玉祥先生，冯玉祥先生还专门请他去南苑，他那阵屯兵南苑，在南苑练兵有五个旅。他亲自陪同，每个旅做一次儒家哲学的演讲，营以上的军官都要听，当时就有韩复榘先生在此旁听，就因为有这份渊源，才有后来我祖父在山东得到韩复榘先生支持搞乡村建设的实践，以后再讲这个话题。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比较中国文化、西洋文化和印度文化三大文化的类型。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人对人的；西洋文化是人对物的；印度文化是人对自身的，都有不同的诉求、欲求。我在这儿对这本书不做过多的介绍，我只是把他的结论告诉大家，对三种文化他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最近的未来世界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我这里非常想跟大家分享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补遗的一段话，这句话大家可以仔细去品味它：“我相信凡是人都是会自己去走对的路的，所有的不对都在‘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这就是说，有些人想借某种权力去压下别的意思，推行自己的意见；只信任自己，不信任大家。我以为我们有什么意思可以尽管陈述；但不应该强众从我。”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大家本来都是自己能走对的路，如果真是靠我一个人去纠正大家，即是已足表明此事之无甚希望。不信任人，是最不对的；人在直觉上都自然会找到对上去。所以知识上、人格上的错处坏处，都是一时的，结果是终究要对的。用强力干涉，固然错误，忧愁这世界要愈弄愈坏，也是错误。我信人都是好的，没有坏的；最好是任听大家自己去走，自然走对。因此我全无悲观，总觉得无论如何都对。我从来未曾反对过谁的说话。同我极不对的话，都任凭去说，说了有好处的，因为经过了这一步，便可以顺次去走下一步。人都是要求善求真的，并且他都有求得到善和真的可能。这话看似平常，实甚重要。”九十多年了，马上一百年了，这段话所阐述的这些问题在当下依然存在，所以我们需要反思如何改变这种现象。

　　他在北大交的这些朋友都是亦师亦友式的，这是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一版，他登了一张照片，你看边上的几个人，从左到右：叶麟、朱谦之、梁漱溟、黄艮庸。其实除了我祖父之外那三个人都是他的学生，但是他无所谓师生。我祖父特别写道：“这是我同我三个顶好的朋友叶麟、朱谦之、黄庆（艮庸）的照相，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却四人年皆在二十几岁，差不许多。我们相与并无所谓先生和学生，只是朋友，而且是小孩子般的朋友。四人性格和见解并不相同，几乎一个人一个样子，所以议论每多不合，但是总觉得相对是第一乐事。……”

　　现在当下学术界的一些争论我觉得跟民国时代他们学者的那种关系差距太大了，现在有时候谈论一些问题，比如一个转基因问题，大家去探讨都是为人生活得更好来探究明白，可是为什么要扯到人身攻击上，我真是不太理解他们，可能是“阶级斗争的余毒”，这是一句“文化大革命”的话，但是用在此不错。

　　他的学生有谁呢？有冯友兰、顾颉刚、朱自清，这都是在他那个班上读过书的学生。还有一些旁听生也很有名的，有叫王恩洋的“唯识”大家，当时我祖父推荐熊十力先生、王恩洋都去找南京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大师去学习“唯识”，王恩洋先生一直追随着欧阳竟无左右，就留下来，后来成为唯识大家。

　　“新文化运动”伴生着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就是“五四运动”。通常在过去的历史经常是用“五四运动”替代了“新文化运动”，甚至于用“五四运动”包括了“新文化运动”，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对的，那是一个政治上的说法，因为以前的历史以政治为导向，现在我觉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应该区隔的，是严格区隔分开的。“五四运动”的爆发是源于“巴黎和会”。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但是在和谈的地位、在和谈所获得的权益上备受冷落。消息传到国内，当时报刊杂志多有评论，当时争论山东问题，因为德国战败了，把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让给了日本，所以当时传到国内，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却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大家是非常地愤慨，所以就在1919年的5月4日的下午，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北京市的十几所高校大家都来到举行游行，在天安门，当时“五四”的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拒绝在黎和会上签字”。这个爱国的运动是正义的，是应该得到褒奖的，而且也确实凝聚了国人的爱国之心，但是爱国运动中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在穿插其中，当时“五四”的总指挥是傅斯年先生，《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者罗家伦，文言文的起草者就是许德珩先生，他们都参与其中，通过运动罢免了曹、陆、章三人，并且拒绝在巴黎和会签字。但是“五四运动”在那天下午还有一个非常不和谐的声音，一个事件——“火烧赵家楼”，在过去的历史上对“火烧赵家楼”这个行为都是褒奖有嘉，我在此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这是“火烧赵家楼”的一个地点，现在已经没有了，赵家楼饭店，大家可以看到在纪念的铭牌上写到了这么一句话“痛打了章宗祥，曹的住宅也起了火”，这句话很有意思，怎么起的火？放火。谁放的？当时按照政治行为定义是曹家自己点的，实际不是，是谁？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匡互生，他到曹宅他点的火。他点火时北大的一个学生领袖段锡朋曾阻止他，说你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我负不起责任。匡互生说我不要你负责，他这都是有预谋的，他点火的这些器物他都带了，给点燃蚊帐什么的。当时他们进到曹家又砸又抢，把银耳、海参还有一些东西都放在院子里打砸，当时曹汝霖的父亲就拦他们说：“你们拿走都行，不要这么毁坏东西。”但学生不听，在那儿又打又砸，当时曹汝霖躲在墙的夹缝里。我刚才落了一句，匡互生自幼学了武功，他是翻墙而入打开大门之人，而且曹宅里有卫兵但没有任何枪械，也没有阻止学生，跟以前说的学生受到了军警的镇压不符。他们打砸抢军警也没有过多制止，匡互生先翻进去的，曹汝霖又躲到夹墙里，章宗祥跑到曹家的伙房躲，后来听到院子那儿说起火了，他害怕就跑出来了。当时他穿得比较整齐，大家也不认识是谁，就把他当作曹汝霖一通痛打。当时屋里还有一个日本记者叫中江丑吉，这个人是一个热爱中国的日本民间人士，他还护着章宗祥，也被挨了一些老拳，但章宗祥就打得半死。他就和曹的佣人把章宗祥拖到院外的小卖部躲在那里，可是后来又被学生发现不肯放过，就拿小卖部的皮蛋，一百多个皮蛋又一通乱打，章宗祥已经奄奄一息了，看到这种情况学生才散去。后来章宗祥被送到医院救治的时候不知死活，学生当时也很害怕，要打死人怎么办，所以当时那一天有一个北大学生叫郭钦光，他本身就有肺病，肺病还是胃病我记不太清楚了，就当场吐血后来就死掉了。后来学生就说那我们就说这是军警打的，就对外声称，军警也把我们学生打死了，后来郭钦光也被定为“五四第一烈士”，现在共青团和社科院做“五四运动”的展览已经把这个事实做了订正，承认他是烈士，但是他自己因为劳累，参加“五四运动”劳累过度而亡，绝不是什么军警殴打，所以真相就是这样，真相需要时间。当时大家对“五四运动”学生的这些行为一片褒奖之声，但是我祖父是什么态度呢？他在5月18日的《国民公报》，还有后来的《每周评论》多家报纸都转载了他《论学生事件》，他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声音，他表明一个什么态度呢？我给大家节选几段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而且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于他，加暴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能不管不顾。”梁漱溟不是法学家，他却具有法学家的思维，大家也记住这个时间点，这是梁漱溟对法学、对法律、法治的第一次公开地表态，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后来的表态。所以联想到先我们强调法治，强调对人的尊重，1919年梁漱溟已经发出了这种声音，但是快一百年了我们还没有完成法治的道路。

　　“绝不能说我们所做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在事实上讲，试问这几年来那一件不是借着国民意思这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大家去想想“文化大革命”一样，我甚至认为“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给我们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就是民众的集体行为的违法行为，不尊重他人的权利。

　　“我以为这实在是极大的毛病。什么毛病？就是专顾自己不管别人，这是几千年的专制（处处都是专制，不但政治一事）养成的。除了仰脸的横行，与低头的顺受横行，再不会事事持自己的意思，而又顾及别人的意思。”这句话很重要，大家去想；“试请大家举目四观，国人中除了仰脸的就是低头的，除了低头的就是仰脸的。由看一个人，除了仰脸的时候就是低头的时候，除了低头的时候就是仰脸的时候。寻一个事事晓得不肯横行、与不受横行，实在不容易得。”

　　“这个毛病不去掉，绝不能运用现在的政治制度，更不会运用未来社会改革后的制度。质而言之，就是不会作现在同以后的人类的生活。不会作这种生活，不待什么强邻的侵略，我们自己就不能在现在世界上未来世界上存在。”这就是梁漱溟当时对“五四运动”中不和谐声音的态度，强调法治，强调规则、秩序。可是我们现在还把“火烧赵家楼遗址”作为爱国主义教育，教育我们的青少年，我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这种暴力行为是不应该得到褒奖的。

　　他在北大最好的朋友是谁呢？至熟之友是谁呢？他在他的日记，他在给胡适之的信中写到，“在北大首尾七年独与守常好”。守常是谁呢？就是李大钊，字守常，我祖父当时文人一般都念字号，而不叫什么李大钊，叫守常，就是李大钊，他在北大的最好的朋友就是李大钊，这也体现了和而不同。李大钊先生曾经有70多篇批判孔孟的文章，而梁漱溟是一个维护孔子的人物，他们是好朋友，要放在当下，大家回想这些现在的学者，李大钊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南陈北李”之称。他是受到章士钊先生的引荐得以在北大任图书馆馆长，就是主任，我祖父那阵说他在1919、1920年期间在北大教书的时候，课间休息还有课前他每每都要去守常的办公室取些杂志、取些书看，他要觉得好也不打招呼取走就是。而且我祖父在1921年的冬天准备告别他的佛家生活，开始他的一个新的人生——他要结婚了，他第一个告诉的人就是李大钊。所以李大钊还专门跟他讲结婚在他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李大钊先生是一个遗腹子，他没有见到他的父亲，而且他出生不久母亲也去世了，是由他的祖父母带大的，他12岁就结婚了，他的夫人赵氏长他六、七岁，而且赵氏对他也很支持，他出国留学、奔走他这些文化活动，她都是很予以支持的。

　　后来1927年李大钊先生被张作霖从俄国兵营抓出来以后，我祖父闻讯就立刻去找到章士钊。为什么要找章士钊呢？章士钊一是私人关系跟李大钊先生非常好，他不但推荐李大钊做北大图书馆的馆长，同时也请李大钊先生出任他自己孩子的家庭教师，而且章士钊先生当时的社会活动能力很强，想营救李大钊先生，我祖父就打电话跟他说，他说放心吧，他认识当时张作霖的参谋长叫杨宇霆，杨宇霆他说能保守常不死。我祖父说你能先把他的老婆、孩子给保释出来，当时一同都抓去了。后来章士钊说你放心吧，但是没想到张作霖动手很快，可能没个六、七天就把二十多个革命党李大钊为首的都执行了死刑，而且当时李大钊提出来不要用枪，接受绞刑，这个绞架还是从意大利购置的，这个绞架现在在以前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在叫国家博物馆了，在那儿存放着。当李大钊先生被绞杀以后，我祖父闻讯第一个赶到了李家。当时把李大钊和革命党给杀害了以后，把他的老婆、孩子放出来了，我祖父去到他们家，然后看到的景象是赵夫人痛哭流涕，她的长子李葆华，后来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在那儿呆立一旁。我祖父看到这个状况留下十元钱就走了，就赶到哪儿了呢？赶到长椿街外的长椿寺，这里停放着这些人的灵柩，他是第一个赶到替李大钊先生收殓的，当时他一到警察说终于有人来了，就交给你了。我祖父走到寺内一看，看到李大钊先生的棺材菲薄不堪，就立刻打电话给章宅，给章士钊的夫人吴弱男，通知她来张罗。一是让她去照料赵夫人；二是通知大家，大家筹措钱款给李大钊先生又买了一个非常好的棺木，后来存放在其他寺，后来可能是三几年又移陵现在的北京的万安公墓，现在有一个李大钊烈士陵园，就是三几年移陵的。当时移陵我祖父，我去看了，有捐款的条，我祖父捐了五十元，鲁迅是五元，戴季陶是一百元，我记住了，很多人，北大的这些他的这些朋友，北大的一些学人、学者都纷纷捐款，但是我祖父捐得不算最多的，但是那阵他已经不在北大教书，没有稳定的收入，他能捐出五十元，看来他对这个老朋友是非常在意的。我祖父虽然认为他在北大最好的朋友是李大钊，同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他说虽然我认为我们是好友，但是我觉得不是挚友，因为守常和张申府他们搞共产党这些事情跟我只字未提，所以我不敢枉称在挚友之列，这就是他跟李大钊的一个关系。

　　张申府先生是我祖父在顺天中学堂的中学同学，同校不同班，还有汤用彤，也是研究佛学的很有名的大家，都是同校不同班，但是张申府先生对我祖父前面《究元决疑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有关西洋文化、西洋哲学方面的这些知识都来源于张申府先生的帮助，他们是中学同学。张申府先生也是中共早期的创始人之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三人：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是他们三个人，他是周恩来、朱德入党介绍人。

　　在北大他跟毛泽东有过一面之缘，一面之缘来源于梁焕奎，梁焕奎是湖南梁家，也是焕字辈的，我祖父叫梁焕鼎，而且他们是同高祖的，他们高祖是亲兄弟，湖南的梁家就是从桂林去到梁家成为湖南那儿的一支，而梁焕奎在湖南是有名的士绅，非常有名的民族资本家，他出资资助，跟当时的巡抚陈宝箴提出来资助学生去日本留学，当时就有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梁焕奎是督学，他的弟弟梁焕彝也是杨昌济的好朋友，所以梁家和杨家就有了这个渊源，他跟杨昌济先生、跟梁焕奎先生他们是师生。

　　章士钊先生，章士钊先生很重要，他又推荐了杨昌济先生从湖南来到北大，来哲学系来教伦理学，我祖父也在北大哲学系教印度哲学。梁焕奎1918年因兵祸避难到北京，自然就住在梁家，住在英子胡同，这样杨昌济先生和梁焕奎之间多有往来，梁先生也带着我的祖父出入在现在还在，在北京鼓楼豆腐池胡同15号杨宅，原来十几年前那块树了一个铭牌是“毛泽东故居”，因为毛泽东1918年9、10月份在这儿住了一个月左右，当然毛的名气大，当时立为“毛泽东故居”，后来觉得不合适，现在已经改为“杨昌济故居”了，现在是私宅，不让参观，但是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一去，因为南头就是临街这两间房，临街这两间房就是他和蔡和森住的这两间房，就是临街的这个。因为梁家和杨家的来往，当时毛又寄宿在杨家，以学生之分，当时给老师那儿吃住老师管，但是可能迎来送往、端茶倒水学生就要帮助，所以经常他们见面，但是从没说过话。1938年1月，我祖父首访延安的时候毛见我祖父的第一句话就是“梁先生我们认得，但您究竟是湖南人还是广西人？”因为他知道我爷爷叫本家大哥的梁焕奎，叫大哥的是湖南人，可是又知道梁漱溟是广西桂林人，他很奇怪，他说怎么兄弟是两个省份的出处，就源于毛当时寄宿在杨家耳闻到的。毛在北大这一段对他一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虽然毛不愿意提起，但是确实是对他后来参加中国革命我认为起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他没有来到北京、没有经过章士钊和李大钊先生的引荐去北大图书馆工作，结识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这些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就很难进入他们第一序列的一个圈子，但是他在北京的生活确实又是不太愉快的，因为他口音很重，学生和老师交流都很困难，有时候他每每想跟学生说话，人家都听不懂他，不愿意跟他说，大家都很忙，都没有理会他，所以他很失落，再加上他在北大图书馆以前叫图书馆管理员，准确地说是图书馆阅览室管理员，一份八个大洋的临时工作，他经常要抄写一些书目，后来张申府先生接李大钊先生出任图书馆的负责人，成了毛的顶头上司，“顶头上司”这句话就源于毛泽东说的，“他是我的顶头上司”，这句话是大家一听就有怨气在里头，就是因为当时毛泽东抄卡片的时候，现在图书馆都是电脑的方块字，每个人都认的，非常得方便、便捷，那阵都是卡片，要抄写书目的卡片，这是毛的工作之一，大家知道毛的字，毛体名扬世界，独步天下，但是在抄书卡的时候，是要每一个人认得字的，所以他经常被张申府叫来申斥一顿重抄，所以很失落，所以在北大不愉快的这段生活我觉得给毛有很大的激励，使毛要做人上人。所以毛后来主宰中国，住在中南海，后来为什么北大近在咫尺他从来没有来过，我想跟他在北大的不愉快的这段生活是有关联的，但是我始终认为北大这段生活对毛的帮助，对他统领中共是有巨大的帮助的。

　　在北大他有个好朋友，大家也难以想象——徐志摩，新派人物。1924年5月份，印度的诗圣诗哲泰戈尔受到梁启超先生和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出访中国，徐志摩先生全程陪同，当时北京学界蜂拥而至，恰恰我祖父不愿意去凑这个热闹，但是徐志摩特别跟我祖父说你是研究印度哲学的，这是来自印度的一个哲学家、一个诗人，而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你还谈到了泰戈尔，你一定要跟他当面去探讨一下中印文化的差异，也可以给他讲讲孔家的道理，孔子的道理。徐志摩先生就陪他一同到当时泰戈尔的住宅去拜访他，林徽因也陪伴左右，当时辜鸿铭也在。

　　那天走进泰戈尔他们谈话的房间，当时泰戈尔正跟北大一个外文教授讨论孔子思想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杨先生认为是宗教，泰戈尔先生认为不是宗教，这阵杨先生已经有点儿招架不住了，他一看到徐志摩先生陪同我祖父进来，哎呀，他说太好了，梁先生是孔孟之徒，徐志摩先生也介绍了我祖父跟泰戈尔他们相识，他们就彼此交流起来。我祖父说：你刚才谈到孔孟之学不是宗教这是对的，但是你认为孔子的思想是四平八稳的，是“好好先生”，这种说法他是不认可的。因为我祖父是这么说他对孔子的看法，孔子有一句话叫“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中行”就是中庸，如果我们得不到或者狂或者狷，只要是发自内心的真性情，大家一定要知道是真，孔子强调的是真，一定要发自内心的真性情，而不是我们去做一个样子，“乡愿德之贼也！”他是不喜欢那种“好好先生”，唯唯诺诺，四平八稳的。就这样他又给泰戈尔讲了一些孔孟的道理，这也是他一直又表明他对孔子的一个态度，我为什么强调这个？我后面会捎带1974 年“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对孔子一个终极态度。

　　大家现在对我祖父的评价我认为可能还是不够全面的，作为家属，我个人认为还是不够全面的，因为以前对“新文化运动”都是一种政治的态度来取舍。随着历史的推移他在新文化运动的作用会日益显现出来。美国汉学家艾恺先生在去年我祖父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会上他讲过一段话，他说梁先生作为思想家，我认为再过一百年甚至于两百年，他那个时期能够被人认同的思想家，我认为梁先生是其中一个，其他的我还不知道是谁。就证明梁先生的思想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刚才前面我讲到的他对孔子的态度，还有对法律的态度，同样是经过历史考验的。所以我看还有点儿时间，我想讲一讲他现实生活中的梁漱溟，当然就要讲到1974 年的“批林批孔运动”。

　　“批林批孔运动”当时大家都纷纷表态，很多尊孔人士都纷纷表态批孔，这是很著名的一个学者他写的批孔文章，旁边有我祖父的批注，画了一个大叉，表示对他这种态度的不认可。后来此君过生日的时候又邀请我祖父去出席，我祖父婉言谢绝，认为他谄媚江青，羞与之为伍。后来这位先生又登门致歉，我祖父还是原谅了他。在那种情况下大家都表态，杨荣国这都是始终批孔的。可是我祖父是什么态度？他首先是不发声，但是人家都知道他是“尊孔派”，就要求他表明态度，刚开始他是做了一个精心的准备，做了一个“我们今天如何评价孔子”的演讲，在政协的内部会议上接连讲了两三天，当然他讲完以后受到了大会、小会无数的批判，甚至于江青在首都体育馆直接点名梁漱溟何许人也？对此人甚为不满。大会、小会批判到1974年的9月23日，当时会议的主持人要求梁漱溟表明一个态度，我祖父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就用孔子的这句话回答了对待他的批判。当下我们现在又开始尊孔了，大家可以看梁漱溟对待孔子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没有改变的，我们呢？是转弯转得比较大，当然是转的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我觉得现在对待孔子我们不能简单地尊孔，而是要有继承和发扬，我觉得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还有以后的很多学术著作大家可以来阅读，他对孔子思想是有继承、发展的，孔子那个时代没有法治思想，梁漱溟的思想中有。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去照搬照抄，所以我对当下的孔子尊孔有一个担忧，首先一定要正本清源，因为很多人是吃孔子饭的，他说孔子的话并没做孔子的事，这是最要命的。

　　我今年筹备我祖父的“这个世界会好”图片的展览，发现所有的照片都有一个特点，我祖父的照片没有笑容，所有的照片，真的，他可能认为照相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给友人的信中特别说：“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两句话是贯彻他一生的座右铭——“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我又要回到法治这个问题，1919年他对学生的这种“打砸抢烧”的行为是持批评态度，是让他们要遵从法律，要求他们去自首，接受法庭的审判，因为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没有例外。我们现在真正要走向法治社会，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必不可少的要求就是没有人例外，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有特权就没有法制。当时1970 年《宪法修改草案》荒唐到把林彪作为继承人写在《宪法》里，我祖父当时对《宪法》的一段批注，而且当时他就提出来怎么能把人名写在里头，幸好隔了没几个月林彪出事了，所以没有再批判梁漱溟，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再批判他，但是1978 年的时候，我祖父站出来说人治的时代结束了，我们可以开始法治的时代了，又遭到了一通的批判。批判的结果就是1982 年梁漱溟成为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他始终如一对法制的态度就是按照法律最本来的精神，这是最最重要的。

　　我再讲几分钟，就是祖父与我。大家可以看他的照片都是非常严肃，不苟言笑，他跟他的子女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八十年代迪斯科舞蹈来到中国，西洋的文化来到这么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的时候，受到了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喜欢，我也不例外。我在北大还专门去报班花了十块钱报班去学。因为各种动作，肢体扭动的动作，有一天我在家里的客厅里练习，我祖父正好踱步而来，我就正好拦住他进行挑战。我们家可能我是最小，我胆儿也比较大，敢跟爷爷开开玩笑，提提这些问题，就问爷爷，我说您看看我跳的，你喜欢吗？我记得很清晰，他扶了一些眼镜宛尔一笑“你喜欢就好”，很包容，非常地包容，现在再看看当时反对我们那些跳舞的人，现在在广场上跳得可能比我们还欢呐。他就是什么？尊重个性，你只要不妨碍到别人就好。

　　他对年轻一辈的关爱体现在你看他买了一本书，亲自包的书皮《青春期卫生》，而且他后面还专门写“青春期卫生附钦元 钦东存读”一个是我的哥哥，一个是我堂哥，而且他专门写下一个小便条教他们去怎么读书，他就是用君子行不言之教的这种态度，利用这些工具来教导孩子。

　　再讲到我，我那阵跟他生活在一起。他吃得比较清淡，我吃得比较咸，经常就是当着他面我就往菜里、往米饭里倒酱油，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我。有一天我正在做俯卧撑，他踱步而来，拿着一本书，就是一种科普的书，而且我记得很清楚，他不但在书上折了角，而且在题目上亲自用红勾勒出来——“吃盐过多等于慢性自杀”，我到现在都记得，所以他就是这样君子行不言之教的方式来教育我们。而且我非常愿意跟大家分享他给我的一封信，是八十年代的。

　　“钦宁来信阅悉甚好，古训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我犯了一个小错误，向我爷爷写信认错。“为人要堂堂正正，顶天立地，俯仰无愧。此义宜由你父母给你讲明。我最近给钦东讲（钦东就是我

的堂哥），不贪，不贪是根本，一切贪皆从身体来，有心有自觉既有主宰，为身体之主，自然不贪余无多嘱，祖父手字。”看这个“不贪”在当下，大家去想想，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的生活，还有社会生活，大家都拿这两个字去考量一下。

　　1988年6月23日，我守在他的身旁，他说了最后一句话：“我很累，我要休息。”告别了我们，这是当时我给我的祖父写的一份挽联“百年沧桑救国为民，千秋功罪谁人评说。”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

 

（书稿责编：王希勇）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