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学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 系列讲座（第二季）第三讲

 

时　间：2014年11月15日

 

主讲人：

晏智杰，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岱孙先生弟子，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主要研究领域是西方经济学及其历史、中国经济改革及中外经济体制比较研究、中国特色经济学探索，著有
《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学说新探》、《灯火集——劳动价值学说研究论文集》。

刘昀，陈岱孙先生家人，陈岱孙先生传记《孤帆远影》作者，199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1999 至2003年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专业就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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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昀：各位读者和听众大家好！今年陈先生唯一的一本专著《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再次被商务印书馆收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关于这本丛书的解读也是今天这个讲座的缘起和它的主要内容。

　　晏智杰老师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他在六十年代初期是陈岱孙先生的研究生，是陈先生的亲传弟子，攻读西方经济学及其历史。晏老师是《陈岱孙文集》和《陈岱孙遗稿和文稿拾零》两部著作的编者，也是今天这本名著解读的权威。

　　我是陈先生的孙辈，我在九十年代初期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晏老师是我的老师，我写了一本书叫《孤帆远影》，是陈岱孙先生的传记，从2009 年开始到现在写了五年的时间，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也将由商务出版。在这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曾经在2011 年以一个半成品的状态被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次，那是为了纪念清华一百周年校庆。陈岱孙先生相信，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关于历史的科学，而经济学说史又是他后半生主要的研究领域和教学课程，我们今天的讲座就从这门课程以及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命运开始。请晏老师讲第一部分。

　　晏智杰：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在今天这个场合来同各位见面，并且能够就陈岱孙先生的学术成就、人生的故事同大家进行交流，我感到非常的高兴。陈岱老是我们国家老一辈的著名的教育家，也是我们国家顶尖的经济学家，他这一辈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教书”，当然这是岱老的自谦之词，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这一辈子把教书这个事业可是做到了极致，八十多岁还上讲坛，九十过了还带研究生，并且他这一辈子教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可以说桃李满天下，我们国家的许多名人、许多领导者，还有在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同志们都是他的弟子，还有是他弟子的弟子，他可以说是我们国家教育界——高教界和经济学的一位非常著名的元老，这些一会儿刘昀先生还会给大家做一些介绍。我现在先借这个机会，就岱老唯一的专著，就是《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的背景、成书、影响以及他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做一些说明。承蒙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和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和他们的深邃的见识，从许多年前就十分地关注和重视陈岱老的这一本著作，最近又把岱老的这本著作列为中国学术的名著之一，我想这样一个做法是非常正确的，它充分反映了或者从出版的角度充分地反映了陈岱孙先生这本专著应该有的学术地位和影响。说到这本书，刚才刘昀先生说到了，是岱老几十年人生中间唯一留下来的专著，这倒不是说岱老过去没有想写专著，曾经想写，而且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那就是在三十年代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准备写一部《比较预算制度》，就是就当时各个主要国家预算制度做一项比较的研究，为此他也在国内外搜集了大量的材料，而且准备了若干的章节，但是书还没有完成，日寇的铁蹄就踏进了北京。从此之后陈岱孙就告别了清华园，同清华的师生一起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加入了西南联大的教学。等到抗战胜利回到清华，他留在书斋里的这些书稿、文稿全都付之一炬，再也找不到了，这是岱老一生感到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和心血进行了研究和准备的这本专著终于不可能问世了，一直到他老年，说起这一件事的时候还不无深深的遗憾。后来在国内形势动荡的情形之下，主客观的原因更使得岱老没有机会，也没有那种可能再写别的专著，一直到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陈岱孙用极短的时间就写出了现在所看到的这一本专著——《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虽然这是岱老唯一的专著，但是这唯一的专著足以为他树立起在中国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因为这本书以非常凝练的形式集中地体现了陈岱孙深厚的学术底蕴，高超的学术水准，以及对于国内外在这个学术领域最高成就的概括，更不用说他自己对一系列问题所提出的独到的见解。在具体谈这个内容之前，我想我们不妨把眼光稍微开阔一点，对这本书诞生前后的背景稍微做一个回顾，也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本书的出版意义。

　　大家知道经济学在中国来讲是一个外来的科学，尽管经济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但是在近现代经济学的意义上，中国是引自外国的。引进之后在解放以前，由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限制，不可能形成和建立起反映中国当时特色的，适合中国当时需要的经济学，基本仍然是引进西方经济学。等到解放之后，我们的经济学的状况是个什么情形呢？我想在座的许多同志年纪稍长一些的都会有所了解，那就是一边倒地学习苏联，苏联的专家派来中国，北大、清华都不例外，学习的就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版、二版、三版，成为当时学习的主要教材。而这样一个教科书即使在后来没有多久我们就感觉到了它的这种局限性，因为这种教科书基本上是把斯大林时代，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那么一种教条主义看作是标准的社会主义模式，所谓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还有生产资料公有制。等到我们感觉到它的模式有局限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在当时的毛泽东时代开始了尝试着探索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自然也就希望能够逐渐地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经济学，这就是从1958 年以后一方面随着我们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的变化，同时也就有了经济学的新的探索，但是这个探索的实践证明我们并没有取得成功，因为所谓“三面红旗”、人民公社、“大跃进”最终以失败告终。自然，企图通过这样一种途径探索出适合时代需要的、反映中国国情的这样一种经济学也没有达成。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的经济学又随着“文革”的开展陷入进一步的困境，在“文革”的情形之下，原有的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事实上被取消了，而政治经济学在“文革”的形势之下事实上成了当时“四人帮”所主导的那个教育和舆论的某种工具。其中最著名、影响最恶劣的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批判所谓的“唯生产力论”，把当时小平同志和其他同志提出的某些正确主张，也就是要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样一些主张批判为“唯生产力论”。在这种情形之下经济学毫无科学可言，它成为“极左派”用来批判正确思想和路线的一种工具，所以经济学在中国解放以后的几十年走的就是这么一条很不平坦的，可以说教训，比经验还多的、还深刻的这么一条道路，这当然不光是经济学的问题，而且经济学也不可能躲过这样一个总的路线的支配和影响。我再讲一句的就是，陈岱孙老先生出身于名门望族，早年又留美，可以说融中西、古今文化于一身，回国之后在一个短时间内，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这十多年过得还是比较平静的，他就自己所学经济学的知识在国内通过教学还有研究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和拓展。

　　刚才我提到了，抗战之后陈岱孙的活动完全是跟着清华和西南联大一起，于是抗战期间陈岱孙又以他的学术作为支持抗战的工具和武器，因此他写文章声讨日寇的罪行，特别是着重从经济学、经济政策的角度分析经济形势，为抗战出谋划策，涉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经济建设等等，可以说他尽到了一个中国的学者为我们民族解放事业费心尽力的这样一个举动。

　　抗战胜利之后，岱老又同其他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一样，希望中国能够从此走上和平建国的道路，但形势的发展又一次击碎了他们的这种梦想。等到国共内战、解放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陈岱孙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于是他就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即将到来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上。解放以后这些年，陈岱孙以他对于祖国的热爱，以他对于科学的追求，总是想以自己的所学为国家、为民族、为教育、为青年尽力，兢兢业业地从事他的教学和研究。自然，在当时的大潮流之下，他也投入到了学习苏联的经验，学习苏联的学问之中，但是不久他也从自己的角度发现很多的问题，何况他早年留美，对西方的经济学潮流早就了然于胸，因此他始终对于苏联的这一套有所保留，但是也是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也不可能站出来同当时的潮流直接地对抗，他更多地是采取了一种觉得无奈，但是不跟着走，尽可能地保持距离这么一种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岱老就这样走过了这么多年，尤其是1957年之后，眼看着他的同事、他的学生一个个陷入困境，甚至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岱老既无奈又痛苦，在这种情形之下，陈岱孙可以说背负很大的压力，事后我们才知道当时的领导人，不是最高的领导人，但是说话是很有分量的，甚至于讲说陈岱孙他的同事、他的学生有那么多“右派”，陈岱孙怎么不是？好在当时北大的党委书记说：“陈岱孙先生没有什么言论”，这才使岱老能够躲过一劫。我要讲的是从此之后整整二十年，一直到打倒“四人帮”，从1957年到1977年，二十年之间陈岱孙保持了学术上的沉默，二十年中间他从不写一篇学术文章，从不发表学术的观点，其他言论也十分谨慎，老人家可以说是心知肚明啊！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自保都不容易，他作为一个可以说有良心的、有觉悟的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尽其所能为自己那些受过不公正待遇的同事、晚辈提供尽可能的保护和支持，包括有的学生受到不公正待遇都难以生活的情况之下，陈岱孙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让他们能够得以存活下去，以至于多少年后岱老都过世了，他们的后人说起这件事情还都是泪流满面、不能自持，可在生前陈岱孙跟我们一句话都没有提过，我们都不知道，陈岱孙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现在要说的就是保持了二十年的学术沉默，一直到打倒“四人帮”，打倒“四人帮”的第二年陈岱孙的专著拿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文革”说起来是十年，1966到1976年，但是在北京大学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实际上是整整十二年之久，社会上都结束了，北大还在那儿继续做善后，还要揭发、要批判、要怎么着，一直整顿差不多了，1978 年才正式地了结“文革”。

　　陈岱孙的书稿是什么时候拿出来的呢？ 1979 年。你就可以想象这个时候的陈岱孙已经是整整七十九岁了，他是世纪同龄人，你就可以想象这么一位世纪老人，他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这么短的时间拿出这么一部著作，那是不言而喻的。他对于打倒“四人帮”，对于中国迎来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时代心里充满着喜悦、拥护和热情，而且他自己能做的就是趁自己还力所能及的时候，赶快把自己对若干学术问题的研究成果写出来，他觉得这是他现在最需要做的。因此我记得很清楚，打倒“四人帮”没多久，在北京大学经济系，那个时候还没有经济学院，是经济系，是现在经济学院的前身，在经济学院第一个做学术报告的不是别人，就是陈岱孙。这个学术报告以后不久，书稿就出来了——《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他把这个书稿分成几部分交给我们这些他的弟子、他的助手和其他的教授们来传阅，请大家提意见。他都订得好好的，用家里边旧式的文件夹子把它钉起来一本一本地交给我们。我当时拿到这个之后心情非常不平静，根本没有想到这位老人这么快就拿出了这样的学术成果，与其说是帮着岱老在审查提意见，不如说是学习，迫不及待地学习。你想整整耽搁十多年了，“文革”把经济学糟蹋得一塌糊涂，满园都是荒芜，没有一点成就可言，结果现在陈岱孙拿出来一个成果，正儿八经地来讲《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这个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发展的过程、取得的成就，他怎么看这个问题，这在当时来讲可以说是最高的学术成就，也是告别了十年浩劫之后最早拿出来的学术成就。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始了一个时代，他的这个著作是有这样的划时代的意义。因此当时同志们听他的演讲十分兴奋，十多年来头一次听老先生来做学术演讲，过了不久又看到岱老的书，当时的兴奋之情是难以言表的。因此我就说，做这么一个简单的回顾就可以看到这本书在1979 年的问世，它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是我国经济学界这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老教授、老权威以自己的学术成果拿出来告别“四人帮”时代，迎接一个新时代的标志，也是他从此结束了二十年的学术沉默，从此要讲话，要跟公众交流，要以自己的学术作为武器，为国家、民族服务这么一个重大的标志，这甚至于比他的书本身还显得重要，这也就是这本书出来之后为什么引起那么大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后来这个书一再地重印，跟这个背景是密不可分的，这是我讲到这个书的背景和出版的情形。

　　然后说这个书本身，我觉得这个书之所以受大家的推崇，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它是一个专题学说史，一共四个专题：一个讲劳动价值论发展的过程；一个讲剩余价值论发展的过程；一个讲再生产理论发展过程；最后讲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过程。像这样以专题形式来讲学说发展过程的，据我所知，到当时为止这是头一份，这种体例是没有的，而这种体例的写作要求作者对于学说史的发展有精深的研究和准备，一般性的了解是写不出来的，这是一个专题研究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个书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基本观点分专题，一步一步地梳理、总结和评论在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从过去到后来整个的面貌，可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扫描，因此读过之后可以对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了解，这一点一般人也是很难做到的。第三最重要的就是他在整个专题研究和全面扫描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深刻的见解，这些见解没有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学术的积累是很难办到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自然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细说它了，同志们有时间、有兴趣可以去读这本书。我的感觉是读这本书的时候给人一种理论上的满足，许多东西大家似乎都知道，但是在岱老的分析中间他总可以提出一些你没有想到的，或者你想到了没有那么深刻的，或者没有那么广泛联系的那么一种理解，因此读起来给你很多理论上的满足，就像有的同志讲的“岱老这个书里面全部是硬货、干货，语言又很精炼，思维又很清晰，表达得十分清楚，因此都是干货，没有那些废话”，再加上刚才讲的时不时地就闪现出岱老见解的深邃和精辟，这无论是在价值学说上、剩余价值学说上还有再生产理论还有经济危机理论上都是如此。

　　我还可以再讲一点，岱老这个分析，前面的三个部分基本上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西方经济学认识的框架来写的，但是在第四个大问题上就不是这样了，他依据在经济危机问题上不同的潮流重新加以划分，一个潮流就是认为不会有危机，出现了好几个人、好多学说，他有背景、有影响；还有一种潮流认为有危机，肯定有危机，也提出了很多理由，这两个潮流之间有不止一个回合的批评、反批评，不断地斗争，这些岱老都把它做了非常全面、深刻、生动的刻画，这在中国经济学说史上是没有的，因此几十年前我读岱老这个书稿的时候这部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是头一次看到一个中国的老学者对于经济危机问题的学说发展做了这样一种梳理和概括，给人面目、耳目一新的感觉。

　　最后我还要再讲，这本书提出了很多创见，这个创见别的我们来不及多说，我想集中说一点，就是他对于法国重农主义学说的阐述，这种阐述当时所达到的学术高度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超过，岱老当时所做的科学的研究分析和阐述一直到现在还仍在中国的学术界保留着第一流的地位。是怎么回事呢？大家晓得在18世纪中叶法国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那个初级阶段，出现了一个所谓重农主义学派，这个学派的宗旨就是认为，当时法国之所以落后，经济落后、民生困难、财政空虚，主要就是因为没有实行重农主义政策，没有实行重视农业的政策，而是实行重商主义政策，而重商主义政策的核心就是要片面发展手工业，牺牲农业，然后去支持当时国家的对外扩张，对外的战争，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对外的战争延绵了几十年之久，这整个都是受重商主义政策的支撑，弄到了国家困难、民众贫穷的地步。在这种形势之下一个新的学派兴起了，叫作“重农主义”，有那么一群人，有首领，他们有很多的成果，还有它的组织形式，还发表了刊物，在18 世纪中叶的法国成为一支重要的思想、舆论和政治力量。

　　这个学派的首领就是有名的魁奈。魁奈是一个医生，后来又被请进凡尔赛宫，最终作为路易十五御用的医师，等于给皇帝看病。他以医学为入世之媒，逐渐地对法国当时的现状、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有了相当的了解，形成了他重农主义的观点，在他的周围吸收了一大批追随者，这就是刚才说到的有名的重农主义学派，这在法国的历史上以及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上都是浓彩重墨的一笔。

　　现在要说的是，这位首领、这位医生魁奈在研究的过程中企图用一张表来说明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过程，说明这个运转需要什么条件，然后就说明现在的法国为什么不能满足这个条件，现在的困境就是因为没有实现这些条件造成的，这就是著名的《经济表》。他在1758年冬天开始写，写了之后没有出版，手写的，交给了他的追随者。追随者看了之后不明白，很多地方不清楚，于是他又写了第二版又给门徒看，门徒觉得还有问题，于是他又修改了，从而有了一个第三版，这就是有名的《经济表》初版的一、二、三版。初版的第一、二、三版，学术界就这么称呼它。最初的这三张表就成为《经济表》最早的表，这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遗产，可是很长时间人们只找到了第一张表和第二张表，第三张表知道但是找不着了，在西方学界，包括波兰学者、英国学者、美国学者多年的努力之下，前后经过一百年之久，终于在美国一个经济学家的家里图书馆找到了第三版的原稿，这就是有名的《经济表》的发现过程。西方学者掌握之后，写出了一个完整的、深刻的《经济表》的分析，在1972年公布了。但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了解和研究《经济表》的条件，还是“文革”的时候。现在我要说的就是到了“文革”结束，陈岱孙早早就注意到了在西方经济学界这个重大的发现，也注意到了他们对《经济表》完全的解释，他于是就在国外学者发掘资料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这就构成了1979年我刚才提到的岱老打倒“四人帮”之后破天荒第一次学术报告的内容，就是来谈《经济表》，我记得那个时候画了好多表，帮着他去贴在墙上，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的电脑这一套，全都没有，都是手写、手画的表，这就是最早的陈岱孙的研究。但是这个研究的成果是第一流的，他把这个成果后来也就归纳到《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里头去，这个过程我们不多说了。

　　现在我简要地说一下，岱老的这份研究为什么是第一流的呢？

　　第一，他明确指出了不仅是介绍了《经济表》一、二、三版的发现过程，使得中国的学者得以了解。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了这个《经济表》的模式不是一个，过去多少年来只认为就是一个表，其实它是三种表，三种表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岱老把这个过程都给大家揭示出来了。这个过程的揭示说明什么呢？说明魁奈对于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的认识是有一个从浅到深的过程的，不是一步到位的，更重要的是陈岱孙说他的这种研究告诉我们他不仅仅是在研究简单再生产，而在过去几十年我们的学界甚至于西方经济学界一直以为《经济表》研究的仅仅就是简单再生产，就是说今年的规模是多大，明年的规模还是多大，生产中的剩余在这一年中间全部消化掉，生产规模不扩大，当然也不缩小，这就叫“简单再生产”。并且过去以为研究简单再生产是最重要的，但也是最困难的。只要研究清楚简单再生产，扩大和缩小的再生产就迎刃而解了，因此多少年来人们都不知道《经济表》还研究了“非简单再生产”。陈岱孙把这些材料掌握之后，第一次明确指出魁奈的《经济表》不仅研究了简单再生产，而且研究了扩大的和缩小的再生产，并且在什么情况下他要用扩大，什么情况之下他要用缩小，把整个情况都展示给大家，这么一来大大地扩展了我们对于经济学发展史上这么一个重大成就的认识，加深了对魁奈《经济表》和重农主义的理解，打破了过去几十年的思维定式，包括马克思，由于马克思当时看到的材料有限，因此他的论断也不全面，陈岱孙现在依据新的材料做出了新的论断，这在学界来看是一个重大的成就。

　　综合起来说，陈岱孙的《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它是一个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结合的著作，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了那个历史时期各种学说发展的过程，并且在总结的过程中间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大大地扩展了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而且这些认识、这些基本的论断后来被我国的学术界逐渐地认可、吸收和发展，因此在这本书所涉及的学术范围之内陈岱孙是中国学术界的领路人，是中国学术界的旗帜。

　　我想对于岱老这本书的介绍，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边就做这样一个说明。而在这本书是改革开放以后写的，这本书之后岱老还有一系列成就，同这个书一样精彩，一会儿再说，我就说到这儿。

　　刘昀：谢谢！晏老师刚才主要是说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在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里在夹缝中生存，但又是中国经济学界唯一能够接触西方经济学的这么一个途径，陈岱孙先生在其中的巨大的贡献。

　　下面我主讲的一个部分主要介绍他的生平和求学、求教的经历。

　　我想今天我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讲他的三重身份：一个是一位教师；一个是一位学者；还有一个是教育家这三重身份。这三个概念大家平时经常是混为一谈，但是我想把他稍微区别地分析一下。

　　我想先简单讲一下他的成长和求学的过程。陈先生是世纪同龄人，他出生在今天的福州，他的家世可以说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家世，他的父系就是螺洲陈氏家族，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士大夫这么一个阶层，从清朝的道光年间以后可以说代代科甲，是一个文官的世家，每一代人都出过尚书级的官僚，但是在清朝的末年随着国运的衰落，家世也渐趋中落。

　　左边这张照片中间的这位老人叫陈宝琛，陈宝琛大家可能是知道的，就是宣统皇帝的师傅，末代帝师。陈宝琛是陈岱孙祖父的大哥，是这样一个关系，陈岱孙的祖父辈出了三位进士，陈宝琛是老大，陈岱孙的祖父陈宝璐是老三，老二叫陈宝缙，三位进士，兄弟三进士，这在当时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荣誉。

　　陈岱孙的母系姓罗，也是福州人，罗氏家族，罗氏家族发源比较贫寒，是一个属于低层的，但是因为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应运而起。陈岱孙先生的外祖父罗丰禄是福州船政学堂第一代的学生，也是中国海军的第一代出国留学归来的海军将领，曾经先后在南洋、北洋水师，最后一直当到北洋水师参谋长这个级别的军官。但是随着南洋、北洋相继在对外战争中的覆灭，所以罗丰禄先生也就转而成为一个中国第一代的职业外交官，曾经先后出任过驻英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公使，所以罗家这个家庭在生活方式和从事的职业都非常西化。求学，他四岁就开蒙、启蒙，六岁就进入私塾读书，读中国传统的国学《十三经》、“经史子集”这些内容。值得一提的是，他六岁1906年入私塾读书这一年之前的1905年，清朝已经宣布了废除科举，他居然在私塾里还一直念了九年，一直念到1915年。这个中间清朝也灭亡了，“辛亥革命”也成功了，中华民国也创立了。这个很古怪，后来我经过一点个人的分析，我觉得是陈先生的祖父，就是陈宝璐是一个非常固执和守旧的老人，因为在时间上比较匹配，陈岱孙先生结束私塾学习的那一年之前不久他的祖父去世了，他祖父去世以后可能当时他的父母一代已经看到了改朝换代的外部世界，觉得已经不能在私塾里继续浪费时间了，所以在1915年他15岁的时候结束了私塾的教育，转到了一个新学堂上中学，这个学校叫福州的英华学校，是福州一个非常著名、历史悠久的一个新式学校。课程分中文、外文，因为那个时候陈岱孙已经15岁，所以他不可能从初一开始念了，他直接插班，考试进入初三，进入初三插班考试的时候通过中文，私塾里那些学问考试成绩非常优秀，所以后来他就免修了，中国学问、国学都免修了，只修英、数、理、化这些内容，也很勤奋，所以接下来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念完了四年的课，到1918年就从福州英华学校毕业了。

　　高中毕业以后就是一个投考大学的问题，当时他考取了位于北京清华园的清华学校，清华学校是清华大学的前身，在当时还不是一所大学。它分八个年级，前六年就是相当于从初一到高三的六年制中学，最后两年相当于大一、大二，所以他可以称为一所大学预科学校。但是它有一个特殊性，它是留美预备学校，就是说只要有资格毕业的学生一路送到美国留学，因为清华大学实际上是起源于“庚子赔款”，是美国把应得的那份“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一半儿，但附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求中国政府办一所这样的学校，能够使中国的青年到美国留学，所有的在国内和到美国的学费和生活费都由“庚子赔款”支付，所以陈先生这一生第二次插班进了一个学校，他进的叫高等科三年级，当时清华大学是初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他这个高等科三年级就相当于大一，念两年毕业，1920年就毕业。这个中间值得一提的是陈先生同届的同学，有曾昭抡、萨本铁、赵学海、甘介侯，还有萧公权这些后来比较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今天清华校园里著名的日晷，就是“行胜于言”这个石雕就是他们那一级毕业的时候赠送给母校的一个纪念物。1920年他顺利地毕业，踏上了留学美国的道路，史上把他们这批学生，就是从1911年到1929年一共967名学生就称为“庚款留学生”，这里面诞生过中国近现代大批的著名学者。

　　“庚款留学生”这个时期一共是六年，因为他在国内已经修毕了大一、大二的课程，所以到美国第三度插班，进入威斯康星大学，这是一所公立大学的经济系的三年级，两年后毕业，实际上就是说他从清华毕业到美国留学这个节点上他选择了经济学作为他终身的专业，因为他在清华学校的两年，从1918年到1920年经历了“五四运动”，经历了一系列的国内的局势，纷乱的局势和学生运动，当时和很多年轻人一样，他觉得富国强兵是第一个道理，还得先富国后强兵，所以就选择了经济学。他在威斯康星大学的成绩是非常优异的，一方面证明个人勤奋，一方面也证明了清华时期的教学非常过硬。毕业以后他也很顺利，进了哈佛大学读研究生，一共念了四年，在1926年获得了哲学博士的学位。

　　他在威斯康星大学的成绩单现在藏在威斯康星大学的档案馆，这个成绩单确实是非常优异，没有课程低于80分。他的博士论文的专业是财政学，名字比较长，叫《马萨诸塞州地方政府的开支和人口密度的关系》，是一篇实证研究的论文，我本人亲自去查阅了这份资料，论文后面附的一个附页，就是说从这个论文发表以来所有到哈佛大学图书馆去查这篇论文并且引用他论文里内容和数据的学者和研究者一般都要在背后签个名，表示我引用了该文章里的一些内容。我看了，他的文章最后一次被引用是1978年，所以他的文章五十多年来还一直是有价值的一份资料。

　　刚才简单介绍了他的求学过程，现在我想讲一下他的第一个身份，我认为他是一个天生的教授。

　　他1926年博士毕业，1927 年学成归国，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北伐，北伐进行了一半，就是说国民政府从广东一直打到了长江流域，还没有继续向北，国民政府已经从广州迁到了武汉。当时他回国，先在上海做了逗留，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里有一个他的师兄也是哈佛的校友，他的师兄经过他导师的推荐，给他提供了一个从政的机会，到财政部当统计处处长，这个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国家统计局局长，但是因为当时政局有突变，蒋中正领导的北伐军在南京又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所以称为“宁汉分裂”，“宁汉分裂”时期他的从政道路也基本上就泡汤了。他一开始就决定不从商，不经商、不进银行，所以唯一剩下的一条职业的道路就是任教。当时清华给了他聘书，他就北上到清华担任了经济学教授，并且当时的1927年正好是清华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就是从清华学校改制为国立清华大学，从留美预备学校变成一个正规大学，所有的学系、学院都在筹建过程中，所以他一旦应聘以后就是筹建清华经济学系的主要负责人，所以到了1928年就担任了经济学系的主任，到了1929年担任了法学院的院长。这个法学院跟今天的法学院是不一样的，今天的法学院其实就是一个法律学院，那个时候的法学院包括大部分社会科学学科在内，有经济系、法律系、政治学系、社会学系，甚至有的大学还包括心理学系，所以他当法学院院长的时候，当时清华的法学院只有两个系——政治系和经济系。抗战当中社会学系并进去，到了抗战后又成立了法律系，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作为系主任也亲自教三门主课——“经济学概论”、“财政学”、“经济学说史”，所以他后半生搞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也是有一定的渊源，尽管他的前半生主业还是在财政学方面，但是当财政学因为时代、因为政治不让他做了，他选择“经济学说史”作为一门主授的课程这是有一定的前后联系的。

　　到了1930年，大家知道的，清华的国学研究院其实早就停办，因为那个二十年代成立的研究院只有国学，实际上跟清华后来作为综合性大学的宗旨和目标是不符合的，所以那个国学研究院早就停办了，1930 年清华大学重新成立了研究院，这个研究院也跟学校的院系的设置相对应，有法科研究所，法科研究所里有经济学部、政治学部，他当然也是法科研究所的所长，是经济学理论、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三门专业的研究生导师。

　　下面有几条关于他讲课的特点。有一些学问大家的学术成就非常之高，但那些老先生当中其实有的并不擅长讲课，比如说有些老先生，听过课的学生都反映他学问极好，但是讲课令人昏昏欲睡，但陈先生不是这样。他首先备课非常勤奋，上台讲课没有废话，大家只要认真做笔记，笔记做充分了，那就是一部非常完整的教科书，讲课艺术很高超，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总的来说，一个是时间控制得非常好，从上课铃响到下课铃响，他当天计划讲授课程一定是正好讲完。还有他的普通话非常好，尽管他是福州人，听他的课不存在方言上的障碍。

　　最后我简单叙述一下他的教学理念：一个是“通才教育”。“通才教育”是和他自己的求学过程是有关的，他接受的教育就是英美式的“通才教育”，而不像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专才教育”，当时他们读书是各个门类的学科的课程都要学的。他自己做教授以后说过这样的一段原话，他就说“治学如筑塔”，修筑宝塔；“基础须广大，层层堆建上去，将来总有合尖的一日；学经济学欲求专门深造，应当先奠定广泛的基础”，所以他要求学生在本系课程之外大量地在政治、历史、社会、心理、哲学、数学等领域选课。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从清华到西南联大经济学系一直以理论、事实、技术三者兼重为培养目标。还有他对学生是宽严相济，宽的表现就是每年学生毕业他都尽量地用他自己个人的人脉资源帮助毕业生找工作，这个是毕业生非常感念的。尤其在抗战当中的西南联大，经济萧条，工作也不好找。严的方面也有很多，大家看他的照片也能看到，这位老先生通常是不笑的，当然晏老师有晏老师的感受。所以我最近也摘得了一个数据令我自己也很吃惊，清华的经济学系从1926年成立开始到1952年院系调整停办，经济系一共毕业的学生有多少人呢？有1524人，占清华大学这么多年所有的毕业生总数的比例是20%，经济系是一个大系，当时仅次于土木工程系。

　　西南联大因为陈先生是经济系的主任也兼任商学系的主任，两个系常常被视为一个系，规模也是西南联大里规模最大的系，各年级在读学生总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五百多人。因为陈先生对学生宽严相济的这种教学风格，所以每年经济系毕业的人数最多，但是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最少。

　　关于礼敬名师也是这样，所有的课表都是他亲自排的，尤其是在联大期间三校的老师都要由他来调度，他连个秘书都不用，自己排课，自己跟每个老师商量，不像现在的校方对老师讲课的内容有一些干涉和限制，他是对每个教员的讲课内容从不干涉，但是他对每人讲课的内容观点和风格都是了然于胸。

　　这是在清华时代他在自己的住宅的门口的照片，应该是拍摄在1933年之后。

　　天生的教授之二。我还要说一下，他是中国经济学课程汉化的先驱，刚才晏老师已经说到经济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完全引进的一门课程，陈先生又是完全在美国接受了他的全部的经济学的教育，所以他学到的经济学其实完全是英文版本。他在国内讲课有一个非常“顽固”的理念，他在课堂上从不讲英文，他认为一个中国的教师在中国的课堂上讲课，中英文夹杂着讲是殖民地心态的表现，这个可能是经过“五四运动”的青年是有这样的一种爱国情操的，所以他必须在备课的时候把所有经济学的词汇和术语全部译成中文，所以他是经济学在中国汉化的一个重要的先驱，我们今天所接触的经济学的名词已经说不清有多少是他翻译过来的，一直用到现在。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他很快立志要编写中文教材，因为当时学生手里的教材和教科书也全是外文书，这就是晏老师刚才说到的，他花了数年的时间在教学之余编财政学的教材，当然后来结局非常不幸，毁于抗战的战火。

　　关于他著述少还有一个原因，他是一个典型的“讲义派”，当时打印好讲义的“讲义派”是一派教授，不是他一个人，这派教授就是备课十分认真，讲义做得十分好，但是就是不拿出来出版，就是完美主义者。他好像就是按今天的算法他就是处女作，就是完美主义者，讲义每次上这门课都改一遍，今年给这班学生改，跟去年的讲义就不太一样了，一遍一遍地完善，他自己总是不拿出来出版，所以述而不作了。

　　我现在讲的第二个身份，就是关于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在三四十年代他是一个活跃的撰稿人，他是给当时几份报纸写得最多的经济学家，包括《议事报》、《大公报》、《独立评论》、《现代知识》、《清华学报》，抗战时期在后方的《今日评论》和《新经济半月刊》等等这些，我这里列举了一些标题就是其中非常著名的。1933年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就是他作为中国代表团，中国政府聘请的中国代表团专家到伦敦出席一个国际经济货币会议，因为他当时是利用清华年假的时间在欧洲逛图书馆，为了他自己的专著在搜集资料，这个时候正好在伦敦要开一个国际会议，这个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里没有金融问题、货币问题的专家，当时经过圈内人士的推荐，他就被推荐到这个代表团，他一开始是一口回绝，因为他听说这个团的团长是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回绝的原因就是说他关于会议主题的观点跟宋子文是完全相反，就不想参加，不想开这个会，大概今天的教授也不大干得出来这个事。

　　我结合下面这个标题——白银问题简单说几句这个会的来龙去脉。1933年是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第五个年头了，1929年到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世界经济危机在1933 年已经到了最差的、最坏的时期，世界各国想在伦敦开这样一个会，主要的国家都参加了，旨在恢复金本位制度，让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尽快稳定下来，恢复世界经济的繁荣，后来代表团劝陈先生说宋子文是挂名的团长，挂名的团长出席一下开幕式就要走，他也就参加了。参加的过程中，中国主要在会上的目标和诉求就是跟美国宣布一个联合维持银价的这么一个协定，因为当时世界各国的货币体制还是金本位制为大背景的这么一个货币体制，尽管因为经济危机各国想放弃这个制度，但是还没有完全放弃，还试图挽救，而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少的实行银本位制的国家，中国又是一个经济弱国，很多重大经济事务在这个会上中国是没法发言的，但是中国只是要跟美国签一个关于联合维持银价的协定，签这个协定的原因是中国尽管是一个用银——白银作为货币的国家，但是中国根本不出产白银，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生产国。中国当时的金融和产业巨头，就是说社会的财富集中在几大资本手中，当然都是以白银为计价单位，所以白银价格的抬高对他们有利。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有世界最大的银矿，白银价格提高对美国也有利。宋子文当然也代表中国的白银利益集团主张跟美国签订一个协定，中国承诺不把市场上流通的白银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出售，限制这个出售，减少白银的供给。美国承诺政府未来定期从市场上收购一定的白银刺激它的需求，把白银的价格维持在一个高位。陈岱孙是坚决反对这种做法的。陈岱孙认为白银贬值有利于中国的出口，因为白银是中国的货币，白银的贬值对中国是有利的，签这样的协定对中国其实没有任何好处，当然后来还是贯彻政府的意志签了这么一个协定，果然这个会最后被美国新当选的总统罗斯福宣布搅局了。罗斯福当选以后给这个会发来一个声明，就是反对重建金本位制，而且美国退出会议，这样一来这个会没有达成任何成果，各国回去以后摆脱经济危机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的货币贬值。美元、英镑、日元都贬值了40%到60%，而偏偏遵守“中美联合维持银价”协定的中国的白银是当时世界上最坚挺的，所以中国的出口和国际收支急剧恶化，而且大量的白银外流，因为美国放弃金本位制以后，美国的国家货币发行准备当中法币要加入一部分的白银，就是政府要在市面上收购白银了，这样中国的白银又大量外流，等于通货是一个紧缩状态，所以陈岱孙预言的这个恶果就出现了，所以1935年国民政府被迫进行了法币改革，就是宣布废黜金本位制、发行法币，发行法币的时候也是六块钱的银元可以到银行兑换十块钱法币，这就是法币主动贬值。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经济在1935年、1936年复苏到了近代以来最好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陈岱孙有一系列的文章，比如上面说的《中美白银协定》、《通货膨胀与岁计》等等，他是作为一个超然中立的独立知识分子在对政府采取的临时抱佛脚的经济政策提出一系列的批判，而且《通货膨胀与岁计》这篇文章甚至指出当时国民政府因为应付内外战争，财政一直是庞大的赤字，而且国家贸易一直是处于逆差。他认为这个时候把银本位制改为纸币的管理本位制绝对是增加了通货膨胀的风险，他也预言到了抗战中法币的崩溃，甚至也预言到了1948 年金元券改革的崩溃。

　　作为经济学家，他抨击时政，主要有三件事：

　　1945年有一个很著名的《十教授公开信》，和张奚若、周炳琳、朱自清、李继侗等十个教授一起联名为了促进国共和谈，当时国共在重庆和谈大家都很清楚，他们这封信就是写给蒋中正和毛泽东的，希望他们快点儿谈完，不要拖时间、不要抢地盘，当然他也是一个中立的立场。

　　1946年他又和其他41名教授发表了一个《北平名流对于东北问题的意见》。那个时候，“二战”的后期，苏联进军中国东北，打败了关东军，但是打完以后赖着不走，国内舆论非常反苏，现在看来反苏反的也不是不对的，陈岱孙先生这篇通电甚至他是一个领衔的角色，所以这篇文章令他在后来政治运动中做了多次的检讨。

　　还有第三个就是他和16 位经济学家联名提出《我们对于经济改革方案之意见》，这个也很著名，在其中一些署名者各自的文献当中也都有。

　　最后一个也可能是商务倪女士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主题，就是他作为大学管理者的一个角色，这个就要讲到三四十年代的“教授治校体制”。

　　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中国的一些大学实行的是“教授治校体制”，“教授治校体制”是有一个背景，我简单说一下它的背景。在中华民国时代，中央的政权一直比较弱势，不够强势，地方割据势力力量比较强大，北洋政府时期是这样，南京政府时期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说经常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有很多纠纷，政局也不稳定。大学师生就希望大学能够建立一种自治的制度，跟外面的社会没关系，甭管今天、明天谁当政、谁上台，大学可以不受干扰，能够保障教学研究的民主自由，并且在当局即使不派校长的情况下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也有一个自发的、能够推动学校发展的这么一个力量，这就是它的背景和实质。

　　构成要素和运作机制就是这张图，这张图第一是教授会，教授会是由学校的全体的教授、副教授组成，教授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就像现代企业里的股东大会。那个时候教授是不像今天可以被随便解雇的，学校或者校长是不能视教授为雇员的，所以教授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行使着一个最主要的职能就是选举出一个评议会，就是中间这个，选取一个评议会来管理学校，决定学校的所有大政方针。评议会的成员包括这样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学校的院长及以上的当政的教授。具体而言，按清华为例，评议会的成员包括校长、教务长、秘书长还有几大学院的院长。假定这是六个人，还要再选出七名教授，就是说教授还要选七个人，比这些当然的成员要多一人，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否决校行政当局的决议的。所以，评议会就像现在的董事会，是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评议会里的刚才我说的校长、教务长、院长等这些人组成的最终的就是校务会议。校务会议就是执行团，评议会做出的所有的决策由校务会议去执行。陈先生是清华大学的评议员，因为他是法学院院长，从1929年一直当到1952年，所以他当然的就是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的成员，也就是说他是学校“教授治校体制”的核心层，他一共服务了大概二十四五年。此外我也画上了一个学生会，这是我觉得值得提出的，就是说学生会和教授会的良性互动也是“教授治校体制”能够成功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各个专门委员会辅助校务会议来管理具体各方面的事，比如说招生、聘用教授、毕业生的评分、留美的选拔、学校图书馆的拨款、校景的规划设计等等，各方面都有一个专门委员会。这个专门委员会由学校的教授、评议会的成员、校务会议成员，也是三者组合的成立，清华当时成立了二三十个专门委员会，他既是绝大部分委员会的委员，也是其中某几个委员会的主席。今天有很多舆论呼吁说大学应该恢复“教授治校体制”，我个人总结“教授治校”的构成要素大概有三条，大家可以看看今天符合哪一条：第一条肯定是要求教授的德才兼备，你既要有道德还要有管理学校的才能。第二个就是学生有理性，学生如果说浑不讲理的，这个学校也是办不下去的。在清华过去的“教授治校体制”里面教授会和学生会经常是站在一起的。第三个构成要素是政府，“政府知进退”，政府应该懂得哪些事该管，哪些事不该管，所以在清华的“教授治校体制”运动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局面就是师生联合起来对抗政府，具体地说就是对抗政府派来的那个校长。

　　下面有一个关于吴南轩的案例。吴南轩就是由南京政府派到清华大学的一任校长，派来的背景就是当时刚刚经历了一年的中原大战，就是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打仗，打了一年，这一年当中清华大学没有校长，因为北平被阎锡山占领，原来那个校长就辞职了，就不能干了，所以一直到打完仗才又派来一个新校长。这11个月没有校长的过程中就是由校务会议在管理学校，一切都管得挺好，结果派来一个校长。校长是代表国民党的中统派系来等于要推掉“教授治校体制”的，院长、系主任原来都是由教授选举的，新校长要求改为由校长任命等等，包括跑到南京去擅自篡改清华大学的章程等等。然后清华师生，教授会也开会，学生会也开会，最后就把这个校长驱逐了，当然驱逐的过程也非常曲折，周培源作为当时在校的教授曾经回忆说，整个驱逐吴南轩过程的背后“诸葛亮”，就是出主意不出面的人是陈岱孙。表面上由蒋廷黻、萨本栋等带头，我们一哄就把吴南轩给轰走了，陈岱孙给这个事出的一个最大的“诡计”就是开教授会不请校长来，开教授大会自己重新选一个教授会主席，因为校长本来是当然的主席。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清华大学后来一下不可开交，以后梅贻琦先生梅校长到任以后这个事就稳定下来了，因为梅校长的人格非常伟大，他自己的权力受削弱也不介意，他还协助教授们贯彻民主自由的治校体制。

　　最后我再讲两个事，也就是他作为“教授治校”的关键人物，两次临危受命。一次是抗战爆发的时候，他是刚刚从庐山开博士谈话会结束，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的会场他结束以后返回北平，返回北平的时候是7 月底，7 月底平津已经完全被日军占领了，所以他回到北平就住在城里，住在金岳霖教授的家里，召集了校务会议，从清华园进城来开会，讨论以后怎么办。大家说根据教育部的精神，把学校又搬家了，搬到长沙去，教育部委派他作为长沙临时大学的筹备委员，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也委派他作为清华南迁打前站的负责人，大队人马等于后来了，让他先去。这样他从庐山回北平后，没有回清华就直接南下，买了火车票第二天就去长沙了，就去天津、南京，然后坐船到长沙，而且当时长沙临时大学是跟北大和南开联合办学了，所以每个学校都有这样的角色到长沙去筹备。他南下甚至过家门而不入，他跟自己的清华园里的豪华的小院就告别了，等他回来的时候那里什么都没有了，包括他的手稿，因为清华园已经被日军占领了八年了。因为清华是未雨绸缪，知道华北是要打仗的，早就在长沙盖了校舍，等于三个学校迁到长沙后都可以住到这个校舍里上课，当时他也是长沙临时大学的经济学系主任，但是在长沙只上了一个学期的课，战局继续不利，这三个学校又迁到昆明，就成立了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一开始昆明没有那么多校舍，文学院和法学院两个学院在蒙自上课，蒙自离昆明就很远了。他当时在蒙自分校当教务主任兼经济学系的主任。在蒙自也是只上了一个学期，学校的校址又被中央军方征用，他们又回到昆明跟大家挤在一起，所以在整个颠沛流离的过程中，他作为一个行政办事能力极高的这么一个教授一直在学校的筹建，包括找房子、盖房子、基本建设，包括三个学校联合以后调派师资、排定课表等等方面很能干，所以朱自清写了一首诗夸赞他，最后一句是“武库供张前后军”。他是清华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我最后一点讲的就是第二次临危授命，抗战胜利以后西南联大还没有马上解散，从1945年到1946年又在昆明多待了一年。因为当时全国的党政机关，军事、教育机关都在搬家，交通十分紧张，而且关键是在北平、天津的校园被日本破坏得已经非常严重了，需要有一年的时间来修复，所以当时教育部任命陈岱孙为清华大学接收委员，就是今天说的“正经接收大员”。

　　第二个，清华大学委任他当校产保管委员会主席，让他于1945年11月先回来，回来以后进驻清华园。

　　首先从日本人手里交接校园。当时校园被日本人用于一个伤兵医院，破坏得非常惨，图书完全没有了，都被日本人盗窃走了或者卖掉了，或者是转给其他的汉奸机关了，理学院、工学院的仪器设备也没有了，被日军充作军工厂的设备了，建筑物也破坏得非常严重。因为变成伤兵医院，有的体育馆变成伙房、做饭，图书馆变成了病房手术室，还有教室，一楼的窗户破掉了，就是养马，变成马圈了。所以他一年当中接管校园时遣返的日军战俘（战俘主要是指的日军的医护人员和伤兵）一共有5600 名。看上这一块资产的还有当时国民党的华北国军，国军主要是想要日军伤兵医院里所保有的医疗器械、药品、被服，所以他还要跟国军来周旋。同时所有的校舍要修复，还要扩建，因为清华在战后有大计划，还要增加农学院，又成立了建筑系，请来梁思成来当系主任等等。还要去尽量地恢复和添置图书设备，到城里的那些日伪的单位去把清华搬过去的图书杂志交涉拿回来，包括到地摊上去买有清华标记的设备和图书。同时还要第二年新学年招考新生，他就带着几个老师在北京大概判了一万多份卷子，还要筹备新学年开学，这件事他一年内带着人就干完了，所以清华人提起他还是万分感念的。

　　最后介绍一下这份文件，这份文件就是他和日本鬼子交接清华园的交接书，右下角的签名大家能看到，金光三郎和陈岱孙。我讲的这部分就到这儿。

　　晏智杰：下面我再用一点时间向大家来介绍一下“文革”浩劫以后这些年中间陈岱孙先生的活动，特别是学术的、思想的发展。讲到这一段，我想首先应该强调的是陈岱孙的思想与时俱进，他作为一个世纪老人，到改革开放之后他已经80 了，在十多年中间，他密切关注国家政局的发展，尤其关注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他在这个时期应该说对于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的认识一步步加深，对计划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一点他一开始就看到了，然后他就接受和赞成当时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的思想，就是说要搞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这一点他是表示接受的，因此在那段时间他以这样的思想作为一个主要的指导思想来讨论很多问题。后来“十四大”之后，他看到了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十四大”开了，确定了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他写信给中央的同志，并且在一些会上发表谈话。他说这样来决定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总方向和模式是正确的，应该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思想在他后来的文字、讲话、信件中间屡次加以表达，我认为对于这样一个世纪老人来讲是很不容易的，可以说是与时俱进。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他作为一个顶尖的、影响巨大的经济学家，他结合经济学的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意见，这些意见可以分作几方面来说：一方面关系到经济学，经济学的发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和指导思想，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情况之下西方经济学大量的涌入，如何正确地对待西方经济学就成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之下从经济学的发展来看，哪些倾向性的问题要把握好，这一点我们一会儿再说。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在有生之年，对西方经济学整个的发展主线索重新做了梳理和论述，这个论述又使得他再次登上了关于经济思想发展学术研究的最高峰。他的这些思想和基本论点成为后来，一直到现在为止中国经济学界、中国经济思想发展所遵循的主要线索，也就是说大家都在岱老开拓的道路上，在他的思想引领之下在不断地开拓和发展。

　　我现在分别地说一下第二、第三、第四这几点。

　　关于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学的发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把握什么样的基本的方向，这个在一段时间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当时出现的思潮就是说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经济学，结果弄来弄去都是为政策做注解，说不上经济学。今后究竟应该搞纯粹的经济学，应该搞实证经济学，就是只去问是什么，不问为什么，简单讲就是这个意思。有的同志当时提出来说西方经济学既有实证经济学也有规范经济学之分，而人家的发展经常是强调实证，不强调规范，于是在国内一段时间思想界就兴起这么一种浪潮，说中国的经济学也应该走实证经济学的道路，就是说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只问是什么，是A是B是D，是黑还是白，不问为什么，不问为什么要这样选择，这样选择对还是不对，也就是说不去做价值判断。这是这两种经济学思潮的根本区别。针对类似这样的问题，陈岱孙发表了意见，他写了文章又发表谈话，屡次强调的思想是这样的，他说在西方经济学界出现这两种思潮是客观事实，一种是实证，一种是规范，这个情形是西方经济学的实际情况。但是在中国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能片面地强调实证经济学，不问价值判断，不问为什么，不问好和坏，不问正确和错误，光去认识纯粹经济学这是要不得的，因为经济学不是一个纯而又纯的脱离实际的科学，它是同一个国家民族的命运密切相关，同人民群众的生活、发展命运直接相关，因此我们一定要问，不仅要问是什么，还要问为什么，还要问该不该这样做，这就是说要有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的核心问题既有社会的制度、政治制度，也有经济制度，也有其他的道德判断，也就是说岱老的思想是不要把政治经济学或者是经济学单纯看成一种纯粹的科学，它是一种社会科学，既要研究实际又要做价值判断，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围绕着这样一个思想他发表了多次的意见，写了文章，有的文章很长，包括《规范经济学与实践经济学》，类似这样的文章写了好几篇，这算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跟这个问题相关，但是不完全是这么回事。经济学从本质上讲是不是一种经世济民之学？这在当时也有争论，认为经济学就是一种纯粹的学问，不仅是不用去问什么价值的判断道德规范，而且不要去强调经世之学，就是一种纯而又纯的学说。跟这个事情相联系的就是，他们说西方经济学发展到现在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以后，把数理方法引进经济学，经济学里面大量出现了数学公式、数学论证，这才叫真正的经济科学，一时之间把经济学数理化成为一种潮流。这种数理化不仅是用来分析实际问题，而且连学说史也要搞成数理的形式。这种做法影响了相当一批学者，特别是年轻同志。陈岱孙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话了，他说：“经济学的性质从根本上来讲它是经世济民之学，是要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服务的。它不是一种脱离社会实践、脱离人类命运的纯粹的甚至于是数理的学问，不是这样的。同时他讲数学方法是有用的，把它作为一种辅助的论证方法是有用的，但是你不要希望用数学方法就能够研究出经济规律，就能研究社会关系本质，这是办不到的。因此不要迷信数学方法，更不要一脚陷进去拔不出来，把经济学搞成一种没有思想、没有社会内容的纯粹的数学游戏，这就完全走上了歧途。”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叫《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陈岱孙的这些思想在当时起了很好的澄清作用，端正学界的思想，正确地把握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后来岱老的这种观点就被学界普遍地接受，这是一方面。

　　第二个方面谈到怎么对待西方经济学，我刚才说到了经济学在中国解放以后是处在一个非常可悲的局面，这一点因为是过去“极左路线”支配的一种反映。因此可以理解改革开放之后，在我们又往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之下，有好好地引进和学习西方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发展经验的这样一个客观需要，同时西方经济学说大量地涌入，一时间就充斥了我们的课堂，占领了我们的学术阵地。在这个时候怎么对待西方经济学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许多同志就主张说，看起来西方经济学才是完全的科学，我们就应该把西方经济学全盘引进，照着人家说的去讲，照着人家说的去做，用人家的思想和政策来指导我们的教学、研究和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就行了。这种意见在一定的时候还相当有影响。针对这种情形陈岱孙又说话了，他发表文章，说我们在现在的形势之下了解西方是非常必要的，过去我们自我封闭，对西方一概拒之门外，这是一种愚蠢的做法，必须要深入地了解西方，全面地了解西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了解是为了中国，为了我们自己使用，因此一定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对西方经济学过去的一概排斥是愚蠢的，不应该那么做了；但另一方面如果不加分析，也不是以我为主，好坏都给它引进来，甚至有的同志主张原封不动地引进来，这同样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甚至是一种危险的做法。为什么呢？因为国情不同、历史不同，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区别，在这个情形之下盲目地引进西化是行不通的，最终还要碰壁，因此他主张一定要加以分析。他在文章以及其人讲座里当时集中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就是这么两句话。一句叫作“由于国情的重大区别，历史传统和其他的重大的区别，你不能指望把西方经济学拿来作为我们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这是不行的，起不了指导思想的作用，硬要拿它来指导我们就会引上歧途，因为国情不同”，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不要因为这样一个论断就又走到另一个极段，以为西方经济学一无是处，又要回到过去的完全排斥、拒绝的这么一个态度，这样也不行。于是他就说，我们在认清楚不能把西方经济学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之下，又得看到西方经济学有好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值得我们参考，一口气就说了好几个方面，包括经营管理方面他们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也有很多的经验，还有很多教训我们需要好好地了解，用到我们自己的改革上；第二，西方经济学已经对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有很多论述，这个大家都很感兴趣，但是你也不要忘了，它对市场经济的失灵还有市场经济的缺陷也有很多研究，也得把这些东西掌握了，也得听听人家是怎么说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搞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发挥市场经济本身的优越性，同时又要抑制它的缺陷，特别是容易发生波动和危机，还有市场经济条件之下竞争容易出现贫富分化等等，这是他提醒大家注意的。还有，有人说西方经济学早都对快速发展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做了许多研究，包括空气污染、资源的过度消耗等等，这话什么时候说的？就是八十年代初，这一口气列出来五六个方面，这些话讲了之后在学界的反应怎么着，现在我们想象起来有人可能不理解，很多同志当初主张全盘引进的有意见，说怎么搞的，岱老怎么说不能作为指导思想；还有同志说岱老怎么说还有很多可以吸收的、可以参考的，总而言之感到不理解，一时之间不理解。但是岱老的意见很快引起中央报刊的注意，刚才我说的这个相关的文章原来发表在北大的学报，很快就被《人民日报》发现了，发现了之后立即要转载，转载之后有全国范围内很大的影响。当时的高校还有学术界大家都在议论陈岱孙的文章，逐渐就接受了岱老的这种判断，说看起来岱老的看法还是合理的、是全面的、是稳妥的，不要把西方经济学作为指导思想，同时又重视里边很多方面可以作为我们借鉴和参考。因此岱老的立场总是避免走极端，既反对一概排斥，也反对全盘引进，要给他加以分析，而且立足于中国，解决中国的问题，他屡次讲我们总是要搞中国自己的经济学，要立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解决中国的问题，符合中国的传统，为中国老百姓和干部喜闻乐见，这又是一个方面。

　　再说一个是岱老对于整个西方经济学发展在他有生之年又做了一番梳理和整理，提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和命题，那就是西方经济思想发展中间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这两种思潮、两种政策的消长，这个论据的提炼是岱老第一次提出来了。提炼出这么一个主题，岱老是第一人。在此基础上，他又把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从古到今做了一个梳理，这个梳理可以说涵盖了西方经济学的全部过程，从开始一直到当时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然后每一段是怎么回事，整个的发展脉络他都呈现出来了，写了三万多字的讲稿。这个讲稿最初是在哪儿系统讲的呢？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邀请陈岱孙去做学术演讲，他就以这个稿子作为内容在香港第一次发表，发表之后引起轰动，港台非常重视，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听到经济思想发展原来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加以总结，而且岱老对这样一个线索做了这样清晰的、精辟的、非常得当的一个论述，一段一段的。然后岱老把这个成果又带回内地，于是很快通过学术讨论、通过文章和著作传播开来，这就为中国学术界后来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抓一个什么主要的线索这么一个基本问题找到了答案，于是大家都纷纷跟着陈岱孙去寻着这么一个基本线索做了许多的研究，从那之后出现了很多相关的著作。大家都认可那是岱老领我们进去的，岱老第一个提炼出这种主题，第一个做了精辟的论述，为我们开辟了道路，因此陈岱孙在这个问题上再次显示了他领军的作用，作为一个大师级的作用。

　　最后我再说几句，陈岱孙对经济学的研究的确是把他同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思想发展都紧密地联系的，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纯粹的所谓学术研究。比方说对亚当· 斯密问题的研究就是这样。亚当· 斯密大家都知道是西方经济学的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又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祖师，在西方经济学界具有崇高的地位。但是长久以来人们都以为亚当· 斯密的思想是两面的，一方面是说他的道德学，他写了一本《道德情操论》，说在道德学方面提倡利他主义，提倡同情心，怜悯之心；但是他的经济学，就是他的《国富论》，有名的《国富论》，论证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必然性，他的经济学又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的，这么一来人们多少年来都以为亚当· 斯密这两种学科是相抵触的，道德论的利他主义和经济学的利己主义，并且把这种思想引申到经济学的教育，大家可能都有很多理解。就在这种时候陈岱孙又发表了意见，这个题目很有意思《亚当· 斯密著作中，利己心和利他心的矛盾》就这么一个题目。论证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只要客观地、冷静地阅读一下亚当· 斯密的这两本著作，一本是《道德情操论》，一本是《国富论》，你就会发现亚当· 斯密其实在人性论上、在道德观念上、在经济伦理上他的思想是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这个一致性就表现在无论是经济制的论述，还是道德观念的论述，他都没有陷入某一种绝对，更不像有些人说的他经济上的追求提倡的是利己主义，道德上提倡的是利他主义，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他的两种思想是统一的。在他论述经济制度的时候，他把市场经济主义看作是一个实现利己和利他相协调的制度，利己和利他的结合才是亚当· 斯密所说的市场经济的本质。另一方面岱老说，亚当· 斯密讲道德观念的时候他绝不是单纯讲利他，他还承认合理的利己，是利己和利他的结合，这才是真正的人性。这个结论一出又让人耳目一新，又打破了几十年以来人们观念中的定式，因此又引起了学界和思想界的重视。这个文章不长，可以说写得非常得凝练，一句废话都没有，连编辑当时看了都说，岱老这个文字真凝练，一句废话没有，观点又非常的明确，旗帜非常鲜明，梳理很透彻，而且打破了几十年中外不仅是中国学界，中外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思维定式。这个问题的澄清其实对于我们还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对我们现在端正在市场经济改革中间，以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建设精神文明应该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这一点我们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以后陈岱孙的经济思想的发展同刚刚我们说的他那本书一样的精彩，而且他与时俱进，回答了当时社会发展、经济思想发展中间当时所面临的一系列的重大原则问题，因此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经济学的发展，也对于中国当时的思想界起了良好的作用，因此陈岱孙作为一位大师、作为一个教育家、做为一个思想家他是名至实归的。好，我就说这点儿。

 

（书稿责编：黄一方）

 

《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若干主要学说发展论略》（商务印书馆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