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学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 系列讲座（第二季）第四讲

 

时　间：2014年11月29日

 

主讲人：王亚蓉，著名纺织考古学家、古丝织品和古代服饰保护与修复专家。1975年起担任沈从文先生古代服饰研究工作的助手，并为其代表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制插图。先后参与马王堆西汉墓、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陕西法门寺唐塔地宫等多处重大考古发现，负责丝织品的现场发掘、清理、保护与修复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中国民间刺绣》、《章服之实》、《沈从文晚年口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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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亚蓉：大家好！今天能够在这里见到这么多对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感兴趣的年轻面孔，我很高兴，我今年72岁了。40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到沈先生的时候他也70岁，但那个环境中，沈先生是没有机会能够拥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去听他讲纺织考古的研究中工作的，所以我今天十分荣幸，同时也很有些伤感，希望能够在40多年之后的今天将沈先生的工作与大家分享，传递给大家一些信息。

　　《沈从文晚年口述》这本书的出版，说到底并不是一件我很主动的行为。若是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沈先生去世之后，因为沈先生在文学著作各方面名望非常大，除非有专业的问题需要帮忙，否则我和王㐨先生（沈从文助手）是不会主动在任何场合提及沈先生的，毕竟我们从先生那里得到的是对中国纺织文化的启示与研究、发展的责任，这些工作一直到今天都尚未真正地走上正轨。当时我们是断不敢随意提出先生的名字而使先生的事业蒙羞的。我和王先生作为沈从文先生的助手前前后后大约二十年，一直以来的模式都是王先生和我负责提供材料，而先生则用大量的文献比对和编辑整理的工作。早期我主要负责绘图的工作，后来我和王㐨先生则一直进行纺织文物的发掘。现场发掘的工作非常繁重，而且时间非常紧迫宝贵，而上个世纪的七十到八十年代，又是我国纺织考古发现的开端和大发现的时期，重大纺织文物的墓葬仅在那十多年就有十多座，后来再也没有过那时候的盛况，故而王㐨先生和我早已经习惯了只做事无暇著述的生活。

　　沈先生离开以后，王先生更是嘱咐过我说，先生离开了，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还是要多做少说，别对不起先生的名誉。所以无论是王先生还是我都不怎么接触外界。2002年沈从文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香港商务印书馆的李祖泽和陈万雄先生特意专程到北京找我，与我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他们劝我说不能因为觉得自己的工作尚未符合理想，就让先生在建国后这么多年的努力石沉大海。所以其实当时也很苍促，只是将先生对于纺织考古研究的一些讲话整理出来，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不写小说的沈从文，他的考古世界其实更加精彩。

　　说“从事纺织考古研究的沈先生的晚年非常精彩”并不是我的言论，而是沈从文先生与我们的交流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份精彩或许多少也与纺织考古研究的难度息息相关。传统的纺织物，因为它们是有机质蛋白类的物质，它们容易糟糗，相信大家都有经验，衣服长期晾晒会褪色，放置得不好会生虫，而这些大家所熟悉的因素使得纺织物是不可能在非常密封的状态下长期保存的。图片上的是收藏在维多利亚与艾尔波特博物馆在英国的一件明代缂丝文物的正面与背面，我们看到它们虽然保存得很好，时间也比较晚，但是正面的色彩比较暗哑，似乎正是我们熟悉的传统缂丝的色彩样貌，但看到没有受到光辐射的背面，就会发现文物实际的光褪色的颜色对颜色还是很有损伤，失掉了很多色彩的鲜艳。也就是说纺织考古的研究工作是一个跟时间表面现象好像赛跑的工作一样。

　　另一个方面丝织品文物在人们传统的认识中或许是很贵重的家私，甚至或者直接的是货币、钱资，这个在古代的丝绸之路商贸的文献中有很多的记载，但却不是赏玩好尚之物，人们无论在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并不将丝织物作为传世之宝，自然也没有对丝织物著书立传的传统。这个就是说，纺织品一直作为文物来讲，不像我们的骨、角、牙、玉、青铜、瓷器，这些在历代一直有收藏的一个传统，而且从考古来讲，六七十年前出土的纺织品这些都是比较的糟糗，都做为回填之物，再加上纺织物的蛋白质属性，导致它特别容易腐朽、糟损，或者是纺织物的传世的年限很难有超过五百年的，于是对于以丝织物、丝织生产文明的中国而言，想要真正了解我们的纺织文化是非常困难的。截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止，中国并没有对自己的纺织传统进行研究与整理的先例，而零星出土的纺织物不是保存不了就是流出国外，更多的情况是以回填的方式被处理，可以说七十年前我们是谈不出自己传统纺织文化的。

　　沈先生是一位内心充满了对美好情感憧憬的人，他的文字风趣活泼、不受掣肘。他手不释卷，一生踏实勤奋，是一位只要内心有了目标，就简单快乐的人。正是沈从文先生在一切都是空白的情况下挑起了研究中国传统纺织服饰文化的担子，而我们能在今天还快乐地站在纺织考古的一线工作，完全是受沈先生的影响。沈从文先生一生非常的坎坷，这当然与大的时代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但同样我们也认识到，先生的不幸某种程度来说正来源于他的勤勉与天分所带来的成就，而他的单纯与容易满足的乐观天性，则使他在最低谷的时候找到了目标，于是更加勤奋与努力。

　　他刚从北大转到了历史博物馆的时候，为了熟悉文物考古这一摊，他自愿以研究员的身份。在展览室做了十年讲解员。他对每一位到访的群众都讲解得非常仔细，对于每一个文物。王㐨先生在这一段时间认识了沈先生，并因此受影响走上了考古之路。王㐨先生说有时候在一个柜子沈先生可以讲半天。他是志愿军回国休假的时候，那一个星期都是每天沈先生陪着他看展览度过的。沈先生无疑也是有了机遇的，在1964年，周恩来总理出访到各个国家，发现以丝织文明的我国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纺织服装的语言，在国际的外交交流中，哪怕是越南、缅甸、柬埔寨这样的小国都有自己的民族服装，而我们却似乎没有民族的特点，因而在参观国外的服饰博物馆蜡像馆的时候，周总理想到了寻找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人，哪怕仅做一本讲解中国灿烂服饰文化的礼品书也好。那时的沈从文先生，已经在文物研究的一线工作了20年，因为自小他生在苗乡，他一直比较关注这个，已经有了颇多的建树，因而成为了承担中国服饰研究工作当仁不让的人选，主要也由于那个时候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先生推荐。所以我想这就应和了“机遇是留给了有准备的人”的这句话，但是这里还需要加一个附加的条件，就是准备道路或许是漫长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是我们自己喜爱，那么还是缺乏动力的。因为在准备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受到外在环境的否定的影响。许多人会说不要做这个了、没有前途等等的话。因而为了能够在准备的历程中不至于左顾右盼，应该在自己的工作和环境中、学习中去寻找兴趣，这样即便道路再漫长，至少不至枯燥、懈怠。

　　沈从文是从1964年开始编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他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没有可以互相佐证的研究资料。虽然我们能看到文献中诸如“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文献，也能从各代《舆服志》、《车服志》中了解到古代的一些服饰制度、中国传统服装制度信息，但是这些文字的记载确实可信吗？遥远的古代服装又究竟是什么形态呢？这些没有具体的实物可以佐证。带着这样的问题，沈从文先生确立了自己的研究中国古代纺织服饰的方法论，即史实相证的办法，他就寻找各方面的资料。而且在研究开始的早期完全无法根据早期纺织的实物信息，因而在纺织服饰研究的起步阶段实证的来源主要是在那些俑像、壁画、传世书画以及晚期的实物留存的一些传世文物。在研究的过程中，沈先生则指出，因为文献与实证对比的差异或者是疑问，期望引起社会的关注，这些资料也都保存在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沈先生原计划《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出十卷，这个第一卷沈先生自己说这一卷是试点本，他就把碰到的问题，还有就是说对于平常的一些不管是字画还是有一些争论的问题、历代的一些问题拿出来，最开始选了二百幅图，想做一个尝试。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直到1981年方得付梓，其中遇到了许多时代政治的因素。1966年左右，沈先生已经完成了书稿，被当作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大毒草”全部毁掉，当时就是一直在被批判，他本人后来也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劳改。可以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最终能够出版，完全是因为先生的坚持，而这份坚持则来源于他对服饰文化的纯真的热爱。在没有稿子的情况下，他在干校的时候完全是重新默写，靠自己的记忆重新书写。于是，他在劳改那样的环境下，在湖北非常的困难，他却一点一点地将书稿默写完，并尚有余力，再一遍一遍地修改。沈先生说“好文章是改出来的”。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我国纺织考古研究的开始，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那些曾经跟沈从文先生做助手并辅助他进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图像资料整理的助手们就离他而去，甚至于个别人还成为抄沈先生家的先锋队。可以说，我和同样也是我的老师王㐨先生都是在沈先生工作难以为继、最不被看好的时候跟随先生的，甚至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我们都是白天工作，然后每天利用下班后的时间辅助先生进行研究，但这样的机遇对于我们来说却是分外难得的。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的形势里，我还只是个设计玩偶的美工，百无聊赖地连续多日泡在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查阅资料，为设计我的小猫、小狗、美术人形这些找一些感悟寻找资料。那时的图书馆可以说是门可罗雀的处所，终日寥寥几人，或许我那时候因不符合时代当时潮流的用功给了我机缘。沈先生的一位朋友，他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杨纤如教授，看了我的情况，主动跟我聊天，对我提出来说他的好朋友沈先生会有我需要的资料，那时候他就讲“你信得过我老头子，可以给我留个电话”，后来他帮我引荐给我印象中的大偶像小说家沈从文先生。于是在多方的努力之下，我就从绘图开始逐渐走进了纺织考古研究的工作。

　　早期的绘图工作实际上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这些比在工厂做些设计要快乐得多，因为每日所接触的东西都是那么美而有趣味，那时我并不会想到，我之后要走的路并不那么简单。《中国纺织考古研究》保护工作是从沈从文先生开始的，他在方法论层面为整个纺织的考古学科确定了基调，早期的我们也更多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一些图文资料的整理当中。

　　沈从文先生他在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同时，开展了非常多的小的专题研究，比如“扇子的衍进”，还有“熊经鸟申”和“妇女座具”、“狮子在中国”等等30多个专题。沈先生的研究并不算为纺织考古工作的全部，只有完善了的纺织文物实证的研究才是更加准确而直观的纺织考古。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首次出现了超过两千年以上的质量上乘的精品丝织品，这是世界文物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中国纺织考古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科学发掘。同时，对这一系列的丝织文物的清理保护工作，也正式地拉开了科学开展纺织考古工作的帷幕。中国的纺织考古学科建立，世界的纺织考古工作也正式开启了。因为我们中国礼教叫“事死如事生”，对于先人和故去的亲人都予以厚藏，他生前有什么过世以后仍然给准备。比如像沂南汉墓的那个石刻，他在墓室里就连卫生间都给准备好了。同时对这一系列的丝织文物的清理工作也正式拉开了中国的科学纺织考古的大幕。这个工作是由王先生开始建立起来的，随后我也踏上了这一条与文物一线接触的道路。

　　王㐨先生与我共同参与了包括湖北荆州江陵马山一号楚墓、陕西法门寺唐塔地宫、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北京大葆台汉墓等的纺织品发掘、保护、修复工作。王先生因肾衰竭，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我个人则独立主持了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新疆民丰尼雅东汉墓（就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那个大墓）、北京的老山汉墓、湖北沅陵的元墓、北京石景山清代武官墓、江西靖安东周大墓、江西赣州慈云寺塔北宋文物出土的一大批文物，河北省隆化鸽子洞元代的洞藏纺织品文物、辽宁省叶茂台辽墓等，还有多处的纺织文物的发掘、修复保护与研究的工作。这些工作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中国历代服饰文物的实物链，为中国的古代服务的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佐证，也在实践中完成着沈先生的研究。一直到现在，可以说四千年的纺织考古，除了文献以外，我们已经得到了一条实物链，这些对于服饰文化研究非常重要。不但对于中国重要，在世界交往中，各国因为他们没有对当时的发掘，他们也会根据那时候跟中国的商贸情况、各方面的情况拿中国的文物来参照，推论他们当时的服饰研究，所以说沈先生开始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刚刚和大家说到纺织文物的发掘工作在世界的范围内都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我们没有先例或者是资料可以古为今用，国外也没有任何的经验让我们能够西为中用，因为只有中国有动辄上千年的丝织文物。可以说今天的纺织考古学科能够成为我国考古屹立于世界之巅的标杆，完全来源于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富的财产。

　　下面我们就以近年的两项工作跟大家聊聊纺织文物的发掘与保护，也进一步谈谈我们持守这份工作的动力来源。因为大家都不是搞考古的，尤其是对于纺织考古和现场的一切情况都不太了解，我就想先放两段我们发掘现场的视频和大家了解一下。（放录像）

　　这是在江西发现的东周墓的现场，这是在清理内棺。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墓葬，它墓葬形式一个木坑里边有47 个棺材，但是每一个棺材都有纺织品，东周距今已有2600多年。这是2007年到2009年我在这里工作了两年的一个工地，当时都是泥和水混在一起，这个是在慢慢地一点点用羊毛笔一点一点地分离。我们所用的这些竹子工具都是自己磨制的，都用三年生的那个毛竹的外皮，因为在这个时候它韧性最好，自己磨的，它非常薄不至于伤害。你看朱砂的织锦。这个纺织品它的情况看着好像很好，但是如果它湿的时候你拿手一捻就完全成泥，干的时候它四分五裂都是碎片，所以有的时候看不见拿不着，甚至于有的人说“一见风就没了”，那是拿不起来的一种托辞。那时候我带着我的七个女学生，他们开玩笑说“王老师带着七仙女来这儿工作”，我们每天十几个小时就趴在棺材上这么工作。因为在这么脆弱的情况下，你看得到不一定能得到，随时有一些新发现一些信息都得记录下来。即便最后得不到，但是作为存在图片里面的资料也是一种实证存在的形式，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工作要求得也特别严，必须得到各种信息，考古研究就是把发现的信息进行研究，这就是它的一种责任。现在做的这47个棺材有5个保持各种服装元素比较多的留在最后，开始的时候泥浆沙子都是混在一起。各种的污染物都是慢慢地流出来，流出来以后用泡沫把水吸掉，因为它的状况太糟糕，而且当时我们发现它的衣领后一直到后背的中缝，它那个缝纫的技术几乎是三毫米两针的撩缝，非常非常地仔细。一般的植物染色有三大系统：一种是植物染料，另外一种是矿物颜料，还有一种是动物染料。所以现在这个墓铺的大概黑色的都是植物染料染的，而且它的红色的都是朱砂，当时都是进行化验检测，一直到矿物颜料，因为它不能溶于水、它不能染。在我们做马王堆和马山楚墓的时候就进行了试验，我们用朱砂进行染色，最后做的差不多，一般是以现在的粘合剂，必须在乳钵里把朱砂的颗粒研得非常非常细，最后的结果是试验了好多的方法，它的粘合剂也好，各种媒染的，最后等于说是桐油和鸡蛋黄，实际上它在做揉染，使朱砂的砂浆都抱合在纤维上，这样才能掉，但是一般的时候我们做试验，一斤丝能够染上三斤朱砂，重量还是很大的。

　　为了对文物进行抢救性的保护，一般的纺织品的研究就从现场开始，比如现场可以看到的，一般哪怕下边只剩一个尸骨上只剩一个衣服边，你从肩膀一直量到那个边，你就可以得到当时的一个衣长。你看到的是左襟压着右襟或者是右襟压着左襟，你就可以判断当时他的衣服制度是右衽还是左衽。所以就是说往往如果你不是现场提取来的——当时这个墓里有一个29棺几乎都没有了，但是他只有领子是左襟压着右襟，所以说这就是右衽——如果不是在现场你把这个照片拍得很清晰，事后你推论性的研究，你写多少字也证明不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虽然工作了两年时间，但是大家刚看到的，每开展一点文物的清理，很小的一部分清理都需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是需要团队的精神合作，尽心尽力，而且不怕脏、不怕累，相信大家从这一点上都能看到。而且在我们的工作并不能戴任何的护具，比如说不管你戴多薄的手套，当时在现场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就问“这么多尸腐，这么多污染都在，你们为什么都不戴手套呢？”因为你看皮肤是有感觉的，再脆弱的衣物你一摸一碰，它的状况你如果判断不好、选取的方法不对，那你就得不到，所以这是从来没有戴过手套，因为这样对于保证文物的状况它是有最直接的感知，也能最大程度减少文物的损伤。装的时候一戴手套一摸就粘下一块儿了，这是太得不偿失的事。如果你们要问这些现场的工作不辛苦吗？我要很诚实地告诉大家：纺织考古发掘的清理保护工作是所有考古的工作中最脏、最臭、最累的，因而其脆弱的有机质的属性，污染严重，除了一般的地下各方面的污染以后，它还有尸身的水化时候的一些尸油、尸蜡的这些污染，但它也是最不显眼的。

　　比如它的研究工作，其他的艺术品，铜器、瓷器也好，你洗一洗刷一刷就可以写文章了，但是这个工作可不行。到现在，室内的整理保护工作还没做完，所以这也是非常难做的一件事。在座的好多女孩子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你们是否有勇气在这个尸腐的棺材旁边一待就是几个月，然后小心谨慎地清除各方的沙泥、尸油、虫蛀等各种病害，而在座的先生们同样你们也思考一下，即使能够在清洁的环境工作支撑下来，但能否接受最终的成果，也许没有，也许无法像骨、角、牙、玉、瓷器和金银的光辉靓丽被追捧被收藏。纺织考古工作是非常需要你持守忍耐寂寞的工作，所以沈从文先生和沈从文先生的团队这40多年一直坚持到今天。而我也想诚实地告诉大家，如果当时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你以后经常与祖先的腐烂易臭的尸骨呆在一起，要帮他清洁整理，要消灭尸液里的那些虫害，我想我也一定会千方百计地逃避。如果早早地被告知，无论你的具体工作是什么，走上纺织考古的道路之后，每一项工作都是遥遥无期，即便完成也不受重视，我想我也会犹豫和彷徨。但是40年前，当我走上了这条道路，当我很幸运地看到两千多年前的纺织文物的辉煌面貌时，面对它们的精彩华美，面对仅仅是拍照记录还是仅仅保存下来的选择，我其实没有选择，我们如何能够不做任何的努力，放任他们最终的损坏，就只有坦然面对我们自己成为精彩文化最后的见证人的事实，我们只是有一种责任和使命感，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的心理斗争或者是思想的余地，对于文物来说一旦离开了它——它们密闭的保护的环境，我们没有一秒钟可以耽误的，所以我在这条路上走下来，而且一直就走了40多年。

　　下面我简单地介绍一下这批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最早的纺织实证，相信大家会明白我们没有退路的原因。当然大家看到的都是本来已经清理完成的文物的样貌，能在今天看到两千多年前祖先的成就，能够比盛唐时期的古人看到更久远的历史传承，是我们大家极大的幸运。这个就是江西靖安的东周大墓，这是它主棺的棺前档一个金箔的饰片，这个金箔直径有30公分，金沙遗址作为文化遗产的LOGO的金那个才有15公分，上面錾刻的是三圈，第一内圈是三条早期的龙，是龙蛇不分的三条龙，第二圈是五条龙，最后一圈是七条龙，周围还有陶的装饰。这个是当时的棺内出的黑色的织物，黑色的织物它这个密度也是很高的，当时这种状况。下面的这个就是这个黑的一条一条的原物，当时从马王堆汉墓也出了很多，它这个是经编织物，没有纬线，只有经线的编织，往往这个东西一直是做包袱，因为它可以任意变形而不出皱褶，当时很多人问这是什么结构。这个是最简单的，我们当时用的是尼龙绳给编的那么一个结构，这个做给大家来看。这个是第6号棺，棺帮上这个黑红就跟漆器一样，当时说有漆器、漆片，我用手轻触摸一下红的，但是一看它就化了，我说不对，不是漆器，而且当时就用放大镜看，它是织得非常细密的织锦，红黑两色的几何纹锦。当时我们后来检测的，最保守的织物的密度是每公分有经线240条，纬线是10条。当时大家都不敢相信，因为一直到现在任何织机我们是复制不了，而且它一条一条的经线和纬线非常均匀，从这个你就可以想象当时的社会，从纺织每一道工序，从养蚕、缫丝一直到所有的工艺都精湛得不得了，所以说很难想象。而且这个靖安县，宋代的《天工开物》宋应星就是这个地方的人，所以他写了那个科技史的书，而且就是在他的家乡，可能这些个东西比比皆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一个就是带头发的头骨，而且这个墓47个棺材，能够检测年龄的都是女孩子，而且年龄是从15岁到25岁，而且这么多的人，很多的人都是有头发的，头发上没有任何的一件首饰，而是简简单单在头发后面扎一个垂髻，在发髻上用这个发带给缠着。当时现场清洗留下来了以后一看，它好像车轮一样。这个织物当时是什么组织的，这个我们是用50倍的显微镜拍的，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新的织物呢？因为它既有一上一下的平纹的结构，又有绞经的罗组织的一种结构，还有跨三根纬跨几个纬的，所以这个东西连我们一直搞纺织的都不好给它界定是哪一个纺织品种，因为就是说绫罗绸缎就因为这种经纬不同的结构情况而定名的。

　　这个是刚才我提到了29号棺的左襟压右襟，这个是右祍，这个是它的袖口，这个是右臂的下臂，只留了这么一个袖边儿，当时来讲一看就好像有镂空的，就跟我们以前编的茶杯套一样，很少见这种状况。但是后来仔细一研究以后它不是编织物，而是刺绣，绣得非常紧密，它有高有低，而且这是发现的最早的一种新的绣法，我们经过试验已经得到了结果。

　　这个就是刚才看了一段视频，里面夹着的是朱砂狩猎纹，你看这个弓箭箭在弦上，那时候的汉代战国一直到东汉有很多的狩猎纹锦，而且各种的形态，为什么？那时候，人们的狩猎活动非常频繁，而且那时候人对动物的认识要比现在的强得多。

　　这个是另外一次，就是江西的赣州，赣州有一个慈云寺塔，这个慈云寺塔埋藏也是释迦牟尼佛骨的一个塔。这个塔在它修缮到第四层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暗龛，就是砌在墙里表面看不出来的一个暗龛，这儿出来好多文物。这个就是那个暗龛，这个暗龛高有1米27，进深只有30公分，宽是50多公分。这里面特别的奇怪，它等于说不管是佛的雕像，还出了很多的经卷还有供养画，都是残碎的片儿放在里边。另外当时在宗教界一般都有这么一个规矩，好比如说被损害的或者是什么原因残破的，不能随便像垃圾一样地丢弃，也是在一个铸塔给它装藏在里面，估计这个可能是那么的一个形式。这个你看，当时因为出了一个铁的、竹的、陶的、青铜的很多的材质，看了很多的像的画迹，而且都是这种情况，后来国家文物局就派我过去，看一下情况做方案。因为它的状况太破了，又委托我，那时候我带着首都博物馆的一个工作室来做的这个工作，等于说这个工作做了好几年，当时运到博物馆以后，在残渣的情况下，首先就要对它进行分拣，分拣就是说我们当时按照器物分类一样，打开一个红色的包子，把画意相近的或者是颜色相同的，分层放在各个的塑料箱里面进行分装，一载一载的，几年的工作，后来完了以后，一点一点分拣。还有就是说，那时候请了国家的博物馆做一部分工作、故宫博物馆做一部分的工作，这是首都博物馆领导做的一个大的工程，后来逐逐渐筛选、拼对，采取了一项考古的按照类型进行分拣。这个都是各种各样的分拣。因为每一件残片都是一件文物上的一个部分，后来做了几年的这个工作，最后得到的可能有30张，这是有非常明显的纪年，北宋大中祥符七年，这个是北宋出的，而且这个时候的绘画传世很少，它等于就是说，有了30张的供养画，反映了当时的服饰、发式、座具，还有各种各样的状况非常多。你看包括左边的那张图，它是一个宴饮图，因为这个小看不清，那个各种各样的。宋代不是有说凡是闲杂人等不是工作的，没有事的时候都就把两个手抄在一起吗，一般的是叫“抄手示敬”，你看《韩熙载夜宴图》连和尚都能这样，这个非常的奇怪，比原来的没见过，很多人脸上都是黥面，各种各样的花纹在脸上、身上，这个很奇怪。对于宗教画，北大的苏白（音）先生在这个方面是有非常的造诣，当时看了就说这批东西，他有很多看不懂的地方，对于古代的社会实际上我们了解太少，就建议把这所有的出版。今年年底，这个书已经出来，现在可能马上就要发行，所以对于不管家具，各个方面提供了很多很多的研究资料。而且就像对于刚才的粉末状的堆砌物，我们只能说用笨办法进行分类刷选，将颜色相同的分在一起，发现有画意相近的一点点排布修复。像这个工作一圈圈筛选归类以后，就得进行三年的时间，从塑料袋分装到大小盒子里，但是即便如此还有一些残存的，经过这一共五年的过程，就只是做出来这么一些东西，但是已经给我们这个社会的认识提供了很多的证据。我们就从一点点的、一个墓葬一个墓葬提供的这些东西，经过大家的辛勤劳作，使得有一些不明白的现象终于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研究资料，这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一种成果。

　　纺织考古的工作，正如大家都是从点点滴滴看到的，我们跟环境、时间赛跑，目前能够留住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希望了解到墓葬当时埋藏时的各种文物的工艺水平、文化样貌、色彩好尚等，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工作中还有许许多多的责任感需要被激发出来。大家知道，纺织文明曾经是中国为世界所崇拜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但却在今天我们中国现在几乎已经算不太熟悉的领域了，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人分不出真丝和化纤的面料，不要说了解绫罗绸缎都有些什么区别，我们缺失了纺织文化的传统，我们现在有好多都已经被引入了崇洋媚外的歧途，这是我作为一个纺织考古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社会现象，尤其在现在，就是这种号召对于恢复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幸运地接触了我们国家的几乎所有发现的历代的纺织品实物，可以说件件经手，总遗憾于文物的现状，无法完全表达传统工艺的风采，所以我后来在湖北荆州马山楚墓以后，我萌生了一个让文物再现，就是利用我们的研究再实践的办法。比如就说湖北荆州的那些衣物，每一件衣物在腋下服装的结构都是加一个方片，非常希望通过研究把纺织文物原始的样貌和着装的功能做一些研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这个想法根本不被接纳，当时我们一个课题报告申请下去了，完了领导认为我们发掘的文物都已经入库了，文物的发掘报告已经出来了，至于文物能否长期保存下来以及它的文化发展的价值就没有人太多关心了。对于我们就想按照原来的工艺把它做出来的这个想法，认为说这是你个人的兴趣，根本不被批准的。但是那时候的沈先生和王先生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这个特别的（重要），我们尽量自己想办法出资自己来把它完成。因为像大家在图上看到的这个是湖北荆州马山楚墓出土的一件，内棺里第十件衣服，当时它的花卉，满绣非常的漂亮，但是你想研究它的穿着功能，因为现在的样子，它虽然是满棺之物，但是它已经完全硬了，并不是开玩笑说，一般的领袖你根本不能动，这个有很多的黯然失色，一般的人你根本也看不到它的情况怎么样，谁也不会感兴趣。纺织考古工作与青铜器的工作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有很多纹饰、摹绘，这些都是反映了古代各种工艺技术的很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会去找面料的主要的纹饰，需要对各类服装的纺织面料的纹饰进行考古绘图，然后将纹样单样做进一步摹绘，当然尤其是研究服装和丝绸这些组织结构和它的密度。

　　纺织考古研究工作，所需要的内容基本都是以上这些。如果大家看到的文物真是比较黯淡的，这个还算是比较有颜色。当时有一些墓葬不管是出了多少的东西，因为在地下的浸泡都是一个颜色，就差不多跟芝麻酱的颜色一样，不管是绣的、印的还是织锦都是这样，所以彩色照片各方面也比较相似，比如即便有彩色，因为当年那时候各方比较困难，就在发掘马王堆的时候那么大的墓，上千件的文物，我们工作的时候只有一个彩色胶卷，而且还是过期的，就这过期的胶卷我们都得计划哪一个用哪一个，哪一个照哪一个，所以说不能进行现场很多的记录，后来有一些东西都是后来补拍的。我们虽然通过一些线图、一些文字的语言，但是说离中国的传统文明的描绘和实践还是很远的，但是说你再不清楚，有的时候折叠的部分它也稍微有一点儿的鲜艳的颜色，就是你可以进行一些复原。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当时内心感触都是非常多的，虽然机构组织对我们的一些想法不认同，但是沈从文先生对我们的这种思想给予非常充分的肯定，支持我们进行了探索。从1985年开始我就自筹经费组织人员，对江陵马山的一系列文物做了一些复原和一些复制工作，在复制工作中就会发现，原来用于《考古报告》的一些特别数据真是非常单一和薄弱的。比方在报告中我们对于出土的早期的绣花，不管是表现点、线、面还是大面积的，都只是用一种针法——锁绣，就跟锁链一样的，锁绣工艺完成。当时我们只能测好尺寸，注意一些结构、纹样的反复。当时的这个墓出了十几种刺绣，就从它的纹样来表现它也是件件不同。你比如它这个是正面站了一个枭鸟，两个翅膀拉开，而且还从一个头上还有像冠羽，或者一个翅膀上伸出一个倒垂的三串花穗，它图案的结合，如果看不到它的原来的面貌实在是太可惜了。后来我们在复制时给它进行各方面的研究，把它现场的，就是说这些有的颜色因为它对光的褪色或者是这个变化很快，但是我们现场摩的色标完了以后，我们就做这些工作。当时我们在山东王老师的家乡，他们家乡的支持组织13到18岁的80多个小姑娘在这儿训练，完全住在农村，后来已经复制完成了一件衣服。这就是我们最后复制的一个成果，就是那个枭鸟的脸，那个时候的战国的图案好萌哦，用现在人时髦的话。而且当时对于这些图案的研究就证明了，因为它件件不同，没有完全类同的，我们当时就想跟着社会的各方面政治、经济整个大社会环境，那时候我们学历史的都知道，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能这时候各方都很宽松的，感觉设计师的头脑根本没有羁绊，你可以任意驰骋设计动物的各种形态，非常漂亮。这个刺绣，你看我们这个放得很大很大的了，它一针一针、一锁扣一锁扣，它的锁扣实际上只有一公分里面十个锁扣，也就是一毫米一个，当时就是非常细，而且像这一种针法在中国的传统上将近两千年就是这一个针法。实际上后来仔细一想，为什么呢？它一种工技法怎么就有这么长的历史寿命呢？就因为它实用，它耐洗耐磨。比如1995 年我发掘新疆的尼雅那个墓，当时那个三号墓的男尸穿着一个长的勾边的一个花的上头皮底的一个靴子，我说那时候这么时髦，这么镂空的编的，跟勾的一样，但仔细一瞧，实际上它绣料底料是毛的，所有的毛都被虫吃了，就剩这些花了，丝虫子一般不吃。如果了解到我们先辈在各种工作的情况下，传统工艺有真正的魅力，能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丝绸大国的美誉是如何形成的。比如上面的那张图，就这件衣服整个领子，它这个领子就是在它织锦的上边又钉成左边一个狩猎纹，这又是一个新的绣法，它就在6.8公分宽17公分长这么一个单位绣了一个狩猎图。你看现在有一驾马车，这个马车在奔走，上边有一个驭手，还有一个弓箭手，追的前面的一个方块里面，是一个奔跑着的鹿，还有中箭倒地的大兽，下面现在看着蓝的一条一条的是豹，说一个人单腿跪地，拿着一个长剑跟这个豹在拼搏，在他的旁边还有一条小猎狗。所以当时从这些细小的地方就把那个上林苑狩猎的场景反映了。整个这件衣服完成，又用五年的时间，对于马山楚墓这几件最精的文物进行工艺的复原，采集数字，形成了一个成果。这个等到做好了，1991年我们在湖北荆州这个墓的发掘地开了中国古代纺织品研究第一届的国际会议，当时把这个在会议上作为发表论文展示，而且就因为这件精美，而且它也比较大，当时就一个非常大的白单子铺在地下，日本、韩国和台湾一共将近一百个教授和学生，80多岁的像王宇清教授，日本的丹野郁教授，他们都跪在周围一圈，而且当时的发掘队长彭浩先生后来就跟我说，说：“王老师你知道五体投地怎么来吗？”当时虽然说是一个玩笑，但是说只有我们中国古代这些文化，才能让这些人佩服得真是五体投地。反正这个工作有艰辛，但是说它的一些结果，对于这些也是让世界是一种折服的。1993年北大的赛克勒博物馆开馆的时候，北大就把世界所有的考古学家都请来了，当时英国的威尔第教授就跟我说他知道，说你这个还在吗，我说在，他说你取来，而且取来了以后给那个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来看。当时张先生看了非常激动，拍了很多的照片，后来他说亚蓉你这个工作叫什么工作啊？我说我这个叫复原复制，后来他说不是，他说现在这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就是用实验考古的方法来研究文物，这门科学新兴在美国，他们美国人员研究的是石器，说用石头来打造石斧、石镰，然后再去狩猎、收割。他说这样得到的结论就非常接近古代的那个实际的生产力，就是跟以前的大家看着这个文物推论性的研究，就更令人信服，而且这个研究有两种成果，一个是尺寸的大小跟文物一模一样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件准文物，说那件文物早晚要消失，它会老化，说这就变成了真正的文物。说另外有一个非常好的实验报告，就是希望你一定说，而且这是我这一次看见的，研究人员在研究服饰文化要有国力，虽然我们再艰难，但是我们借了那么多的账，完成一直到现在就是说还只是做出这一墓的东西。实验考古学对于我们来讲，虽然我们摸索出了方法，但是限于资金各方面，沈先生就讲了，如果说我们现在建立了一个中国服饰博物馆，你把全国出土的所有的纺织品都吊起来让人一看全都是破破烂烂的，你根本反应不出来面貌。在研究者研究的情况下，研究者组织把它再现，你有实践你摆起的时候就可以叫中国历代服饰博物馆，说你看一件衣服，我们虽然完全按照古代工艺完成的，但是我们所有考古出土的背景都是实证，这样跟一般的博物馆展览不一样。我们现在有些博物馆展览就跟百货公司没区别，博物馆出土的地点、时代，百货公司是哪儿生产的、价格，说你这样每一个看过展览都学到一些历史上的东西。我们非常想在这一方面多做一些工作，实际上到现在还是非常难。一个就是可以说我们到现在虽然做过这么多的墓，就是给很多的文物不断地做过展览，但是真正的，就在我们的社会科学院一直到现在纺织的考古学科还没有正式的建立，因为每一个墓都是各个省的，我们去做完工作以后，各个成绩都是自己的。作为领导的社会科学院一方面对于这个学科不了解，在学科建设的时候从来不考虑，还有一个就是到现在，任何一个大学、任何一个专业没有一个毕业生可以到我这研究室工作室接近胜任的。因为你看看你的服装剪裁，这个工作人员需要比如说对美术的，你看这服装这结构，你这个图案的分析，另外一个纺织机械，另外一个是染色，服装的款式，而且还有政治文献这些方面的，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学科，虽然现在的已经退休这么多年了，过去就是说沈先生开启研究工作的大门，王㐨和我们就一直探索着纺织文物的保护，基本上是一样的。在纺织的考古领域，虽然又走上了实验考古的道路，现在回想起来，一切的发生好像都是难以想象的，又是因为工作自然而然形成的。我想学习和研究就是在于勤勉踏实，勤勉踏实的衡量标准则在我们所抵达的目的地，是否能够持守坚持，我希望在学习与工作中真的有所成，除了坚守的勤勉之外，更需要的是自己的心灵的喜悦，因为只有你们心中对这个事业有了爱才能抵抗各种的利诱，在持守的过程中不动摇，才能在道路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突破点，才能在工作中有所建树。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每一个文化的印迹都是一步一个脚印慢慢积累的。他们造就了曾经在我国的世界范围内，就是服饰文化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以大家谈的就是沈先生开创的这份工作。至今我仍在一线，我是从现在西郊又是一个发掘现场上赶来，能够坚持至今是沈先生给我的引领，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同样期待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并勤勉持守下去，在纷繁的世界中获得自己的位置，谢谢大家！

 

（书稿责编：卢晓军、倪咏娟）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