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要我为一代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先生的《语言学论文集》作序,自知难以胜任。赵先生对语言科学的造诣,对边缘学科的贯通,在他的著述中,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乃至枯燥难懂的情节,都能用自然口语,如话家常;对现象的比喻,也能信手拈来,都成妙谛。他培训后进,对一些还在萌芽酝酿的幼稚见解,也能不弃刍荛,诱导奖掖。赵先生学问的博大精深,正如宋代大诗人陆游《示友》诗中的两句:“凌空一鹗上,赴海百川东。”像我这基础既欠深,受业又日浅的学生,是无法表达其精髓于万一的。不过,当年赵先生在国内工作期间的门墙,包括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生,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助理员,屈指数来,现存者仅我一人了。作序固不够水平,而于恩谊则属义不容辞,只能勉为其难了。
赵先生一生的事业,由自然科学而转到语言学,是世无其俦的。他未满十八岁以全国第二名考取清华庚款留美,本来的专业是数学和物理,毕业后又读哲学,取得了两个哲学博士学位,后来又荣获三次荣誉博士的尊衔。他在大学时期就已选修了语言学,精通英、法、德文,阅读了大量的语言学书刊;同时还选修音乐课程,在校时就编了不少运用方言技巧的歌曲。但是他的志趣却在语言学,他立志从事中国语言学的研究。这就决定了他的一生事业。例如在他二十四岁年初的日记中曾一再写下:“我想我大概是生来的语言学家、数学家和音乐家”,“我索性作个语言学家比任何其他都好”。随后,他就和同学胡适共同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用英文发表了以《中国语言的问题》为总题的四篇文章:1.中国语言学的科学研究;2.汉语语音学;3.中文的教学;4.改革的建议。其中的1,2,4三篇都是赵先生执笔。这几篇文章大概是因为登载在留学生自办的刊物上,虽然曾见收入赵先生的著作目录,但一向未受到语言学界注意,国内也未见有人引用。这次是因要编选文集,按目录顺藤摸瓜,才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到复印的。他这学生时代初露头角的作品,居然能立论十分鲜明,举例详赡准确。他提出的两个主题:一是中国语言学要用科学方法研究,二是文字必须改革,竟是一篇当年讨论中国语言学的最强音,可以说是吹响了本世纪语言学研究序幕的号角。他这个志愿,在他自己一生的七十来年中,不断地阐明和修订,留下了等身著作,培育了大量后进。他的论点和方法,不但扩充了中国传统音韵学的应用途径,更为我国的现代语言学:诸如语音分析、方言调查、语法系统、文字改革等等一整套研究汉语的科学框架,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语言学的研究,也如同一切科学,是代有高人,时添利器的;其进展无论迟早快慢,总是通过历史验证、百川汇流,而不断得到补充和刷新的。语音学一项,在一段时期内,看来像是冷门,却是历经了理论与实践的千锤百炼,更得到世界各边缘学科的滋乳,而蔚然成为前所未料的大国。也正如建造七级浮图,塔顶越高,塔基就越要广。赵先生的语言学成就,从他的全部著述来看,由于他兼有数理、哲社、乃至音乐的严格训练,研究方法既达到如自然科学的谨严务实,思路方面又不乏如文艺作家的驰骋自如。他早岁求学和工作的年代,正当中外语言科学都在新旧嬗变之秋。国内的传统语言学界,正如音韵学大师罗常培先生在三十年代初期所批评的:“考古功多,审音功浅”;对语音的研究是“蔽于成见,囿于方音”,而不能解决积疑。西方的语言学界,也还如丹麦的实验语音学先驱菲歇约恩荪教授在四十年代末期所呼吁的:“语言学家不能满足于仅用浪纹计研究语音,还应该适应新形势,学习些数理,并与工程师合作来提高知识。”赵先生的语言本领是天赋加力学,他的口耳审音之精,不但能运用好些方言作演讲而乱真,而且他的研究方法更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他和刘复先生在二十年代同时都是用浪纹计、渐变音高管等仪器(这在当年是最先进的)来分析声调,但很快他在南京中研院史语所创建的语音实验室,其设计于建声规格和电声设备上,就前进了一大步。他在1959年的《语言问题》讲演中,就介绍了十几种研究语音的最新工具,并详述其声学原理和机电维护等问题,显出他在科技方面的功底。
赵先生前后发表的语言学论著,内容大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三十年代末期以前,包括早期留学和在国内的执教和研究时期,主要有:初级“国语”教学的提倡与普及;国语罗马字的创制与推广;汉语方言调查的策划与开展。他在清华和史语所两处发表的和整理的材料,其间关于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声、韵、调的系统,都是他亲自下点或带领助手,在多次田野工作中取得经验而建立法则的。这些成就,至今已成为语言研究、方言调查的圭臬,具有跨越世纪“管领风骚”的生命力。但在当时国难当头的环境下,理论再高,计划再好,工作也无法继续开展。第二阶段是在抗战期间他被聘去美之后,论著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越来越深入地阐明中国语言的特点,比较中西语言的异同;二是为编写适用于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教材而对汉语有了出人窠臼的探索。但因多在海外发表,国内对他反而隔阂。还有是他的一些论点如上所述,多有超越时代的创见,因而一时不易被人理解;但经历时代的考验和科学的证明,都发现他是正确而先知先觉的。
至于语言学中有一些所谓“高层次”的问题,如:自然口语中的连读音变规则,汉语感情语调的变化模型,以及语音中的各韵律特征的相互作用等,在今日有了许多先进的实验条件,但是还“钻之弥坚”;而在当年“理想的仪器尚未诞生”(赵先生语)的情况下,单凭口耳的辨析,要想揭示人类语音的全部奥秘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但是赵先生的许多创见,例如他指出:汉语字调与语调性质的界定;汉语语调与印欧语语调本质的不同;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汉语通用拼音的方向;汉语声调调值的五度标调法等等,这些论点在今天也都得到实验证实和国际公认了。有趣的是,他在1930年发表的五度标调制,近日西方学者对世界诸语言的大量调查统计,证实了各民族语言中声调的高低等级,绝大多数不超过五度。这也许不是巧合吧。更值得提出的是,他当时发表的某些语音学的问题,如:音标、音位、语调、符号等系统,对今日信息时代言语工程中的有些方案的设计,是能起指导作用的。因此他当时对语言学的一些提示就好像是预言,这在一般语言学的著作中是罕有的。还有,他的写作从来不是“闭门造车”,而总是切合时代的脉搏。前人评价孔子的学说是“圣之时者”,赵先生的著述亦复如是。所以说他的著作不但是划时代的文献,而且是承先启后的语学津梁,当不为过誉。
赵先生一生有关语言学的著述,其宏篇巨制,已有国内外出版界的不断推广和再版,人们较易读到。而其专题研究,功力所寄的学术论文,以及兴来走笔,游刃有余的散简零篇,发表于中外报章杂志上,或保存于亲友学生中的,不下三、四百种。分布的区域既广,跨越的年月又长,而且中间几经时局动荡,原件多有散佚,以致很难求全搜集。所幸此次有赵先生的二女公子新那教授,她“能读父书”,并得到几位姐妹的协助,广征家乘,“爬罗剔抉”,考校无遗。所得资料除行将与专著全部编入正在编辑中的《全集》外,兹先将先生有关语言学的论文,编成此集。按原著分为中英文两卷,其英文原著有少数被译成中文的,亦编入中文集,与英文集互见。读者从此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文章几乎是全部围绕着他早期的志愿,反映了他一生研究语言学的两条主流的:一是紧抓科研,二是力倡改革。这就为后来人整理赵先生的“学案”时,有了这样明确的“夫子自道”的体例,而不致“如理乱丝”,或“得鱼忘筌”了。脉络既明,我就不必在此再加饶舌了。
本集的编辑出版,多蒙商务印书馆领导的大力承担,责编的辛勤劳动,才能如期问世,我在此谨表由衷的感谢。关于本集的编选体例和工作过程,有新那教授的(后记)予以说明。兹谨叙编辑大旨及因缘如上。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九年夏五,
受业吴宗济谨序于首都之补听缺斋,时年九十。
赵先生一生的事业,由自然科学而转到语言学,是世无其俦的。他未满十八岁以全国第二名考取清华庚款留美,本来的专业是数学和物理,毕业后又读哲学,取得了两个哲学博士学位,后来又荣获三次荣誉博士的尊衔。他在大学时期就已选修了语言学,精通英、法、德文,阅读了大量的语言学书刊;同时还选修音乐课程,在校时就编了不少运用方言技巧的歌曲。但是他的志趣却在语言学,他立志从事中国语言学的研究。这就决定了他的一生事业。例如在他二十四岁年初的日记中曾一再写下:“我想我大概是生来的语言学家、数学家和音乐家”,“我索性作个语言学家比任何其他都好”。随后,他就和同学胡适共同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用英文发表了以《中国语言的问题》为总题的四篇文章:1.中国语言学的科学研究;2.汉语语音学;3.中文的教学;4.改革的建议。其中的1,2,4三篇都是赵先生执笔。这几篇文章大概是因为登载在留学生自办的刊物上,虽然曾见收入赵先生的著作目录,但一向未受到语言学界注意,国内也未见有人引用。这次是因要编选文集,按目录顺藤摸瓜,才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到复印的。他这学生时代初露头角的作品,居然能立论十分鲜明,举例详赡准确。他提出的两个主题:一是中国语言学要用科学方法研究,二是文字必须改革,竟是一篇当年讨论中国语言学的最强音,可以说是吹响了本世纪语言学研究序幕的号角。他这个志愿,在他自己一生的七十来年中,不断地阐明和修订,留下了等身著作,培育了大量后进。他的论点和方法,不但扩充了中国传统音韵学的应用途径,更为我国的现代语言学:诸如语音分析、方言调查、语法系统、文字改革等等一整套研究汉语的科学框架,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语言学的研究,也如同一切科学,是代有高人,时添利器的;其进展无论迟早快慢,总是通过历史验证、百川汇流,而不断得到补充和刷新的。语音学一项,在一段时期内,看来像是冷门,却是历经了理论与实践的千锤百炼,更得到世界各边缘学科的滋乳,而蔚然成为前所未料的大国。也正如建造七级浮图,塔顶越高,塔基就越要广。赵先生的语言学成就,从他的全部著述来看,由于他兼有数理、哲社、乃至音乐的严格训练,研究方法既达到如自然科学的谨严务实,思路方面又不乏如文艺作家的驰骋自如。他早岁求学和工作的年代,正当中外语言科学都在新旧嬗变之秋。国内的传统语言学界,正如音韵学大师罗常培先生在三十年代初期所批评的:“考古功多,审音功浅”;对语音的研究是“蔽于成见,囿于方音”,而不能解决积疑。西方的语言学界,也还如丹麦的实验语音学先驱菲歇约恩荪教授在四十年代末期所呼吁的:“语言学家不能满足于仅用浪纹计研究语音,还应该适应新形势,学习些数理,并与工程师合作来提高知识。”赵先生的语言本领是天赋加力学,他的口耳审音之精,不但能运用好些方言作演讲而乱真,而且他的研究方法更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他和刘复先生在二十年代同时都是用浪纹计、渐变音高管等仪器(这在当年是最先进的)来分析声调,但很快他在南京中研院史语所创建的语音实验室,其设计于建声规格和电声设备上,就前进了一大步。他在1959年的《语言问题》讲演中,就介绍了十几种研究语音的最新工具,并详述其声学原理和机电维护等问题,显出他在科技方面的功底。
赵先生前后发表的语言学论著,内容大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三十年代末期以前,包括早期留学和在国内的执教和研究时期,主要有:初级“国语”教学的提倡与普及;国语罗马字的创制与推广;汉语方言调查的策划与开展。他在清华和史语所两处发表的和整理的材料,其间关于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声、韵、调的系统,都是他亲自下点或带领助手,在多次田野工作中取得经验而建立法则的。这些成就,至今已成为语言研究、方言调查的圭臬,具有跨越世纪“管领风骚”的生命力。但在当时国难当头的环境下,理论再高,计划再好,工作也无法继续开展。第二阶段是在抗战期间他被聘去美之后,论著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越来越深入地阐明中国语言的特点,比较中西语言的异同;二是为编写适用于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教材而对汉语有了出人窠臼的探索。但因多在海外发表,国内对他反而隔阂。还有是他的一些论点如上所述,多有超越时代的创见,因而一时不易被人理解;但经历时代的考验和科学的证明,都发现他是正确而先知先觉的。
至于语言学中有一些所谓“高层次”的问题,如:自然口语中的连读音变规则,汉语感情语调的变化模型,以及语音中的各韵律特征的相互作用等,在今日有了许多先进的实验条件,但是还“钻之弥坚”;而在当年“理想的仪器尚未诞生”(赵先生语)的情况下,单凭口耳的辨析,要想揭示人类语音的全部奥秘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但是赵先生的许多创见,例如他指出:汉语字调与语调性质的界定;汉语语调与印欧语语调本质的不同;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汉语通用拼音的方向;汉语声调调值的五度标调法等等,这些论点在今天也都得到实验证实和国际公认了。有趣的是,他在1930年发表的五度标调制,近日西方学者对世界诸语言的大量调查统计,证实了各民族语言中声调的高低等级,绝大多数不超过五度。这也许不是巧合吧。更值得提出的是,他当时发表的某些语音学的问题,如:音标、音位、语调、符号等系统,对今日信息时代言语工程中的有些方案的设计,是能起指导作用的。因此他当时对语言学的一些提示就好像是预言,这在一般语言学的著作中是罕有的。还有,他的写作从来不是“闭门造车”,而总是切合时代的脉搏。前人评价孔子的学说是“圣之时者”,赵先生的著述亦复如是。所以说他的著作不但是划时代的文献,而且是承先启后的语学津梁,当不为过誉。
赵先生一生有关语言学的著述,其宏篇巨制,已有国内外出版界的不断推广和再版,人们较易读到。而其专题研究,功力所寄的学术论文,以及兴来走笔,游刃有余的散简零篇,发表于中外报章杂志上,或保存于亲友学生中的,不下三、四百种。分布的区域既广,跨越的年月又长,而且中间几经时局动荡,原件多有散佚,以致很难求全搜集。所幸此次有赵先生的二女公子新那教授,她“能读父书”,并得到几位姐妹的协助,广征家乘,“爬罗剔抉”,考校无遗。所得资料除行将与专著全部编入正在编辑中的《全集》外,兹先将先生有关语言学的论文,编成此集。按原著分为中英文两卷,其英文原著有少数被译成中文的,亦编入中文集,与英文集互见。读者从此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文章几乎是全部围绕着他早期的志愿,反映了他一生研究语言学的两条主流的:一是紧抓科研,二是力倡改革。这就为后来人整理赵先生的“学案”时,有了这样明确的“夫子自道”的体例,而不致“如理乱丝”,或“得鱼忘筌”了。脉络既明,我就不必在此再加饶舌了。
本集的编辑出版,多蒙商务印书馆领导的大力承担,责编的辛勤劳动,才能如期问世,我在此谨表由衷的感谢。关于本集的编选体例和工作过程,有新那教授的(后记)予以说明。兹谨叙编辑大旨及因缘如上。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九年夏五,
受业吴宗济谨序于首都之补听缺斋,时年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