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增订版） 精装名家读书

著名人文学者陈平原教授开卷有趣、享受阅读的劝勉之作，洞幽烛微又举重若轻的读书之书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2012 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第七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2008—2015 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与北京大学合聘）。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5、1998、2003、2009、2013），以及第四届王瑶学术奖著作奖（2016）、第四届思勉原创奖（2017）、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2019）、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21）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文学如何教育》《小说史学面面观》等著作三十余种。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近期出版的随笔集包括《故乡潮州》、《大圣遗音》、《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增订版）、《怀想中大》（增订版）、《花开叶落中文系》（增订版）等。

不管你喜欢读哪方面的书，只要能读出乐趣来，就是好事。在我看来，读书讲趣味，比讲方法、讲宗旨，要重要得多。——陈平原
《读书是件好玩的事》是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先生“读书三部曲”之一。他从自己几十年读书治学的经验中拈出“好玩”二字，旨在将“读书”这件事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说得透彻且有趣，不想将读书升华到正襟危坐、艰苦卓绝的地步，而是希望开卷有益，开卷有趣，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此次增订新增二十余篇文章，共分四辑，将读书、评书、写书、出书中的观察体悟详加评述，也寄予了作者劝学警勉的拳拳苦心，由此也折射出整个社会及文化生态的变化。本书即是这样一本洞幽烛微又举重若轻的读书之书。

增订版序  
初版序  
第一辑
读书是件好玩的事  
坚守自家的阅读立场
谈读书，兼怀一位师长
如何提奖“读书”
“亲自读书”的重要性
关于书的书
享受“读书”
希望酿成这么一种氛围与态势
专业精神与人间情怀
闻窗外事，读圣贤书
第二辑
“读书俱乐部”开场白
读书不能不知书——读《书林清话》
藏书楼与学术史——读《清代藏书楼发展史》
学者与书局——读《回忆亚东图书馆》
畅销书的学问——读《畅销书》
书肆与文人——读《琉璃厂小志》
我的读书生活
我爱读的书
读书，读什么书？
读书无诀窍  
“发现”的乐趣——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随想  
第三辑
书海遨游之梦——我与北大图书馆  
徜徉乎书库之间  
书札中的文人与书局——读《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  
三联的学术使命  
杂志与时代——为《读书》二十周年而作  
关于《书评周刊》  
“学术之窗”小引  
“书评网站”开场白  
兼及“青少年”与“非专家”  
“批评”：文化生产的关键一环  
编辑的“积极”与“消极”——读《散文小说志》原稿有感  
从“世纪人文”看中国出版的变革  
“四有”与“四不”——写给弱冠的《中华读书报》  
名刊的责任与困境——为《文学评论》六十周年而作  
为青年才俊提供舞台
商务的品格与出版的立场  
权力与责任——为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六十年而作  
出好书的“命”——为香港联合出版集团三十周年而作  
出版背后的学术立场——“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总序  
学术刊物的日常与诗意  
我认识的人文社编辑
第四辑
第三种笔墨——“寻踪丛书”总序  
凝视与对话——《文化中国——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影像集》序  
从文武双全到中和之道——《中的精神》序  
纸上得来味更长——《文学的餐桌》序  
低回婉转，余音绕梁——《阴阳师》中译本序  
深情凝视“这一方水土”——《广东历史文化行》引言  
书画争夸点石斋——“晚清写照丛书”总序  
另一种学术史——《传灯——当代学术师承录》序  
“大学”如何“收藏”——“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文物丛书”序  
《北京的文学地图》序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序  
《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序  
民间立场、精神与趣味——顾编《文坛杂忆》合订本序  
画是有形诗——写在马莉画展开展之际  
以书为媒——写给第四届广州国际藏书票暨小版画双年展  
《文体问题》中译本序  
“北大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序  
“彩绘古典名著”丛书总序  
别有洞天的小说史著——《水浒十讲》序  
《晚清民间视野中的西方形象——〈点石斋画报〉研究》序  
漫说“漫说文化”——《漫说文化》代序  
十年一觉——《漫说文化》前言  
“漫说文化”附记  
“漫说文化”再记  
“漫说文化丛书续编”总序  

读书是件好玩的事（节选）

谈起读书，我欣赏清初文人张潮《幽梦影》中的说法：“有工夫读书，谓之福。有力量济人，谓之福。有学问著述，谓之福。”在校学生一般感觉不到这一点，还埋怨老师布置那么多“必读书”，实在“不人道”；走出校门后，为谋生终日忙碌，那时你才意识到，有时间、有精力、有心境“自由自在”地读书，确实是很幸福的事。
本想说“人生得意须读书”，怕同学们误解，说我好了伤疤忘了疼，故意隐瞒青灯苦读的辛酸，也不谈考试前夜不能看足球赛的痛苦，更不关心“掉粉”或“出局”的尴尬。好吧，那就换一个角度，探讨读书的感觉，到底是美好、痛苦、严肃、快乐，还是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读书很快乐，但读书也很艰难，凡只说一面的，都是骗人。正因为读书“苦乐相生”，既有挑战性，又不是高不可攀——不像造航天飞机或飞往火星那么难，普通人只要愿意，都能实现，所以，我才说读书“真好玩”。

自古艰难“劝学文”

八年前我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称古今中外的“劝学文”大都不可信。不是说别人不行我行，我的也不行。问题在于，明知“劝学”效果很有限，为何还有那么多往圣先贤乐此不疲？
劝人读书，拿“黄金屋”“颜如玉”来引诱，这很俗气，可又很实在，也很有效。“文革”期间，我在粤东山区当民办教师，农村的孩子不爱读书，经常辍学，因而得去家访。家长是这样教训孩子的：你要好好读书。读好书，将来就像你老师这样，不用下田干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重回山村，早年的同事告诉我，现在的家长改口了：你要好好读书。要不，就得像你老师这样，走不出山村。那些教育自家孩子“好好读书”的家长，不见得知道《劝学诗》，可思路是一样的。
问题来了，有人读书多，很成功；有人读书少，也很成功；有人基本不读书，同样赚大钱，甚至还当了皇帝。当老师的，你怎么给学生解释：当下中国不少“成功人士”学历很低，手下却有无数博士、教授、院士围着他们团团转。那些“头悬梁锥刺股”者，始终“怀才不遇”，或连“才”都没得“怀”，难怪一想起来就很窝火。其实，古今传诵的各种读书名言，因其针对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群（学者、文人、权相、帝王），即便有一定道理，也不可全信。“开卷有益”作为各种读书节的口号，需要仔细推敲——为什么开卷，开什么卷，如何开卷，以及开卷的效果怎样？谈读书，我更愿意先问这“读书郎”的年龄、职业、心境、目标等，然后才“给个说法”。比如，王国维的“三境界说”，就只适合于专家学者，拿到广场上去对着大众宣讲，什么“独上高楼”，还有“灯火阑珊”，听不懂。
有些道理，不是每个人都能领悟的。说绝对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读书体会，很少能“版权转让”。若“众所周知”，不用你来唠叨；若“独得之秘”，那我听了也没有用。
在当代中国，还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读好书，不见得就会有好出路。面对此新时期的“读书无用论”，当老师的你不能不回应。我多次批评实行了十多年的“大学扩招”。真正让人感到棘手的，还不是教授们耿耿于怀的“教学质量下降”，而是大学生就业日渐艰难，而这将影响整个国家的“安定团结”。
现在情况如何？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1978 年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是85.6 万，20 年后的1998 年，增长到340.9万。第二年开始扩招，10年后的2008年，变成了2021.0万。截止到2012 年底，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为2536.5647万人。我们只说更多人上大学是好事，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痛苦，并没有被真正关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保证所有大学生就业——除非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但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着大量无法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这个社会是很不稳定的，或者说是很危险的。
“劝学文”之所以难写，因为大道理谁都懂，难处在细节——而那精微之处，确实是“纸上得来终觉浅”。因此，连带今天晚上的演讲，只能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专业化”与“业余性”

晚清西学东渐以后，我们整个教育制度变了，世人对于“学问”的想象，也跟以前大不一样。过去说，读书人应博学深思，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现在呢，专业化成为主流。而与此相联系的，便是国人对高学历的盲目崇拜。过去找工作，大学毕业就行了，现在水涨船高，非硕士、博士、博士后不可。这种选人的眼光是有点势利，但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当今世界，专业化乃大趋势。
德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1919 年在慕尼黑大学为青年学生做题为《以学术为业》的演讲，此演讲影响了好几代学者，至今仍被强烈关注。演讲中，韦伯有这么一段话：“学术已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而且这种局面会一直继续下去。无论就表面还是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
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韦伯的断言依然有效。直到今天，“空前专业化”仍是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当然，这种专业化强调到了极端，会有很大的弊病。尤其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可能限制其学术视野，也可能影响其综合判断，更可能消解其本该承担的社会关怀。因而，必须引入萨义德的说法。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称，“挑战着知识分子的诚信和意志的四种压力”中，第一个就是“专业化”：“今天在教育体系中爬得愈高，愈受限于相当狭隘的知识领域。”作者希望“用我所谓的业余性（amateurism）来对抗”这一压力，也就是说，“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杀的兴趣”而从事学术研究。
关于学者如何超越具体专业的限制，中国人有个绝妙的说法，叫“博雅”，与“专精”相对应。不同于“文人”，不同于“专家”，也并非汗漫无所归依，而是“有专业但不为专业所限”。如果你受过高等教育，那么，不管是今天在校念书，还是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最大的困境，很可能便是如何在“专业化”与“业余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面对这个困境，有三种选择：第一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专业书”，直奔院士或诺贝尔奖而去；第二种，自由阅读，不求闻达，追求生活的舒坦与适意，无意或无力成为专业人士；第三种，既想成为杰出的专家，又希望保留阅读的乐趣——这第三条道路最艰难，也最值得期许。在“专业化”与“业余性”之间徘徊，那是一辈子的事情；至于在学期间，可以有轻重缓急，但我不主张过早地舍弃某些“题中应有之义”。
当老师的，说话必须负责任，切忌“语不惊人死不休”。比如，你到中学演讲，学生问你，要不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好不好偏科发展？还有，我不喜欢数学，能不能翘课？你怎么回答？如果告诉他：没关系的，钱锺书当年考清华，国文特优，数学也才得了15 分；或者说，上不上大学其实无所谓，比尔·盖茨不也中途退学了吗？这样的回答，学生肯定很高兴，但我说不出口，因为这会害了他。教书多年，深知可以给大学生讲的，不见得适合给中小学生讲；甚至给博士生指的路，也不一定适合于本科生。我的观察是，到了大学三年级，心智基本成熟，可以深入地探讨做人以及读书的困境，还有突围的方法等。
关于“专业化”与“业余性”的纠葛，没有统一的答案；作为读书人，这个困境你必须认真面对。所有关于读书的论述，其实都该有的放矢：相对于独尊自然科学的潮流，我们强调人文学的意义；相对于过分看重考试分数，我们突出人文修养；相对于专家之炫耀专业性，我们标榜阅读兴趣；相对于道德教育的居高临下，我们强调人文教育的体贴入微；相对于高歌猛进的功利性阅读，我们主张“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在我看来，当下中国要讲“阅读的敌人”，首推过分“功利化”。
听名人谈读书，一定要保持警惕，他们的发言都有特定语境，不能无条件接受。比如鲁迅，关于读书便说了许多精彩的话，但每回立说的姿态都不一样。在《名人和名言》中，鲁迅针对专业化时代公众对“专家”的盲目崇拜，称“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 许多见识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在《随便翻翻》中，鲁迅称随意翻阅杂书，可以消闲，也可以增长知识，应该对照比较，甚至不妨读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在《读书杂谈》中，鲁迅主张和社会接触，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让所读的书活起来，“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僵化，逐渐死去了”。而在《不是信》中，鲁迅提及自己撰写《中国小说史略》，称“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这里说的是治学态度及方法。每句话都有道理，但每句话也都有局限性，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鲁迅“读书观”。也就是说，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

“有问题”且“讲趣味”

同样是读书，有两种不同的姿态与目标：一是在大学里修习相关课程，准备拿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二是课外学习，自学成才，或走出校门后自由阅读。最大差别在于，后者不必要“循序渐进”，也没有“进度”或“成效”方面的考核指标。
肯不肯读书是一回事，会不会读书又是一回事。有的人读了一辈子书，勤勤恳恳，但收获不大，连一点“书卷气”都显示不出来。为什么？原因很多，最大的可能性是方法不对。以我的观察，会读书的人，大多有明显的“问题意识”。知道自己为什么读书，从何入手，怎样展开，以及如何穿越千山万水。作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我们77 级入学时年纪普遍较大，学习很自觉。80 级基本上都是应届毕业生，因此学校安排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去介绍学习经验。那时我真勇敢，竟然跑去跟学弟学妹们谈怎么读书。
记得我当时的发言，主要是质疑金字塔读书法。胡适的“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常被老师们用来教育学生，要求好好打基础。我说，这方法对我们不适用，因为没有具体的工作目标及衡量标准。学海无涯，一味追求既“广”且“大”，到我们退休了，还没到长“高”的时候，岂不可惜？我自己的体会是，读书当如“挖树兜”。选择特定的树桩，顺着树根的走向往四面八方挖，挖着挖着，就连成了一个网络，你大学阶段的学习任务就算完成了。当时博得一片喝彩，后来我自己反省，这思路似乎有林彪“三十字方针”的影子——“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下功夫”。不管是“异曲同工”，还是潜移默化中受其影响，如此“挖树兜”的读书法，明显比较功利。
对于那些已经完成基本训练或走出校门的人来说，我的“挖树兜”读书法不无可取处。只有“带着问题学”，才能选准目标，集中精力，最大限度地调动你阅读的积极性，而且容易见成效，鼓励你不断往前走。
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选择与自己本职工作相关或自家特别感兴趣的课题，然后上下求索，这样读书比较有效，也有趣。1922 年8 月，梁启超应邀到南京东南大学的暑期学校讲学，有一讲题为《学问之趣味》。其中提及“必须常常生活在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而最能引发趣味的，包括劳作、游戏、艺术、学问等。我相信，人生百态，“读书”是比较容易“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的。最近这些年，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退休人士，因信仰、因投资、因旅游、因收藏等缘故，拼命读书，且很有心得。没有考试的压力，也不想成为专家，就是喜欢，甚至成痴成疵成癖。用晚明张岱的话来说，有痴有疵有癖才可爱，因其“真性情”。读书也一样，不管你喜欢读哪方面的书，只要能读出乐趣来，就是好事。在我看来，读书讲趣味，比讲方法、讲宗旨，要重要得多。
“有问题”，迫使你深入钻研；“讲趣味”，故“可持续发展”。这两者相辅相成，读书就变得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