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线千里——抗战时期金融机构大迁移 平装抗战大迁移丛书

    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入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点出版物

    （七七事变之后）各政府机关、工矿企业、金融机构、文化团体响应国家号召，前所未有地紧张动员，争分夺秒，纷纷西迁，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不甘于受日寇的欺 压、蹂躏，扶老挈幼，千里跋涉，倾室流亡，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未有的大迁移、大搬家。这一迁移，动员之广泛，规模之宏大，过程之艰辛，民族意志之刚 毅，人民爱国热情之昂扬，都是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所少见，或仅见的。它突出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临危不惊，履险不畏，在艰难条件下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可歌可泣，可记可录，值得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作为驱动民族振兴的永恒的精神财富。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杨天石推

    本书从抗战的宏观视角，详细梳理和介绍了在国家命运岌岌可危之际，银行、保险、证券、印钞等各金融机构，如何实现地理空间上的大转移，以及国家经济命脉如何抵御敌伪之金融破坏，筹措战费、稳定市场，直至取得抗战胜利。
 

    王红曼 ，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先后在《抗日战争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安徽史学》、《历史教学》、《福建论坛》、《历史教学问题》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国民政府战时金融法律制度研究（1937—1945年）》、《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论》、《四联总处与战时西南地区经济》、《中国近代银行业与银行家（一）》、《中国近代金融法制史研究》；主持及参加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4项。   

    本书借助对史料的实证研究，致力于第一次分不同阶段系统地勾勒金融机构的迁移布局及其后续影响。金融机构不同于其他机构之处在于，金融行业本身的运作方式即具有流动性和远程性，所以其迁移的过程，除了“有形”的人员、设备、设施等的迁移之外，更内在的是“业务重心”的转移，也即金融机构不同于文化机构和工矿企业，有庞大的迁移与“运输”过程，更多的是自上而下对金融布局的重新调整。抗战爆发前，主要金融机构，即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集中于以北京和上海等东部地区。抗战爆发后，各类性质与规模不同的金融机构转移的路线、方向、经过、目标也各不相同。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最初主要是向租界内转移，淞沪会战后，国家银行一部分经过国民政府的布局，总体随政府向南京、武汉、重庆方向内迁，另一部分则向香港转移，还有一部分则迁往上海市租界内继续营业；商业银行则大部分留在上海，小部分迁往重庆和香港；原省内的各地方银行大部分则随省政府辗转于省内。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才集中迁往重庆，大部分商业银行也开始往大后方转移，并大力发展在大后方的金融业务。
    抗战时期，中国的金融中心最终迁移到重庆，整个的金融空间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四行二局”为核心的国家垄断金融体系迅速在西南、西北地区敷设和构建金融网络，并大力投资工业、农业等各业，促使大后方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迁，对支持抗战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应的，这些金融政策的负面效果，诸如对战后通胀的隐患等，也对西部地区影响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