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史地发微 平装王恩田学术文集

王恩田学术文集之一——关乎商周史的研究
 

王恩田，男，回族，山东德州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64年调入山东省博物馆。先后主持临淄齐国故城、山东益都苏埠屯商代大墓等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20世纪80年代之后全力从事古文字、商周考古以及先秦古史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齐鲁文化志》《陶文图录》《陶文字典》。曾任山东省博物馆研究员、山东省古文字研究会会长、山东省古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省文物专家委员会委员、山东省考古学会顾问、山东省第六届政协委员。

本书辑录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史学家王恩田先生关于古史研究的论文，以商周史为主体，上迄新石器文化，下至秦汉。关于周、鲁、齐、秦、晋、虢、秦、楚、燕、吴、宋、曾、纪、杞、滕、邾、费等先秦古国的史地问题，均有专题论述。作者运用古文字、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方法，旁征博引，慎思明辨，提出很多新观点。对于素来苦于文献匮乏的商周史研究，作者充分发挥考古学补史证史的作用，大大拓展了商周史的研究空间，体现了其恢宏的学术视野、精深的研究能力和厚实的史学理论功底。

湖南出土商周铜器与殷人南迁
“成周”与西周铜器断代——兼说何尊与康王迁都
西周王年的调整
山东商代考古与商史诸问题
益都苏埠屯亚醜族商代大墓的几点思考
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
山东商周青铜器与山东古史
齐鲁文化研究的史料问题
曲阜鲁国故城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关于鲁国建国史的两个问题
从曲阜两周墓看鲁文化面貌及楚文化对鲁国的影响
“鲁币”质疑
关于齐国建国史的几个问题
齐都营丘续考
高青新出申簋考释——兼说高青陈庄齐国公室墓地的年代与墓主
高青新出申簋与《诗•烝民》的仲山甫
国子鼎的年代商榷
陈齐六冢的年代与墓主
长岛战国铜器与“迁康公于海上”
临淄国子墓和郎家墓的年代与墓主问题
曲城齐仲簋与“丁公伐曲城” ——兼说铜资源与齐国强弱的因果关系
对三里墩出土齐小刀币铸行年代的讨论
莒公孙潮子钟考释与臧家庄墓年代——兼说齐官印“阳都邑”巨玺及其辨伪
上曾太子鼎的国别及其相关问题
跋陈乐君㰯甗与盂——兼说齐桓公伐楚
读考古报告《海阳嘴子前》
邛君盂考释
纪、㠱、莱为一国说
再说纪、㠱、莱为一国
三说纪、㠱、莱为一国
山东胶东地区周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与纪、㠱、莱史研究
东岳泰山考辨——徐子汄鼎与徐国本土
从考古材料看楚灭杞国
新泰杞国铜器与商代杞国——全国首届杞文化研讨会学术报告
杞国史料的甄别与应用
商代杞国在新泰
滕国考
郳器与郳国
小邾不小，邾分多国——《小邾国文化•序》
费奴父鼎与山东费国与费邑
济阳刘台子夆器与周人灭逢
“二王并立”与虢国墓地年代上限——兼论一号、九号大墓即虢公忌墓与虢仲林父墓
戎生编钟与秦晋史实疏证
“曲沃叛王”与晋公戈年代再议
楚高缶与楚公子高伐东夷——春秋晚期大铁盘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
楚公钟与楚武王熊达称王
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与微子封宋
鹿邑微子墓补证——兼释相侯与子口寻（腯）
微子墓论证侧记
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
曾侯與编钟与曾国始封——兼论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复原
廿三祀盂鼎“受民”与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分区
睡虎地秦律的年代、渊源与社会属性
河南固始“勾吴夫人墓”与番子成周钟——兼论番国地理位置及吴伐楚路线
镇江吴国车马器与吴伐楚入郢
“齐东野人”正解
亳社即郊社说
《管子》三匡解题
《齐语》的史料来源与成书年代
泰安大汶口汉画像石历史故事考
诸城凉台孙琮画像石墓考
安国祠堂题记释读补正
苍山元嘉元年汉画像石墓考
跋汉画赵苟哺父图
龙山文化的渊源及其上限
梁思永与城子崖真假龙山文化城
济南建城史刍议
湖熟文化的分期与土墩墓的年代
“王瓦延寿”瓦当与西楚河南王府
“孔壁书”辨伪
“大刘记印”与海昏侯墓墓主蠡测
海昏侯墓园墓主考
张政烺先生与古史分期——与张政烺先生的另外两次谈话
夏商周三代的民主及其衰亡
唯物史观与战国奴隶社会说——评张政烺先生古史分期观
“黄帝”探源
《殷周制度论》与张勋复辟——读《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
评“走出疑古时代”
《水经注》“戴袭赵案”铁案难移
王国维史学研究的误区
后记

阎、惠先把《毕命》判为伪书，而后认为《毕命》的记时“古今文皆无”，或认为“梅赜袭其词”。这样的论证显然没有什么说服力。何况16字中还有《毕命豐刑》和“王命作册豐刑”两种不同的说法。顾名思义《毕命》应是册命，而《豐刑》则应是刑法之类。《毕命豐刑》应是把性质不同的两篇著作撮合在一起。阎辨《毕命》此条，并没有搞清《毕命》与《豐刑》的关系，而且充满疑似之词，用连自己都没能搞清的材料来否定《毕命》，显然不足为据。其实，无论是《毕命》，还是刘歆所引的《毕命豐刑》，其记时中的“庚午朏”，都是后人所追加。因为相当于月出的“朏”，在西周金文中一律使用“生霸”，而绝不用“朏”。阎、惠还列举《毕命》中与后世经籍中相同或相似的语句作为《毕命》作伪的“赃证”。其中如“左右先王”“殷顽民”“升降”之类，都是古代的习惯用语，不存在谁抄谁的问题。至于“以成周之众命毕公保釐东郊”与书序“分居里成周郊”语句相似，并不能证明《毕命》抄书序。更有甚者，惠栋居然两度引用《汲郡古文》的材料作为《毕命》伪书之证。所谓《汲郡古文》，其实均出自《今本竹书纪年》而不见于古本。《四库总目·竹书纪年提要》和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曾列举大量证据证明《今本竹书纪年》是伪书，已成定谳。用伪书辨伪，指控《毕命》系伪书，当然不能视为定论。确认伪书的抄袭，必须列举确凿证据。如前人揭发《管子·大匡》抄袭《左传》而不知删除记时的“二月”“五月”“九年”。a又如我们曾指出《管子·势篇》中“天时不作，勿为客”“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圣人因天”“逆节萌生，天地未形”“成熟之道，嬴缩为宝”等大量与《国语·越语下》雷同的语句是抄自《越语》，因为这些语句都是来源于范蠡与越王勾践的对话。每一次谈话都有其时代背景，都是针对吴越16年间政治、经济形势而发表的议论，是根据当时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所采取的对策。而《管子·势篇》抽去了时代背景，杂乱无章地抄袭上述语句，让人感到唐突费解，不知所云，必伪无疑。a阎、惠虽然罗列出《毕命》与后世经籍中相同相似的语句，但却未能列举出《毕命》抄袭的证据，伪书说似难成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把《毕命》排除在外未必妥当。恰恰相反，《毕命》中对康王时称“成周”而述周公事称“洛邑”的表述，符合历史事实，必有其根据，是后人无法拟作的。尽管其中羼有后人所加的记时和“四夷左袵”之类似为晚出的语句，但不能全部否定其史料价值。
综上所证，何尊应是康王五年作器，“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应是康王迁都于成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