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与启蒙：在中国与在德国 精装未来哲学丛书

尼采是一个启蒙主义者吗，若然，那是何种意义上的启蒙主义者？

解读尼采，绕不开启蒙。尼采是理性精神的批判者，却又申言要唤回启蒙精神。尼采来说，启蒙也有多种面相，一方面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一方面是弘扬生命强力的新启蒙，一种反启蒙的启蒙。解读尼采与启蒙间的张力，既有思想史的意义，也有对当代思想的启发。本书集录了孙周兴、汉斯•费格等国内外学者对这一话题的探讨。



 

孙周兴，199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1996年起任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9－2001年在德国从事洪堡基金项目研究；2002年起任同济大学教授。现任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美术学院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同济大学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同济大学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院长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哲学、艺术哲学、技术哲学等。主要著作有《语言存在论》《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后哲学的哲学问题》《存在与超越》《以创造抵御贫庸》《一只手的革命》等主编有“海德格尔文集”（30卷）、“尼采著作选”（14卷）、“欧洲文化丛书”、“未来艺术丛书”、“未来文化丛书”等。主要译作有《海德格尔选集》《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林中路》《路标》《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世界现象学》《尼采》《演讲与论文集》《权力意志》等。
赵千帆，浙江大学哲学系博士，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8—2009年洪堡总理奖学金获得者。当前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美学、技术哲学、法兰克福学派和尼采的翻译和研究。已出版译著《善恶的彼岸》《论道德的谱系》《技术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等。

尼采与启蒙以及启蒙运动的关系殊为复杂。按说尼采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主义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的批判者和反动者，故无论如何都堪称一个“启蒙的敌人”或者“反启蒙者”，然而尼采又曾明确地申言要唤回启蒙精神，继续推进启蒙的事业。尼采是一个启蒙主义者吗？若然，那是何种意义上的启蒙主义者？本书是孙周兴、汪民安、关子尹等中国学者与福尔克尔•格哈特、汉斯•费格、克劳斯•齐特尔等外国学者共同研究探讨“尼采与启蒙”的结晶。

尼采与启蒙以及启蒙运动的关系殊为复杂。按说尼采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主义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的批判者和反动者，故无论如何都堪称一个“启蒙的敌人”或者“反启蒙者”，然而尼采又曾明确地申言要唤回启蒙精神，继续推进启蒙的事业。尼采是一个启蒙主义者吗？若然，那是何种意义上的启蒙主义者？本书是孙周兴、汪民安、关子尹等中国学者与福尔克尔•格哈特、汉斯•费格、克劳斯•齐特尔等外国学者共同研究探讨“尼采与启蒙”的结晶。

要进一步解释这种悲剧世界观如何运作，我认为有两个概念特别重要：（1）das Lächerliche（可笑）；（2）das Erhabene（升华）。这两个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共同建构了悲剧神话或悲剧世界观的核心。德语“Lächerliche”很难翻译，它通常指荒谬的事情，但这样理解还有些微妙之处不易表达。它不单单指荒谬的事情，对之尼采有“das Absurde”一词。“Das Lächerliche”固然指荒谬的事情，但字面上它还有“可笑”之意，即对被认为荒谬之事持不屑和睥睨的态度。不错，人的生存充满苦难，包括天灾人祸、生离死别等无尽的苦楚，许多都是人力不能控制的。这些苦楚无疑都是“荒谬的”，尤其对受苦的人来说。但对尼采而言，单单把苦楚视为荒谬对人生是有害的，因为这种态度只会引来愤怒﹑不满﹑愁苦﹑仇恨和各种负面的情绪，阻挠着人生存下去的决心。悲剧世界观最巧妙之处在于，对之采取“可笑”的立场，由此从笼罩个人的负面情绪中释放出来。悲剧世界观“发明”了由恶意的希腊神主宰的“中间世界”，以解释人的苦难，但却没有对神屈膝，求取怜悯，相反希腊诗人描述悲剧英雄如何直面诸神，对抗命运，而对一己的苦痛没有任何介怀。以诸神为中介，悲剧英雄仿如在嘲笑自己的命运，由此与自己的不幸拉开了距离，这距离能释放或“升华”他的意志。对尼采而言，就是以此方式，“可笑”引来了“升华”。尼采有时也把这种“可笑”称为“诙谐的”（das Komische），但它不只关乎生活中肤浅的笑料，而是“对［生命中的］荒谬的反感之艺术的释放”。另一方面，“升华”对他而言是“对恐惧之艺术的驯化”，以康德的方式来说，就是把自己的道德自我表象为不受自然澎湃的暴力所影响。就是透过悲剧神话的这两种要素的共同作用，希腊悲剧成为一种“艺术……一位救人的巫师﹑治病的专家”。不错，希腊人的神可能是希腊人所“发明”的，但不像色诺芬尼和布克哈特那样，认为希腊人把自己所受的苦都归咎诸神，反而尼采认为，希腊人的大智慧在于看到“神同样也是受制于必然性的”，因此人最终要对待的不是神本身，而是宇宙之中人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