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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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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38.00

  • 著者:3906 
  • 出版时间:2013年08月本印时间:2013年08月
  • 版次:1印次:1页数:285页
  • 开本:16册数:1
  • ISBN:978-7-100-10107-3
  • 读者对象:大众读者
  • 主题词:统一分裂
  • 人气: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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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的启示——返观纷扰的昔日天下,穿透千年时空隧道追寻中国历史的分分和和
  

    《统一与分裂》理性地思考和审视了中国历史的分分合合,作者的笔触独到,不循惯例,不以王朝起讫为统一的终始,不以定论成说为立论的依据,返观纷扰的昔日天下,立足真实的历史疆域,以凝练的笔触厘清统一与分裂的长度,诠释统一与分裂的标准,穿透千年的时空隧道,追寻中国历史的分分合合。

显示全部序言

        虽然我从小就喜好历史,但那只是少年时代盲目好奇心的表现。直到1978年10月考取为复旦大学的研究生,三年后又留校工作,才确定了以历史地理研究为终身职业。刚读研究生时,还不知历史地理为何物,就像外界不少人以为就是历史加地理这两门学科。幸而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抱病设帐,在华东医院大厅一角为我们五位同学讲了第一课,才明白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与历史学、地理学的关系,不禁心中窃喜,原来歪打正着,所选专业正适合自己的需要,符合自己的兴趣,也能利用自己尽管不多却也不无价值的积累。更出乎意料的是,一年后领导明确我担任先师的助手,从此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先师的耳提面命,瞻仰史学界泰斗和前辈的风采,聆听他们的教诲。
  一开始我选定的研究方向是西汉人口,1979年写了一篇《西汉人口考》,发表于《中国史研究》,以后用作硕士学位论文。1983年以此为基础写成博士论文《西汉人口地理》,198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又承担《中国人口》项目的子课题,完成中国人口历史变迁的概述,直到完成《中国移民史》和《中国人口史》,前后花了二十多年时间。不过我最关注的还是更大的时间和空间内的发展变化,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幼时读《三国演义》,对“ 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印象深刻。以后自学历史,了解了历朝历代的兴衰,似乎证实了这种分合的规律。而历史学界长期肯定的规律却是,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是支流;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分裂的时期越来越短;统一的范围越来越广,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过,联系到具体问题后,就发现没有那么简单。特别是在协助先师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时,对历史时期疆域的变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纠正了长期沿袭的误解。例如,以往无不将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当作大分裂后重新统一的开始,而实际上,且不说北宋的统一始终没有完成,而在历史中国的范围内,辽、宋对峙,西夏、大理、吐蕃并存,如果将北宋看成统一,实际是将其他政权排除在中国之外。我将心中的困惑汇报于先师,他也颇有同感,但作为《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的他,对《地图集》中的某些不实之处却无能为力。由于我随侍先师的时间很多,有时连续几个月住在外面,主要就是修订《地图集》、整理《肇域志》、编审《历史大辞典》条目等,统一与分裂往往成为我们饭后、睡前的话题。
  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贯彻和深入,史学界的前辈和同行也开始打破以往的禁区,特别是在口头讨论中,已经相当尖锐地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涉及不少敏感领域。1986年我在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期间,北京大学的田余庆教授在费正清中心作讲座,在自由讨论时,他也就统一分裂问题发表了见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87年,吉林教育出版社策划一套面向大众的中国政治丛书,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将多年来的思考从“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的角度写出来。到1988年暑假,这本小册子已经写得差不多了。8月间去东北考察,从黑龙江黑河顺黑龙江而下。航行在这条曾经是中国的内河、而今却已是中国和前苏联界河的江中,迎面驶过的苏联客轮上人们热情的招手,江边却依然可见一座座岗楼、灯塔、兵营,我在船舱中写完了书稿的最后一段。
  开学不久,学校发出通知,征集“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理论讨论会” 论文,我将书稿的主要观点写成《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一文应征。我的论文入选教育部的理论讨论会,我去南开大学参加会议。这次会议组成评委评选出席全国理论讨论会的论文,我的论文再次被选中。历史学科评出两篇论文,另一篇是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的《论多元一线》。
  当年12月,中共中央委托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在北京大兴召开。上海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八人:复旦大学蒋学模(经济)、顾国祥(管理)、叶易(文学)和我,上海社科院俞新天、李君如和陈锋,还有一位宝山钢铁公司的代表。带队的是当时的新任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副部长刘吉是大会文件的主要起草人,同去的还有理论处处长吴修艺。这次会议的规格很高,开幕、闭幕式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会。会议结束时,不仅给每篇论文的作者颁发了盖有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大印的奖状,还发奖金一千元,优秀论文(如罗荣渠的论文)发了两千元,当时是前所未有的大奖。据说有的省市在会后又发了配套奖金。
  改革开放是会议的主题,但争论非常激烈,如对会议的文件之一——中央一份正在起草中的文件,有的认为不应再提“自由化” ,有的则以为反自由化不力,还有各种意见,双方或多方剑拔弯张,有时火药味很浓。但讨论集中于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等方面,历史方面的论文仅有来自高校的这两篇,社科院、党校系统没有选出历史方面的论文。1989年初,上海市历史学会召开年会,会后出版论文集,我将会上的发言整理成《再论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一文发表,对前文作了补充。
  等到那本题为《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以下简称《普天之下》)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时,在短期内印了两次,一万多册很快供不应求。1989年初,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将书稿中的一节整理为《炎黄子孙不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代名词》一文投给《光明日报》,于当年8月发表。
《普天之下》受到外界的重视。韩国某出版社全文翻译出版,日本的刊物摘译了大部分内容,美国的学者发表了意见,台湾地区出版的版本也在不久问世。第二年,三联书店与台湾锦绣出版有联合出版一百种“锦绣中华”丛书的计划,向我约稿。我也觉得《普天之下》言犹未尽,再说因种种原因,出版社已不会重印,于是我以此书为基础,扩充为《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一书。书稿完成后,我曾绞尽脑汁,想找出一个满意的书名,但与《普天之下》比都相形见绌,不得已,只能用了这个相当直白的名字。
  1992年后,我就有关的历史事件、人物写了一些供知识界的同人阅读的文章,发表在《读书》、《书屋》等刊物。这些文章的着眼点只是历史的一个片断, 但基本的观点都是围绕着统一与分裂这一主题,可以说是提供了若干实例,或者是作了具体的注释。近年来因种种原因,写得少了,但只要有可能,我还是打算写下去。有的题目,如霍光,腹稿已打了好久,并曾答应交给当时在编《万象. 的陆灏兄,希望能快些问世。
  1998年底,当时供职于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刘景琳兄约我写一篇比较全面反映我某方面学术观点的文章,字数可达三万,编辑保证不改。这吸引我写出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余论》,发表于该社出版的《学说中国》一书。
  三联版的《统一与分裂》印了三次,此后未再出版。但好事者或好意的人早已将此书的全文或章节放在不同的网站,我还见过全文收录这本书的盗版光盘。不过还是不时有人向我索书,其中有的读者尽管已经在网站下载了全文,却还希望有印刷出版的书本。我与三联的出版合同早已期满,而中华书局有意出版,所以就有了本书的增订版。
  考虑到这是对我在这方面研究的一次小结,我汇集了从《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开始的几篇论文放在附录中,和《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一书一起出版。因为这些文章写在不同的时间,又分别发表,所以难免有重复的地方,但为了保持原貌,增订版中一律按原文,不作任何删改。
  写完这篇自序时,我已过了六十周岁。从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从《普天之下》发表至今也已有十七年。其实我的很多看法,我的老师、前辈早已形成。我能够发表这些文,并且得以延续近二十年,衣食无忧,又不受干预,既说明探索的艰辛,也是一种幸运。如有可能,我愿再探索二十年,愿与同行和读者共勉。
                                                      葛剑雄
                                                2007年于复旦大学

  2013年7月,此书版权转交商务印书馆,重印时除改正了若干明显的错字外,未作修改。
                                                    葛剑雄又记

显示全部作者简介

        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出生于浙江湖州,历史学博士,曾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现为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国际地圈生物圈中国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委员会委员、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

显示全部内容简介

    本书是《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的修订版,包括作者的增订版自序和三篇约五万字的相关文章。 中国历史的统一与分裂是作者二十多年来一直思索的重点问题,作者以理性的思考来审视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提出如何认识统一时期的消极因素和分裂时期的积极因素,并面向未来,提出了作者独特的见解。 本书史料扎实,分析深入,视角鲜明,见解独特,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中国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显示全部精彩试读

    第一章 昔日的天下观
    九州的传说和现实
    在中国儒家的经典著作《尚书》中有一篇《禹贡》,一开始就写道:“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意思是说,在洪水横流以后,大禹一面规划治水,一面根据名山大川的分布重新划定区域,接着列出的九个单位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这就是九州。
    在另一篇《舜典》中,又提到在尧、舜时,“肇十有二州”。“肇”是开始的意思。对这句话,西汉的学者谷永和东汉初的学者班固解释为:在尧的时候遭到洪水,全国被大水分割为十二部分;但东汉末年的马融的说法是:舜在大禹治水之后,从禹所划分的九州中又分出幽州、并州和营州三个单位,因而总共有了十二个州,这一说法获得后世多数学者的赞同。
    从未实行过的九州制
    由于这些记载都出于儒家经典,又得到后世众多学者的肯定,所以从西汉以来就成为不可动摇的定论,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人们一般都认为,从大禹治水开始就有了九州这样的政区,以后又演变为十二州。直到现在,一些人在叙述一个地方行政区划的历史时,往往还要从九州讲起,似乎这是历史事实。
    由于全国就分为九州,所以九州又一直被当作全国、“天下”的代名词。如南宋诗人陆游《示儿》诗中的名句“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就是取这样的用意;晚清诗人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一句也是如此。
    五四运动以后,学者们向儒家经典提出了挑战。经过反复的争论和研究,历史学界已经把这传统的九州说推翻了。原来《禹贡》中的记载并不是历史事实,九州也不是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
   《禹贡》虽然托名为大禹所作,其实却是战国后期人的作品。具体的证据很多,最主要的理由是《禹贡》中所记的不少地理状况都是战国时的现象,有的地名和水名甚至要到战国后期才出现,如果真是大禹所作,他岂能未卜先知?而且在《尚书》各篇中,《禹贡》的语言照理应比出现在它以后的《盘庚》(记录商朝中期的君主盘庚迁都事)等篇难懂,事实恰恰相反,这只能说明《禹贡》问世的时间较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