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没的思想：出土竹简中的禅让传说与理想政制 平装艾兰文集

　　一部利用新出竹简研究中国先秦史的海外汉学力作

　　首先，建议关注本书的读者先阅读作为本书先驱的《艾兰文集》之二《世袭与禅让》。
　　其次，建议读者在看过这部书的“导论”之后，不妨先跳跃一下，接着去读书的第八章，包括“竹简”和“政制理论”两节。
　　最后，建议《湮没的思想》中译本的读者，请不要忽略书中各篇竹简的英语译文。

 

名家推荐：

　　艾兰教授对简文的翻译，广泛吸取了中外学者有关的意见，加以折中融会而达到自己的见解，颇有精微之处，值得大家仔细吟味。

     ——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 李学勤

 

　　1993年秋，湖北荆门纪山镇南郭店村的一处墓葬被盗掘直至椁板。盗墓者侵扰之地正是战国中期（前375—前278）楚国都城的一片墓区（图1.1）。有关部门获悉后随即组织荆门市博物馆的考古人员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当地环境和古楚葬俗都适合文物的保存：湖北的气候潮湿，土质粘重，而棺椁内置由良木制成、榫卯相接的分室漆棺，外又以层层细土封实深埋。因此，考古专家之前就已从湖北挖掘出上千座随葬品丰富的战国墓葬，并经常找到木、漆、竹、帛这样的易腐材料。在郭店一号墓，他们则取得了中国考古史上最轰动的发现之一：800余支写有哲学文献的竹简。
　　两个相似的重大发现接踵而至，但可惜它们都不是通过考古发掘而来。1994年，新盗于某战国墓的一批竹简运抵香港，并在当地古玩市场出售。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马承源（1927—2004）闻讯后旋即购回。这批简有1200余支，写有与郭店简一样的楚系文字。其中也有哲学文献，内容比郭店一号墓出土的竹简更为多样。尽管其来源不明，但据马承源估计，上博简的出土地点和成书年代都与郭店简相近。 随后，在2008 年夏，清华大学获赠另一批写有战国文字的竹简，约2500 支。简文内容主要为历史文献，包括与《尚书》文风相似或者版本不同的书类文献，以及记载了西周至战国中期事件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上述三批竹简仍在陆续整理出版中。1998年，郭店简释文由荆门市博物馆整理后以《郭店楚墓竹简》出版，书中含简文注释以及黑白高清的原始竹简照片。b《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则于2001 年开始出版，至2015年3月已出9册，书中含释文、注释、黑白照片以及放大彩色图版。c 而清华简由李学勤主持的专家小组整理，已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5 辑，预计共12辑，分65卷。
　　这些简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思想史有着革命性的意义。从历史上来说，古书的发现就是影响深远的罕见之事。最著名的例子，包括由孔安国（卒于公元前100 年左右）整理的孔壁古文，以及3 世纪从一处战国晚期墓葬（位于河南）出土的汲冢古书，其中以《竹书纪年》最为知名。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到来，古书的发现日益增多。自1973 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首次发现大量古代文献以来，中国的考古学家已经发掘了几十座藏有重要简帛古书的古墓。但是，上述三批以楚文字书写的战国竹书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与中国哲学和历史传统的核心文献密切相关却又有所区别。有些简文是传世文献的早期版本，有些则是闻所未闻。而且，它们与传世文献不同，在秦统一之前就被掩埋，所以并未受到汉代整理者的编辑。
　　笔者在1981 年出版的《世袭与禅让》中指出，对历史传说的化用是战国文献表述政治理论的主要手段，历史传说有调解世袭统治和美德统治之间矛盾的作用。受早年研究的影响，笔者在本书中分析的四篇文献—郭店一号墓出土的《唐虞之道》，上博简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以及清华简中的《保训》—都涉及传说里前王朝时期（predynastic）的统治者尧和舜。这些竹简彰显了贤能政治对世袭继承的挑战，但这类思想却不见于传世文献，想必是因为在秦汉大一统的环境下，这类意见就不复存在了。然而，一旦认识到这样的挑战，我们就会发现关于朝代正当性和天命变化的诸多著名争论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虽然四篇文献的贤能政治倾向都很强烈，但它们没有形成一个逻辑连贯的哲学流派。事实上，除了对尧舜传说和贤能政治的共同兴趣，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相互关联，文献体裁也不尽相同。《唐虞之道》采取了哲学论述的形式，其主旨是唐尧与虞舜的“道”—禅位于贤—方为理想的政治继承形式。一些学者认为该篇属于儒家，另一些则认为它与纵横家、墨子、杨朱等其他诸子学派相关，亦或两者兼而有之。笔者无意将它归于某一学派或与其他已知文献作比较，但会论证《唐虞之道》所反映的公元前5 世纪晚期及前4 世纪早期流传的一些观点。此外，从简文中可以看出，孟子关于天命变化体现在民心向背上的理论，即使未必针对《唐虞之道》，也是对当时崇尚禅位于贤这类思想的回应。
　　《子羔》则是子羔与孔子的一系列问答。在《论语》中，子羔作为孔子的弟子并不出众。而在简文中，子羔询问有关夏商周三代先祖禹、契和后稷超自然诞生之事，孔子一一作答，并用习惯上代指统治者的“天子”一词的字面意思来解释超自然诞生之人与普通人的不同；孔子作结道，这三位天子如果活在舜的时代，也都会效命于圣人舜。简文不但显示出激进的贤能政治倾向，还意味着孔门弟子中有些人的思想在后世会被视作异端。
　　《容成氏》为长篇叙事，其关于上古时代的看法全然不见于传世文献。叙事从尧之前的田园牧歌时代开始，那时人尽其能，统治者皆禅位于贤而非传位于子。尧禅位于舜，而他自己却是通过仁政赢取民心来获得权力的。但禹的儿子启取代禹选为接班人的贤者益而继位，并因此建立了夏朝，这件事在简文中被描述为暴力篡权。在这一衰败退化（devolutionary）的架构下，简文详细具体地形容了夏桀和商纣的恶行，并将开国君王称之为巧妙地通过善政赢得民心从而获取权力的。《容成氏》不仅是唯一声称尧之前就有统治者禅让的文献，其视上古为人尽其能时代的看法也很独特。它还是最早的贯穿不同时代的历史叙事。不过，笔者认为最好是将它置于战国哲学文献的语境中，作为政治理论而非历史记录来读。
　　最后，《保训》的形式是“书”。简文有一短序，接着就是周文王留给其子发的“训”，其中文王援引了两个历史范例：舜以及商人先祖微，两人皆曾得“中”。在传世典籍中，周朝的建立往往与尧让位于舜时对世袭权利的破坏相类比，但传统上并没有记载表明文王或其他周王曾援引舜的先例来为灭商正名。此外，虽然在其他文献中，文王引用了商朝的建立和商纣的邪恶来为他灭商做辩护，但在《保训》中，他将商族先祖作为潜在的典范并将“得中”作为获取统治的手段。这就不再是王朝更替的轮回，而是提出了获取统治的历史范式，使舜和微的传说都在此语境中起到了作用。“中”的含义并不明确，但笔者认为它在这里指地理学和宇宙论意义上的世界中心，而这一概念后来成为哲学意义上的“中”之思想的来源。
　　本书主旨有二。一是从哲学上探索这些近期发现的竹简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发展，尤其是王权的观念和政治继承的理论，有何意义。笔者早年的《世袭与禅让》为本书的分析提供了基础，但本书的考察更为广泛，笔者也没有以往高屋建瓴的理论意图。二是从文献的角度，向哪怕没有出土文献专业知识的人，介绍这些楚简以及相关的解读问题。为此，笔者会提供每篇简文的完整细读，包括英译、分析和解释，以及对历史和哲学背景的讨论。由于这些竹简与传世文献密切相关却又不完全相同，笔者也会探讨它
　　们对于从汉代流传下来的文献的早期发展有何种意义。
　　第二章《历史与传说》将讨论前王朝时期禅让传说兴起的历史背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贵族世袭权力的瓦解。笔者也将讨论古史材料作为表述政治理论的工具在先秦传世文献中所起的作用。最后，这一章将探讨秦朝在中国文献史上分水岭似的意义。
　　第三章《楚文字竹简》将概述三批楚简，包括接下来各章要讨论的四篇简文。对于中国古代文献的流传，以及文献的物质载体对后世文献发展的影响，笔者将提出一个新的假说。此外，关于郭店一号墓的墓主身份以及附近一座女性墓可能为上博简来源的考古信息，这一章也有评述。最后，笔者将讨论整理者隶定简文的过程，并介绍接下来各章结尾处笔者自己释文版本的体例。
　　从第四到第七章，每章专论一篇简文，包括英译、解释、讨论，以及章末含简文原字和不同释读出处的学术性版本。由于简文在文献体裁和思想意涵上不尽相同，它们提及的事宜各不相同，探讨的问题也颇为多样。所以，第四章专论《唐虞之道》，探讨历史传说在战国时代被用于表述政治哲学的做法，简文中的禅让观点与传世文献中的哲学立场的关系，以及发生在燕国的真实禅让事件的历史证据。第五章专论《子羔》，讨论早期儒家的性质，夏商周三代统治者作为超自然孕生之人后裔这一观点所隐含的历史范式，以及禅让传说的兴起与孔子的个人声望之间可能的关联。第六章专论《容成氏》，集中讨论关于上古时代理想政制的乌托邦愿景，以及将圣王当作给自然和人类世界带来和谐的宇宙力量的观念。第七章专论《保训》，因《保训》属于“书”类文献而讨论《尚书》的起源和性质，并解释政治、地理和宇宙论意义上“中”的概念。而在第八章《余论》中，笔者则反思了这些竹简对20 世纪以来关于历史和文献真伪之争的启示，统治者作为宇宙中心范式的含义，以及上古圣王统治传说之兴起与孔子之声望的关系。

　　艾兰（Sarah Allan）是研究早期中国的历史学家。1945年出生于美国，1974年获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博士学位。1972—1995年年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任教，1995—2016于美国达慕思大学任特聘教授。现为美国达慕思大学荣休教授，并任《早期中国》主编，早期中国学会会长。与李学勤、齐文心合著《英国所藏甲骨集》，与李学勤合著《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专著包括《龟之迷：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增订版）、《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新译本）、《水之道与德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增订版）、《早起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增订版）。

　　“艾兰文集”之五《湮没的思想：出土竹简中的禅让传说与理想政制》，结合新出竹简，探讨战国时期思想家们关于禅让传说与理想政制的阐发。由于艾兰教授有着深厚的文献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素养，因而文集中所收的作品，在吸收了大量新材料的基础上，结合西方新理论如结构主义等，融会贯通，新意迭出，创见尤多。本书是以新公布的战国竹简为主要依据进行文献释读的学术专著，对20世纪初期古史辨运动以降有关传世文献和历史的争议的进一步分析、考证、释读。

第一章 导论......1
第二章 历史与传说...... 8
第三章 楚文字竹简......24
第四章 《唐虞之道》：崇尚禅让...... 75
第五章 《子羔》与早期儒家的性质...... 135
第六章 《容成氏》：禅让与乌托邦想象......186
第七章 《保训》：得中而成王...... 283
第八章 余论...... 339
参考文献...... 353
致 谢...... 393
译者后记...... 395

《容成氏》：禅让与乌托邦想象（节选）

　　若作为史书，那《容成氏》应该是中国传统中最早涵盖多个时期的历史叙事。尤锐（Yuri Pines）认为它是《史记》的先驱。 不过，笔者在下文中会提出，历史传说是任人摆布来传达特定意图的，而简文也会被理解成政治理论的表述。这意味着《容成氏》应被当作哲学著作，而非历史著作或哲学文献中所见历史事件的叙事版。换句话说，它不只是历史记录，而应被解读为一位思想家的作品，思想家希望用一种特殊的统治哲学来说服包括统治者及其追随者在内的其他人；用中文术语来说，它应是“子”而非“史”类的作品。

　　《容成氏》的哲学立场与传世哲学文献中的有显著差异，简文对有些历史传说的化用也独一无二。然而，权力更迭传说的化用模式体现了一种贯彻于简文中的政治哲学，其政治理想是，由贤者掌管的政府宽容而节俭，关怀包括社会最底层在内的全体人民的福利。简文所强调的，并不是将天命作为使统治者正当化的工具，而是天地的和谐。

　　简文中的历史之初是一种乌托邦愿景：在最早的统治者治下，无论是变成统治者的圣人，还是被派往沼泽捕鱼的焦虑之人，人人都按其才能效力于当世。将这一完美和谐的时期设在尧之前的时代，呈现出衰败退化的史观，也反映出对王朝更替思想之信念的崩溃。简文叙事终于周朝的建立。在历史的发展中，税收、刑罚和战争等政治机制增多了，个人道德则减弱了。但是，施善政于天下的贤者之治，周期性地恢复着社会稳定。而那些贤者要获得权位，要么通过受禅，要么通过赢取天下人心。

　　笔者将在下文提出，将完美时代置于历史之初，其作用在于制造出一种历史变迁的进化论（或退化论）范式，以区别于王朝更替。笔者还将指出，《容成氏》所青睐的是，在理想情况下，最贤者受禅而治，然而在不可能有禅让之时，最贤者就要通过宽容节俭的善政来赢得民心。因此，在简文作者的时代，通过善政来赢取民心就是得天下的恰当（以及最可能的）方式。简文中，代替天命思想的是天地和谐的思想。虽然其行文和哲学与众多传世和出土文献相关，但简文包含的历史架构和哲学思想则与其他已知文献区别显著。《保训》：得中而成王（节选）

　　《保训》出版后，学者已对整篇文献和特定文字提供了许多各不相同的解读。学者对一篇文献里特定文字的解读，不可避免地与对其他文字的解读以及对文献整体—包括其年代以及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中的地位—的阐释纠缠在一起。对《保训》篇文献解读的关键就在于“中”的含义。战国时期，“中”的含义因其论述的语境有别而不同，可以有关哲学、宇宙论、宇宙志、卜筮或自然地理学。因为这些领域对其含义来说在概念上都是相关的，它们不大可能被清楚地区分开来。笔者以为，认为“中”的不同含义互相排斥的认识是错误的。

　　在笔者看来，“中”在《保训》里的含义主要是宇宙论上的。宇宙论和仪式上的世界中心曾有地理上的实体，即河南嵩山周边的区域，传统上被理解为天下的中心。在《保训》里，文王告诉其子，要想统治天下，他就必须得到这一中心。如果《保训》成书于战国时代—这似乎最有可能，理由见下文—那我们就应料到“中”在被使用和接受时会有一定的多义性，这在《保训》里也是可能的。

　　接下来，笔者首先会给出释文。然后，由于释读以笔者对文献与“书”形式上之关联所具有的含义的理解为基础，笔者会提出一种有关“书”的起源和特征的假说。笔者认为，“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独立于传世《尚书》而存在的文献体裁。其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其所谓的即时性（contemporaneity），所以无论《保训》事实上是何时所著，它都应该从文王临终时的角度来解读。因此，文王遗训所传达的信息无关乎取得天命（他已得到），而是有关他的儿子应当如何做才能使天命成为现实并从而建立对天下的统治。

　　随着对“书”的讨论，笔者会阐释简文并讨论隐含的历史范式和“中”的意义。尽管《保训》的背景设定为周朝的建立，但笔者认为其历史范式尤为适合再无强大的周王或周朝来支配中原之后的时期。与传世《尚书》归为周王的篇章中以商朝建立者为例来企图使改朝换代正当化不同，文王向其子提倡的模范统治者是明白中心之重要性的君王。这个中心既是实际的—河南嵩山一带—又是宇宙的。想要成为王，并作为天子而据天命来统治，就必须在实际上和象征意义上都得到这一中心。

 

竹简的年代和来源（节选）

　　我们不知道《保训》著于何时，只知道它成书于文王末年（约公元前1050）和竹简入葬的年代（约公元前300）之间。不过，它谈到尧禅位于舜之事，表明它是东周而非西周的文献。如笔者在上述几章中所讨论的，尧舜禅让传说的兴起与孔子崇拜在公元前5世纪的发展大约同时。a 西周文献和铭文都没有提及尧或舜。此外，尽管《尚书》以《尧典》开始，那些归于西周君王所作的篇章只包含了一种王朝更替的范式，用来使周王的统治合理化、正当化。它们也都无涉于前王朝时代或者尧舜；事实上，尧舜在今文本《尚书》中的《虞书• 皋陶谟》篇之后就没有出现过。b 因此，假如《保训》是西周文献，那它提到尧舜禅让就比任何传世文献要早几百年；作为追述尧舜和上甲微时代的周代文献，与《尚书》相比它也会是独特的。

　　不过，简文或许包含了更早的材料，或如笔者在下文中将提出的，还牵涉到在战国时代的楚国获得发展的更古老传统。如上所述，《尧典》使用了四方之域及其人民的称号，与商代甲骨卜辞中的四向四方及相关的四风大致对应。这些名称见于《山海经》，却不见于周代文献。与之相似，在《保训》中，文王讨论了上甲微，后者在甲骨卜辞中作为一个强大的古老祖先而显得突出，是其宗族中被定为十日（后世称为“天干”）之一的第一人，并因此在举行仪式时是受祭拜的最高先祖。其名字也见于《山海经》却不见于周代文献，在传世哲学著作中的历史架构里没有任何角色；但如下所述，他还见于《楚辞• 天问》。

　　当笔者在《龟之谜》中建构商代十日神话在周代失踪的理论时，许多文献证据就来自于《楚辞》、《淮南子》和《山海经》。笔者认为商代有关十日的神话并不为周人所共享，却在南方保存了下来，因为“商人与南方的交通往来要容易和频繁得多，而后来周人的渗透和影响受到了较多的限制”。 近年来关于二里头和商代早期所铸青铜的金属来源的考古研究支持了这一想法，即中原和后来发展出楚文化的长江流域之间有着古老的关联。湖北黄陂的商代早期遗址盘龙城，看起来就是一处交通枢纽，对于理解这种关联尤为重要。

　　支持楚文化与更早的商朝之间有密切联系这种假说的证据见于清华简中的另一篇文献《楚居》，其中记载了楚人的迁徙。尽管我们认为楚国是中心位于长江流域的南方国家，但其地理历史复杂，与河南南部的多处遗址以及其他更南方的地区有关联。《楚居》一开头就讲述楚国祖先季连与商王之子盘庚的会面。a 据《史记》载，盘庚是令商都迁殷的商王，而今文本《尚书》中就有一篇归于盘庚的讲话。这至少证实了战国时期的一种传统说法，即楚国和商朝王室之间存在古老的关联。因此，虽然仍无法给《保训》提供确凿年代，但笔者的推断是，它是成书于楚的战国时期文献。而在传世典籍中周书里所见的王朝更替理论，对于楚国统治者的壮志宏愿来说无关紧要，因为周的权力已经衰落了。